第一次：1950年－1953年的朝鲜危机

　　1950年10月25日，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为挽救败局，建议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1951年4月，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九十月间，美军进行了核战演习，且公开报道。一时间，核战争阴影笼罩朝鲜三千里江山。对此，中国方面已有所估计并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通过舆论加以揭露。后因顾忌苏联的力量，杜鲁门没敢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1953年3月，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又扬言要在“韩战”中使用原子弹。然而，这位前盟军总司令最终也未敢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

　　第二次：1955年金门马祖危机

　　1955年1月18日，我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对此，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先后发出了核威胁，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主动撤出金门、马祖而固守台湾的主张，蒋坚决反对。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准备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声明。4月26日，杜勒斯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解放军对金马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恢复平静。

　　第三次：1958年炮击金门的危机

　　为打击国民党自1957年以来不断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万炮齐轰金门。艾森豪威尔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协防台湾。据已解密的《1945年7月至1977年9月：核武器部署与监护历史》透露：一是在1958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时，美参联会曾计划对中国实施有限的核打击。二是美参联会主席特文宁在9月2日的会议上提出了核打击策略：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7千吨－万吨的小型原子弹，看看中国的反应。三是美国1958年在台湾部署两种核武器，分别是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和核炸弹。四是从1958年起，美空军不断派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Ｆ100战斗机到台湾轮换。9月4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又一次力促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日，美参联会主席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在必要时下令向中国大陆方面投掷原子弹。

　　这次危机得以化解的最重要原因，是9月底10月初毛泽东和中央意识到美国迫蒋介石放弃金马的意图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做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以后金门炮击打打停停，至10月25日，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

　　第四次：1963年欲对中国核设施施行“绝育手术”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中国于1955年初决心开始研制原子弹。美国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并通过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企图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但苏联拒绝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由于美国与苏联联手计划告吹，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奈，终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第五次：1969年中国面临“外科手术核打击”

　　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核打击”。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向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让一家不太起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了出去。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果断地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中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1969年10月15日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计划。勃列日涅夫不信，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至于中国，这时也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吨－2．5万吨的原子弹进行实战性演习爆炸。随后中国又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吨－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其领导人出于多方面考虑，于10月20日在北京首开两国边界谈判。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

　　（摘自《政工研究文摘》，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