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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马六甲渔村的渔民正在捆绑从废墟中拾拣的干木柴
【作者】本报首席经济学家 高小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5年2月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在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的文章：“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令中国贫穷人口大幅减少，但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依然严重；然而，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令百姓得以摆脱贫困，贫困者得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一点更为重要。”不知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语言不好，还是那家报纸的翻译问题，这段话罗嗦得让人不敢恭维。不过，他的判断我是击掌叫好的。我觉得他确实是高人，比国内知道“什么问题重要”。
中、印市场厚薄与贫富差距
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看好中国和印度，却少有人注意两国收入差别跟经济增长的关系。2003年初，哈佛大学两个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比较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引起国内一片哗然。那阵子，我在给新华社的一家媒体写专栏，于是写了《印度：中国独舞的终结者？》。我说，印度在金融和高科技市场无疑强过中国许多，但就比较中印发展来说，这并不重要。两国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重要的是能否将自己的劳动市场化。一个社会，只有人与人有着密切的相互需要，才会逃脱治乱循环的宿命，才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印度这方面离中国还很远，它的市场容纳不了几个人，因为农民大多是无法利用金融和电脑知识挣钱的。中国的制造业却容纳了许多肌肉密集的劳动。
文章发表后被到处转载，那家媒体老总让人电话对我表示感谢，说文章让他们在北京的零售量大增。但是，最让我高兴的还是，知识的真假得到了验证。当年夏天，北京有关部门打来电话说我的推论很准，印度国大党上台了。我文章隐含的推论得到了验证。既然市场好处不能给多数人分享，执政又由选票多少决定，穷人对市场的胜利，情形也只有如此了。后来北大周其仁教授也写了一篇谈印度的文章，说到了一个可观察的事实：印度每天收入一美元以下的有3亿人。我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数字大体是逐年降低的，现在约在6000万以下。既然印度那个市场的好处无法让多数人分享，印度的贫富差距大才合逻辑。否则，我的推论就被反驳、证伪了。
事实与情感哪个重要
旧事之所以重提是因为，近来收入差别比印度小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反映似乎比印度激烈许多。不少专家掏心掏肺地大讲贫富差距，标榜良心。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差距肯定比计划经济来得大，因为这种机制奖励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轻视和淘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无法想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人却可以让市场满足他的需求。当然，由于中国处在转型中，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场甄别的结果，还有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但是，我们对贫富差距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一、收入差距主要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富裕如果大多靠贪污寻租受贿而来，中国经济是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的，因为那样的社会人们没有生产的激励；第二、中国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就那么危险。好些专家的良心让我感动，但我觉得他们的本职应该是贡献有关事实和事实之间关系的确切知识。如果只说良心，我看不出专家与普通人有多大不同。
解决贫富差距，市场比行政更有效
事实上，许多人在很动感情地谈收入差别，谈解决办法，谈政策建议的时候，已经把中国收入差别当成是一种确凿的危险了。我不知道这是根据哪个标准来确认的。去年我在成都接待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位朋友，我问，我国现在的城乡差别比当年英国圈地运动时还来得大吗？他说是的。我问怎么讲，他没讲。我以为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否则很可能把本来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又诉诸于行政手段。用行政解决，结果是否理想，看看我们多年来扶贫基金的使用效果就知道。即使收入差别过大是事实，增加就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而增加就业要尊重市场和企业家。事实上，从解决就业，解决收入差别的效率上看，行政办法远不如被我们许多专家谴责的“血汗工厂”作用大。
既然是专家，面临问题，应该比普通百姓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诺奖得主那样。多讲很得罪人，我只说个最新事实就闭嘴。新加坡《海峡时报》2004年12月20日刊登了一篇专家文章，2003年新加坡接待了来自中国大陆的56.85万名游客，他们只消费了2.7亿美元；相比之下，30.95万名印度游客却消费了4.1亿美元。不知你想没想到中印之间的收入差距。
链接：国内知名学者激辩“收入差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5年2月17日下午，数十位国内最顶级专家学者在钓鱼台国宾馆参与了一场针对“收入差距”的激情辩论。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即便没有腐败，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怀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地区差距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
央行行长周小川从金融角度提出了自己观点，他认为城镇化和社会保障的完善对缩小收入差距非常重要。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特别强调对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收入增长和分配两个目标可以同时达到。
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持相似意见，认为增加公共支出很重要。（摘自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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