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冲

　 伯尼·桑德斯是来自佛蒙特州的无党派众议员。他属于自由派，性格孤僻，在美国国会人缘很差。因此，他支持的议案很少获得通过，许多议员只要一听说是他提出的议案，就立即表示反对。

　 然而，一涉及到中国，桑德斯的命运就有了转机。今年2月9日，桑德斯联合其他61名众议员联名提出了一项议案，建议取消同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公布后的几个小时内，许多议员就热情地前去和桑德斯握手，表示“我支持你”。

   “在国会，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他们政见有何不同，共同的一点是：他们越来越反对中国。”约翰·驰华特在中国记协主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告诉记者。驰华特先生是美国驰华特公司总裁，资深院外活动人士，有着在美国国会系统工作35年的经历。反华议案最近比较多

　 最近3个月，美国国会涉及中国的议案颇多。

　 中国“两会”即将开幕，将审议《反分裂国家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对此非常关注。2月18日，多位众议员共同提出议案，要求布什政府对中国制定反分裂法表达强烈反对立场。在22日的一场研讨会上，美国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的助手也表示，反分裂法的通过可能会使台海紧张局势加剧。

　 2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1票对3票通过了第57号决议。决议敦促欧盟维持对中国的武器出口禁令，并要求美国总统布什出访欧洲时向欧盟表达美国的立场，并向国会通报讨论结果。对此，驰华特先生说：“这一决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仅仅是众议院议员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观点。但是，国会议员大都不太懂国际事务，这些决议案会影响其他议员对中国的看法。”

　 其实，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反华议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中美建交至今，美国国会的反华声音从未间断过。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核间谍案、考克斯报告等诸多中美冲突焦点的背后，都有国会的“策划”和推动。

　 丁孝文在其所著《走进国会山》（2004年7月出版）一书中写道：“近5年，（美国）国会平均每年提出80多个涉华议案，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中95％以上的是批评、指责中国，或者是对白宫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的。”丁孝文是中国外交部官员，曾在中国驻美使馆担任外交官数年，对美国国会的情况深有研究。

　 驰华特先生也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是美国国会分析、关注最多的国家。”他说，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和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每年都发表针对中国的报告。

　 对于最近3个月涉华议案较多的情况，一位研究美国国会工作的资深外交官告诉记者，美国新一届国会开始时，往往都是二三月议案较多，到六七月再进行审议，这是规律。另外，议案的多少也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关联。

　 美国国会反华声浪高

　 美国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两部分，前者代表美国50个州，后者每人代表约50万选民。他们由选民投票选出，为自己代表的州和自己代表的选民利益说话。这些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反对中国呢？

　 驰华特先生告诉记者，首先，国会存在诸多委员会，从军事、经济、国家安全等角度看待中国。许多院外活动人士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推动议员们提出反华提案。

　 其次，在美国许多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代表本地选民的国会议员往往会把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当做替罪羊。驰华特说，中国要建迪斯尼公园，要举办奥运会，要购买大量波音飞机，这些事情在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其政治上的正面影响却在下降，甚至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议员们和产业界、公司总裁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有人问，既然中美经济关系好，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我告诉他们，议员们关心握有选票的那些人，尤其关心那些因为失业而生气的人。”驰华特说。

　 第三，“外来因素”的影响使然。台湾问题，人权、民主、西藏、法轮功等问题，都对议员们产生影响。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他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议员对选民负责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白宫可以从国际战略、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等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但议员们不这么思考问题。”正如一句形容美国政治的名言所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另外，美国议员的观点普遍比较保守，强调人权、价值观等因素。”袁鹏说。

　 在分析台湾问题作为“外来因素”对美国议员的影响时，袁鹏认为，这涉及到历史传统、制度、情感、利益、具体操作等方面。

　 从历史传统看，早在二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就与美国打交道。例如，胡适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时就曾广交议员朋友。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与美国的联系交往从未间断。在制度、情感上，美国认为台湾是民主社会，与美国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台湾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给议员以种种“实惠”。

　 如何看待和应对反华潮

　 谈起美国国会的反华传统，一位驻华盛顿多年的资深记者说，根本原因在于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是“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美国批评中国，中国不必太在意，太在意是“弱者心理”作祟。应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外交部一位曾长期驻美的官员也认为，意识形态是美国议员反华的主要原因。

　 不过，面对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势力，中国在外交上应该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作为国会系统的资深人士，在被问及中国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驰华特笑了笑说：“我没有解决方案。”但在中山大学演讲时，他曾经委婉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介绍说，日本也曾遭遇美国国会的反对，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美国建工厂解决美国人的失业问题。但他认为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说可能“行不通”。

　 袁鹏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中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驻美使馆成立了国会组，全国人大也和美国国会建立了交流机制。

　 外交部一位官员也向记者透露了中国对美国国会工作的重视。这位官员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开始加强对美议员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购买波音飞机，就在当地（西雅图）搞个仪式，把当地在国会的议员请回去，增加他们的成就感。这位官员说：“但是，我们不能借用台湾的某些手段。”

　 这位官员以“请进来、走出去”概括了中国对美国议员的工作。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的交流就是其中之一。据介绍，最近几年，平均每年有十几批、每批10人左右的美国议员访华，虽然他们不能因为访问中国就改变政见，但至少在中国期间表现友好，也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领导人访美也常常会见一些重要议员。据最近出版的《江泽民传》记载，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到晚上11时，但第二天还是和50名议员共进早餐，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记者采访的外交部官员认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有两点必须铭记：一是必须以国力为后盾，国力强，则影响大；第二是不断探索，希望今后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