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南香红
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困局。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国际婚姻的一方，一个现实而苦涩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很多人要面对离异导致的子女归属之争。而跨国婚姻的特殊性决定了类似纠纷要遭遇法律、文化、习俗、观念的巨大差异。或许这是跨国婚姻必然要承受的风险。
8岁男孩的痛苦，被忽视了
一大早，8岁男孩将之就来到拘留所里探望妈妈，他有十多天没有看到妈妈了，他想，他可以接妈妈回家了。
探视的人很多，他耐心地排了50多分钟的队。在排队的时候，他想他一定不要哭，他要做得乖一点，要让妈妈高兴。
当他第一眼看到妈妈的时候，他果然做到了不哭。
妈妈在大玻璃后面，他不能抱住妈妈，这让他不安。
“将之，妈妈对不起你，本来妈妈答应给你开圣诞party的，妈妈没有做到。”妈妈在大玻璃后面说话，将之连忙摇头。
“将之，妈妈知道你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妈妈是中国人，这使你不可以像日本小朋友一样，天天看到妈妈。以后就没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会说妈妈的坏话，你相信吗？”
将之连忙摇头。他不敢说话，因为他害怕一说话把眼角撑开，眼泪就要流下来。他知道他一哭妈妈就会哭，妈妈只有特别特别伤心的时候才哭。
“将之，长大了一定要到中国来找妈妈，你如果同意就把你的手放在妈妈的手上。”
隔着拘留所的玻璃，将之的手和妈妈的手合在一起。
将之一跑出拘留所大门，就蹲在地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不知道这个8岁的孩子是否能理解爸爸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但他知道妈妈和爸爸不再好了，他从小生活的家就像一块突然裂开的大陆，再也无法重新合起来，他的命运被残酷地改变了。
他不知道来拘留所看妈妈是大人们之间的一个交换：将之被爸爸带走，妈妈被释放出来。
12天前正因为妈妈不愿意把将之带上法庭，交给他的爸爸，所以妈妈才失去了自由。
哭累了的将之在车上睡着了，当他睁开眼时，他看到了他的父亲、大伯、三个律师和另两个男人，他一下子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事，他一把抱住了司机的腿，大声喊着“救命”。
他发疯一样地哭，爸爸、大伯、律师轮番围着汽车说话，他们要他下车。后来，大人们失去了耐心开始动起手来，将之抱不住司机的腿了，又双手抓住车门。最后，将之的十个手指头被一个一个地掰开，拉上了爸爸的车。
大人们永远是对的、正确的。他们手里还有法律、律师、警察，他们都在做正确的事，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不需要和小孩子商量。而8岁的将之能与大人抗争的就是哭喊。
一年多来，将之就像是一个包着财富的包裹，被大人们轮番争抢。
8岁的将之不敢独自上厕所，他常常宁愿把粪便拉在裤子里也不去厕所；他的嘴合不拢，口水不知不觉地往下流；他变得非常肥胖，吃东西的时候永远不知道饱；他怕一切生人，只要有人敲门他就躲在电视机后面。将之的妈妈带他去了东京“儿童相谈所”，儿童所认为将之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母子分离不安”、“外伤压力精神障碍”、“封锁恐惧症”。这是心理医生的诊断。
就在将之跟着妈妈每周三次接受心理医生指导的时候，将之的监护权归属的法律判决也到了最后执行日，将之必须离开妈妈到爸爸那边去，尽管他表示“死也不离开妈妈”。但是法官和爸爸不愿顺从和照顾他的心理感受。
“爸爸，你不是说很爱我吗，你不是说把我放在眼睛里你的眼睛都不会痛吗，为什么你要把我想要的都拿走呢？”将之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他没有印章，就在信的末尾画了一朵花，签上“8岁将之”，他说只有看见这“花的印章”，爸爸才会相信信是他写给爸爸的。
被争夺的儿子
将之还不知道，带给爸爸妈妈这段异国婚姻的，正是他自己。
就在将之降生前的一个月，将之的日本籍爸爸菅原喜仁和中国籍妈妈张宁娜结束了同居十年的生活，登记结婚。
1986年10月26日，25岁张宁娜前往日本留学，这年的11月认识了40多岁的菅原喜仁，12月，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而此时的菅原已有妻室，有一儿一女。将之的即将出生终于使菅原做了决定，结束了和前妻的婚姻关系。
“1996年，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菅原安排了夏威夷的旅行，并偷偷安排了一个浪漫的婚礼，为的是给我一个惊喜。”张宁娜的回忆里曾有甜蜜。
这是一个跨国的婚姻，在这个跨国婚姻之下还有跨国的经济贸易。“中日贸易公司”是菅原和张宁娜一手做起来的。将之出生之时，正是公司最鼎盛的时期。日本的13家上市纺织公司被搬到中国，社长菅原被评为全日本100个优秀企业家之一。
将之三岁前，妈妈总是把他背在身上往来于谈判桌、工厂之间，“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乘6次飞机，比空姐坐飞机还要多”。
在日本，妇女大多是呆在家里相夫教子的，但张宁娜要打理公司，中方的贸易全部靠她。毕业于经贸大学的她在经营方面显示出了才能，就算是在中国，张宁娜也要被归类于“女强人”。
这个家庭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感情的裂痕却开始出现了，直至局面闹到无法收拾。
将之是跨国婚姻结下的果实。当这个婚姻出现问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将之留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
将之的爸爸对此困局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将之的护照藏匿起来，让将之不能回中国。
将之的妈妈则不停地去重新申请护照。张宁娜认为将之有到中国探望外婆的权利，并且在将之小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东京有五个申请处，张宁娜去了三处，但都因护照没有丢失而被驳回。
将之的爸爸要将之留在日本，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已经62岁，并且因为糖尿病恶化而双目失明。
将之的妈妈在上海古北区的面向日本人的学校附近买了房，她希望将之在中国上学，她也好一边照顾将之一边做生意。
但有一件事双方都明白，但又都不愿意说破：将之无论去哪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在大人的控制之下而长时间无法去另一方的国家；将之不论跟谁，对另一方来讲都要和孩子分离，并且国情、法律、时间、空间的隔离都使另一方看望孩子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2003年8月10日，张宁娜从中国回到日本东京的家，发现丈夫、将之和保姆都不知去向，家里的门锁着，没有钥匙的她翻窗进入室内，看到了桌上丈夫给她留下的离婚决定。丈夫已经请好了律师。
这是丈夫第一次将将之悄悄带走。
孩子十几天毫无音讯，张宁娜写信给菅原，说他们夫妻风风雨雨十多年，现在刚刚生活变得好起来，希望能够得到调停。
2003年12月，菅原向东京裁判所申请将之监护权离婚前保全裁决，他认为张宁娜有将将之带回中国的危险，要求法庭将孩子离婚前的监护权判给他。而他带孩子出走的行为，竟也成为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事实。
张宁娜曾以全面停止中日贸易公司的中方业务为条件，与菅原谈判，希望以公司来换回孩子的监护权，可是菅原提出的条件让张宁娜不能接受。于是张宁娜停止了中方业务，公司宣布倒闭。
2004年4月，东京裁判所离婚调停不成立。
离婚局面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双方都明白，除了财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将之。“如果在将之和财产之间让我选择，我可以分文不取，只要将之！”张宁娜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
“大出意料”的裁决
双方都请好了律师，亲情要一试法律的刀锋。将之的命运只能依靠法律裁决。
张宁娜说她不懂日本的法律，在她看来，年幼的孩子跟母亲生活是理所当然。她的理由有四，一是孩子的父亲双目失明，是一级残障；二是公司倒闭，丈夫的经济状况和她相差甚远；三是自己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没有问题，孩子的意愿也是跟母亲；四是日本10岁以下儿童83％左右都是给母亲的。
但是，一次次的法律交锋都让她大出意料。
2004年6月21日，在婚前监护权归属尚未做出裁决之时，菅原的哥哥到将之所在的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把将之带走。这位60多岁的大伯对学校说当天东京裁判所要对将之监护权一案进行裁决，需要将之出庭；而对将之说是带他到迪斯尼乐园去玩。
东京涉谷区本町小学校长岛崎均事后为此事做了书面证明，他写道：菅原将之缺课数月，这是和日本义务教育原则相违的。他担心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是否能够照顾好孩子。
这个阶段，日本的中文报纸《中文导报》以“离婚案引来夺子之争无辜孩子逃亡悲剧”为题进行了报道。
张宁娜得不到儿子的一点消息。打丈夫的移动电话停机；打孩子大伯的电话不接；到京都的哥哥家门口守候，得到的是巡警的驱赶。张宁娜于是决定请私家侦探。当私家侦探打探出菅原父子在热海时，张宁娜赶到那里，却已人去房空；当得知他们在东京时，赶过去却得知人家刚刚退房……
2004年7月28日，就在她找到孩子的时候，东京家庭裁判所的监护权保全案做出结论：菅原被指定为孩子离婚前的监护人。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说菅原身体无大碍，二是说每年有2000万日元的高收入，三是有保姆可以带孩子，而我是每年有250天在中国工作，有可能带走孩子再不回来。”
张宁娜说，菅原出庭的时候得两个人搀着，“他连座位都摸不到，这些法官又不是没看到，为什么一级残障还会说身体无大碍？公司已经倒闭，菅原的经济来源只有伤残金，法庭是怎么进行调查的？”
张宁娜不服，提出离婚前监护权上诉。
2004年9月6日，张宁娜接到儿子将之的求救电话，将之在电话里哭：“是妈妈吗？我是将之，你一定要救救我，我要找妈妈。”
“我知道我贸然去接孩子是违法的，但我对孩子的哭求不能不管。”张宁娜冲到京都，将孩子接回东京。
“我在京都车站给学校打了电话，给东京警察打了电话，并用手机向警方发去了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安全的照片，我希望他们知道孩子和我在一起很好，我没有绑架我的孩子。”
但是菅原在第一时间报了警，并向东京裁判所提出了“人身保护”申请，指认张宁娜为儿童“拘束者”，把张宁娜告上法庭。
京都警署的逮捕令当天晚上就到达了东京，东京警察立即找到张宁娜和将之的住处。但他们在和将之谈话后确认并非儿童绑架刑事案件，因而将逮捕令退回京都。
东京地方裁判所人身保护庭派出国选律师进行调查，国选律师的调查结论是：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宜和母亲分离，建议在离婚判决之前张宁娜在自己家附近找一处房子，便于孩子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回到熟悉的朋友中，也便于孩子自由往来于菅原和张宁娜之间。
就在东京地方裁判所进行调查期间，菅原再次向东京高等裁判所人身保护庭申请“人生保护”，要求张宁娜归还孩子。高等裁判所在菅原申请的当天就下达暂时决定，要求张宁娜还回孩子。
“我没有理它，我儿子说死也不去，我不能强逼着孩子去。”张宁娜说，并且她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将之的心理医生，医生的建议将对将之的去留起决定作用。
但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国选律师将去调查医生的前一天，东京最高裁判所的最终裁决下达了：离婚前孩子的监护权归孩子的父亲。
此时的张宁娜再不交出孩子就面临着拘禁。到了2004年12月17日，法庭规定的最后期限，她还是没有将孩子带到法庭。此时，她明白她可能最高被判两年的监禁。
“在头一天晚上，我和将之谈了话，我问他愿不愿意去法庭跟爸爸走，他说死也不去。我就对他说，妈妈不会让你去，妈妈会保护你。”
抗拒的结果是，张宁娜在法庭被拘禁。
2005年2月18日，菅原喜仁和张宁娜的离婚案一审判决下达：准予离婚，孩子的亲权和监护权判给菅原喜仁。
亲子分离的鬼门关？
如今，张宁娜已经回到上海，但她并不准备就此放弃，她还想赢回这场夺子之战。
而现实情况清晰地显示，这个愿望的实现难度非常之大。
记者就此案曾咨询过多位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致认为，在此案中有日本籍身份的菅原喜仁多少占据了“主场优势”，而张宁娜的弱势在于在日身份不稳定，对日本离婚法律不熟悉，以及在法律背后的文化、观念、习俗等方面不占据优势。
张宁娜在日本19年，竟一直拿着日本人配偶的3年定居签证，而孩子是日本公民，法庭会考虑作为日本人在本国居住生活，因此判给父亲的可能性就增强许多。与此同时，张宁娜为了公司的业务“一年有250天在中国”，成为她的致命伤。
日本报纸《中文导报》说：许多外国人称在日本的国际离婚是“BB”离婚，大多数日本人在离婚后会把一段失败的婚姻彻底斩断，不但自己不再见前妻或前夫的面，而且拒绝对方再看到孩子。
这份报纸说，日本的民法没有离婚后孩子会面的相关规定，虽然家庭裁判所承认会面一说，但却严格规定每月只有2个小时的会面时间。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日本没有免签条约，而日本也没有因“与孩子会面”而签发的签证，所以没有了监护权对中国母亲来说就等于永远失去了孩子。该报引用儿童组织日本热线的负责人麦克的话说：由于得不到亲子监护权，离了婚的外国人只能生活在失子的阴影之下。要么回国，把自己在日本的婚姻和孩子从生命中一笔勾销，承认生命的残缺，要么为了能守在孩子身边非法滞留，要么铤而走险冒着违法之险将孩子偷偷带回自己的国家。
因此这张报纸刊登了一幅东京高等裁判所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这里发生过许多场夺子之争，这里也被称为外国人与亲子永别的鬼门关”。
“判我这个案子的法官是西田昭美，这个人的名字中国人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细菌战诉讼的评审法官。”张宁娜说。
张宁娜目前面临的就是永失孩子的危险。她说她并不知道在日本孩子的亲权是单方面的。她的律师始终没有告诉过她，当亲权判给一方时，就意味着另一方和孩子没有法律关系了，拥有亲权的一方可以将孩子过继给任何人，也可以不给妈妈。这是张宁娜不能接受的。一位母亲会因为一纸法律判决而被剥夺做妈妈的权利，这样的法律规定在世界其它国家并不多见。
东京家庭裁判所曾向张宁娜提出一个探视方案，规定张宁娜每两个月有一小时的探视时间，张宁娜没有接受。目前对张宁娜不利的是，她有一个“人身保护庭”的案件在身，随时都有被取消探视权利的危险，而她的护照又将在今年3月15日到期。“是他们逼着我去抢儿子”。
“什么都可以割断，但亲情是割不断的。”张宁娜说，“儿子永远是我的，再严厉的法律也不能否定这一点。”2005年1月6日，张宁娜从东京拘留所一出来，就买了礼物前往京都探望孩子。她说她答应过孩子要给他圣诞礼物的，她也特别担心孩子的精神状况。
张宁娜一出现在菅原的住宅前，一家人立即关门关灯，让将之不要出声，并报了警。
张宁娜只好在门外对将之喊话：“将之，妈妈来看你了，将之，妈妈没有忘记答应你的事，你的圣诞礼物放在这里了，将之，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
残酷的现实已经呈现在眼前。自从拘留所一别，张宁娜再也没有见到儿子，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没有任何可以得到儿子消息的渠道。她一连几个月盘恒在日本，不断地申诉，到日本法务省、教育省、驻日大使馆、裁判所；她不断地寻找儿子的踪迹，东京、京都、学校、菅原的家。为了能远远地见孩子一面，她常常躲进汽车里，在菅原的住所附近一等就是一天。
一年多来，张宁娜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每天晚上只有两个小时的睡眠，脑子都是儿子”。
在争夺儿子的大战中，家底殷实的张宁娜已经花去了300万人民币，这在一般的母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张宁娜正在准备继续上诉。
“我可以不要命，但必须要将之。命都可以不要的人，谁还敢和我拼？”张宁娜像一只发怒的雌虎，怒目圆睁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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