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

　　看看下面一组数据，人们就能体会到这种贡献的分量：

　　——农业税。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农民以税赋形式所作的贡献，几乎贯穿了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农林特产税。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从1983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林特产税1366.25亿元。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有种种无法统计的数字，比如多年来实行的“三提五统”和各种费用，农村义务工等等。

　　农业在付出的同时，得到的却很少。我国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是高付出，一方面是低投入，这中间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俞国生代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就像人的脸面，农村是人的“五脏”。不但要“脸面”好看，更要“五脏”健壮。

　　近两天，代表们从各地带来的信息表明，“三农”在2004年画出了一道美丽的上升曲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幅度，都是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然而，代表们在谈及“三农”问题时，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冷静的思考：

　　2004年农民增收，是政策增收、涨价增收、打工增收。2005年虽然也有政府财力的支持，但要想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有大的增加，难度较大。粮食价格也不可能像去年那样上涨。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

　　2004年的各项财政政策因素的直接增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了。今年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工资低，农民不愿干；技术要求高，农民干不了；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想干。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也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有些地方城市是三五年大变样，农村是十年八年面貌依旧。农业养育了工业几十年，现在该是工业回报农业的时候了。统筹的责任更多地落在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

　　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说，“三农”问题要靠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解决，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中央一号文件透出的信息正是：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思路，让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施惠农业和农村，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力促农民增收。有了这一保障，我国才能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

　　一些代表还提出，城乡统筹，主要的不是农业部门的统筹，而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尤其是掌握资源分配的部门要从思想观念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链接一：9000万农民工不是城市“过客”

　　9000多万农民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外的第“四农”。他们行走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参加两会的代表呼吁，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不应仅仅是城市的“过客”。九成多农民工无组织地劳务输出

　　“我们村现在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例大约60％，大多是靠有一技之长的亲戚，比如砖匠、瓦匠带出去的。”安徽省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代表说。

　　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就业靠亲友介绍或自找门路的占93％，有组织或通过劳务市场介绍务工的仅占7％。

　　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有关负责人指出，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市场信号无法准确、广泛传播。繁琐的就业手续、复杂的登记项目，歧视性的就业要求，也使农民工望而却步。

　　正道不畅，邪道必然滋生。非法职业中介乘机大行其道，有的甚至与个别企业劳资人员串通一气搞假招工，骗取农民工的中介费，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老乡会”解决不了农民工受骗

　　四川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21％左右，参加工伤、医疗保险的仅有3.41％和0.84％。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地方情况与此类似。

　　农民工本来就处于弱势，加上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旦利益受损，维权的路就变得更为艰难。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助一些体制外的非组织机构。

　　但事实上，“老乡会”并不能妥善解决问题。李华代表指出：由于这些组织本身不具备合法性，由此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城市人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

　　不少农民工“拖家带口”出外谋生。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成为普遍性的问题。安徽人民广播电台高级专家组组长华岩代表建议，要尽快立法规范教育体制，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

　　除了教育之外，其他向城市人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应该把农民工考虑在内。一些代表们提出，各级城市管理者应真正沉下身子，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链接二：2000亿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

　　在去年农业亮点频现的背后，以财政支农为主要手段的惠农政策“功不可没”。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财政报告。今年财政支农的力度会有多大呢？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各级财政支农总量将超过2000亿元，这一数字摊到9亿农民身上，每个人得到的实惠至少为222元。

　　从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各部委、各省区市相继采取的政策措施来看，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惠农政策在只增不减的同时，具体的操作取向上又显现出许多新“亮点”：

　　——培训10万科技示范户，用先进农业科技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

　　——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以不低于70%的幅度向农村倾斜。

　　——250万农民工将得到培训，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加大。

　　——培育100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点。

　　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权威人士指出，今年惠农政策的新亮点不仅体现了中央惠及“三农”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也彰显出政府在建立农村“造血”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上的新探索。（据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链接三：农民收入赶不上教育消费增长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在农村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然而，日益高昂的教育成本，正使一些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或面临辍学的境地。这一现象引起了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的忧虑。

　　吉林省农调队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省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而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则增长25．8％。

　　中共中央党校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农民供孩子上学相当“吃力”，农村学校因资源短缺也难以为继。

　　对农村教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少人大代表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子女教育消费占居民消费的前位，一方面充分说明我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教育成本过高，特别是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有的成为家庭的最大支出，是与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不相称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惠娟说。

　　新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思路，使公共财政更多补贴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说，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明确政府是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教育投入应多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村的孩子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链接四:“看病难”成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

　　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山西村民果留，已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

　　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1998年至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占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王维忠代表说，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那些确实贫困的农民要建立救助制度，使这部分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