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分组讨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会后，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吴先生就“民工荒”，管理层收购（MBO），GDP衡量体系，效率与公平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关于MBO，我不是“倒郎派”

　　在记者问到前一段的“郎顾之争”和国资委叫停MBO等事时，吴敬琏先生说，关于MBO，目前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主要是不规范，有人利用机会和政府官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去年9月份在政协的常委会上就已经提醒并提出了建议——我去年出版的自选集里面也收录了这篇发言，国资委也给了积极的回应，专门下发了一个规则。至于这个规则严不严密，对地方政府有没有约束力，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所谓的“郎顾”之争中，起初有媒体质问国内经济学家为何集体失语，后来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两派， 一派是“挺郎派”，一派是“倒郎派”，我被列入“倒朗派”，我是不同意的。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已被国家相关部门采纳，所以不能说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成了失语的一群，眼睁睁看着国有资产被瓜分、严重流失的现象默不做声。

　　关于GDP：没有一个衡量体系是完美的

　　对今年地方政府GDP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相差比较大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很干脆的说，没有任何一个衡量体系是完美的，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GDP还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但是确实有缺陷。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体系是有缺陷的，不要把统计数据看得太重。现在有人探讨绿色GDP标准，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过去形成了对GDP的盲目崇拜，因为过去没有GDP的高速增长，干部就没有政绩，我们现在要树立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过去的发展观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GDP崇拜。领导政绩的评价，如果不是简单地只看GDP指标，不是简单地只凭上级评价，还要看老百姓的评价，看人大代表的评价——当然前提是人大代表能真正代表人民，对环境的贡献等，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官员的政绩体系，会更好一点。

　　关于“民工荒”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不是无限供给？

　　对珠三角出现“民工荒”，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供给问题，吴敬琏先生说，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进城民工不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这种情况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一个国家有9亿多人生活贫困，而城市居民却过得像发达国家一样，这是不正常的。所以2004年农村状况稍有改善，农民就不进城了。这样就出现了珠三角的“民工荒”，其实长三角也一样发生了“民工荒”。

　　市场作用，比如增加工资等市场手段能不能调节民工的流向呢？吴先生说，关于市场手段调节，有人说我们市场失灵，但新自由主义者说我们的市场还没有建立，谈不上失灵。我个人认为农民的不利有两点：一是谈判地位不平等。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分散的农民无法争取到有利的谈判地位。二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太密切。

　　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法制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一条就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各级政府在配置资源上还有太多的权力。当然，在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比一般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更多的权力，它在资源配置上的职能可能也要大一些。但政府首先要代表最广大的工农的利益，应该跟盈利部门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应该是全国人民来分享利益”。吴敬琏说，遗憾的是农民工工资20多年都没涨，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讲市场经济，所以“涨多少”的问题不是政府来规定，而应该靠各个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博弈关系中解决。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表达自己的呼声，在与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提高自己的工资。

　　效率和公平：现在哪个更重要？

　　吴敬琏先生说，关于公平，有两种公平，一是结果公平，一是机会公平。我们现在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面隐含的意思说，追求公平影响效率。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奥肯有一本名为《效率与公平——一个重要的权衡》的书，谈了这个问题。奥肯说效率与平等是负相关关系，至于机会平等的程度，一般说来，却是与效率的高低正相关的。例如过去高考和就业中存在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的情况，就是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极大障碍。可以说，机会越平等，效率越高。

　　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机会不平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让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记者 梁彩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