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美日希冀联手制约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是这一战略本身又受到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特点的制约，其中就蕴藏着中国实施“破解之术”的极大机会

　　美日共同声明将台海问题列为双方“共同战略”，引起了地区和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一般认为，日本完成这一战略清晰后，未来台海局势将更为复杂。

　　从美国来说，它一直担忧中国经济和军力崛起会排挤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地位；而日本则因多年无法解决其“亚洲定位”问题，面对中国崛起，无法摆正心态，因此希望借助美国之手阻遏中国。台海问题是一个切入口，为美日双方短期和长期的战略利益交集提供了一个天然平台。

　　因此，美日共同声明是美日双方对华战略的一个交集和外在表现；但就目前而言，美日的这一对华战略还处于早期阶段，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在反对中国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措辞相对缓和，留有一定余地；第二、并未显露出完全与华对抗的基调，而是希望通过与华合作来逐步改变中国，这符合近年西方的整体对华策略。

　　美日对华战略早期阶段的这些特点，为中国的的进一步外交战略思维提供了契机；中国的下一步外交战略思维若运用得法，则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上述美日对华战略同盟，而且也有助于改善进入低谷的中日关系。 后冷战国际格局：有利中国实施“破解之术”

　　近年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或角逐，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互动格局，其特点是：互动频密，敌我难分，各种势力无不对潜在敌对方保持高度警觉，但又注重接触，希冀在探索式的互动中视对方政策取向来调整自身政策；惟因如此，政策误判率极高，决策者每每将互动中的临界行为视为实质策略，并制定相应措施，由此导致恶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美日转而联手制约潜在对手——中国，但美日的对华战略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冷战时代国际互动格局的制约。无论是三国在全球反恐层面，还是在地区朝核六方会谈层面上的合作，都显示后冷战时代的战略制约和被制约关系，必然有别于冷战时代模式。

　　所以，一方面是美日希冀联手制约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是这一战略本身又受到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特点的制约，其中就蕴藏着中国实施“破解之术”的极大机会。 中日关系：以战略缓和促政治对话

　　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采取措施促使日本“战略空洞化，经济一体化”为破解之术之一。近年日本的内政外交出现一种看似令人困惑的反差，即经济优势衰退，战略优势反而上升。其间有两大因素促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作用不断上升：一、中美关系呈现潜在冲突的态势；二、台湾海峡局势日益紧张。可以说，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越紧张，日本的战略作用便越重要，其对中国的风险也越增加。

　　因此，解决中日矛盾的短期策略还是从战略层面入手，破除日本赖以使其作祟的亚洲观幽灵游走其中的地区战略框架，同时伴随以中日地区合作和经济整合的长期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日本扭曲已久的亚洲观，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

　　具体来说，要降低日本的战略作用，关键有两个：一、中美关系消除长远发生潜在战略冲突的风险；二、台海局势趋于稳定。

　　当然，降低日本战略作用，还须伴随以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缓和。在这方面，中方应认识到，日本的亚洲观虽然有严重问题，但还是应肯定其在调整东西方文化秩序方面的一些积极元素，由此暂时淡化中日在历史观和亚洲观上的原则分歧，突出双方亚洲观上的共性。这方面具体的做法可以有：

　　一、在此次两会《反分裂国家法》正式出台后，继续加强与美国联手制约“台独”的力度，包括与台湾在野国民党展开良性互动，促使陈水扁留守“四不一没有”的底线，以此缓和台海局势，从而使日本在战略上无机可乘。

　　二、通过舆论和学界交流，营造“中日东亚社团”的氛围，以此暂时淡化双方在亚洲观上的分歧，强化中日作为东亚邻居的氛围，并取得“中日关系对双方均重要”之共识。

　　三、在对日关系中，改变以历史问题作为改善关系前提的做法，建立中日元首会晤机制；高峰会上，双方互相倾听对方意见，就一些敏感战略问题坦率交换意见。

　　四、通过有组织的舆论导向，暂时淡化在钓鱼岛和能源问题上的争执，同时一方面就双方在亚洲观和历史观上的分歧展开深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则适当抑制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加大对日本国民的工作力度。去年笔者曾提出应正确区分三类日本人：一是日本大部分民众，二是保守的机会主义政治家（如小泉纯一郎），三是极端右翼分子。中国只有正确区分上述三类不同的人，将大多数日本国民作为信任、依赖的对象，日本社会的理性、健康力量才会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六、将中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脱钩，不因政治分歧而惩罚双方经济往来；同时，加强地区经济整合的步子，将日本更多地融入地区经济整合范畴。

　　七、探讨中日军方建立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一如中美军方展开军事交流和“特别政策对话”。 以中美关系促中日关系

　　就中美关系而言，近年双方的利益共同体已使双方均有受益。按照笔者之前提出的“中美关系三个层面论”的观点，中美若在目前的中层结构里对有争议的四大领域（台湾、人权、贸易、安全）分别进行梳理和议题整合，由此在朝核和反恐之外获得中美关系发展的更多润滑剂，进一步减少摩擦，推迟乃至消除中美长期战略利益的发生。

　　具体来说，在上述存在争议的四大领域里，人权和贸易应当成为中美首要处理的问题，而台湾和安全问题因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则须暂时退居次要位置。众所周知，人权问题虽是美国用来干预他国的一面大旗，但就其性质而言则是“双刃剑”，同时也有促进他国自身进步的有益成分。知识产权问题亦然。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几乎是中美关系的附属品。因此，中美推迟乃至消除长期战略冲突的产生，将极大地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双边关系改善和破解美日战略联盟，是一体两面；只要两个过程均运作得法，届时可能会产生相互效应，从而达到柳暗花明的效果。

　　邱震海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