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现代社会的多元与复杂性决定一个政府的科学决策必须依赖于广泛的咨询

　　与总理的广泛问计形成高层次呼应的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活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新一届政治局延请各方面专家讲课，举行了20次集体学习，主题由世界经济形势到中国就业政策，从新军事变革到大国兴衰，从民族问题到构建和谐社会……不一而足。

　　据媒体报道，胡锦涛总书记每次在主持和参加学习时，均认真听讲，深入提问。

　　来自地方的呼应也十分强烈。2003年以来，江西、河北、山西、吉林、上海等地纷纷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聘请各类专家,吸收社会力量为地方政府决策献计。

　　一系列的信息反映出国家决策机制的变化。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这是“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

　　艰难的历史嬗变

　　政府决策由封闭走向开放，这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一个很清晰的嬗变过程，不过这种嬗变及进步显得格外艰难，代价也格外沉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急于求成，造成了“反右”、“文革”、“大跃进”等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失误。

　　那时，专家为国家决策献计，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1957年，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很快被划归“右派”。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教授认为当时的国家决策从程序到决策的主体都不规范，“随意性太强”、“个人独断”，这是导致决策失误的原因。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机制开始向集体决策转变。毛寿龙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决策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一些特点。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咨询决策时代’。”

　　再到新一届政府，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满船认为，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力度比以前更大了。“现在更多地强调从制度上来完善政府决策，并且真正行动起来。”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是否可设“特别顾问”

　　总理到最基层了解民情，从另一方面也正反映出信息沟通的不畅。

　　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还有待完善，比如目前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中，为参与决策的专家设置的正式职位很少。王满船认为这使专家的参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重视决策体制的建设，是发达国家的特征。目前，美国总统拥有庞大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张立平说:“白宫里面有一套顾问班子,经济、安全、情报、法律、科技，各个相关领域都有顾问委员会”。

　　例如,克林顿共有各类总统顾问、助理115人,其中由27名高级谋士组成克林顿的核心智囊。

　　美国的总统顾问往往对总统的决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小布什上一任期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作为总统的顾问,在重大问题发表着重要意见。

　　白宫对外事务委员会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总统会听取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对国务卿鲍威尔的提议也给予重视，但总是在和赖斯商量后，做出最后决定。

　　“美国总统的决策还大量咨询体制之外的大学、思想库的专家、学者。”张立平说。西方国家的智囊机构按资金来源划分可以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据统计，美国的各类咨询机构有4000多家，英国也有2000多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王满船认为中国政策咨询机构总量显然偏少。

　　为了防止利益集团垄断决策信息，同时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冲破部门利益局限，专家认为在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现代型的思想库，在国务院层面还可以考虑设立只向总理负责的“特别顾问”，就内政外交问题提供决策咨询。

　　此外，“对于中国真正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来说，问题察觉、民众参与、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完善。”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5年2月16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提出今年重点要抓好八个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第一条就是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就2005年及以后中国的决策机制建设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