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见习记者 朱红军
湖北农民刘文豹，热爱将荒滩变粮田的劳作。他一度从田埂上走进中南海，成了国家领导人嘉誉的“一代粮王”。而为着这份粮王的尊严与使命感，他几番迁徙，诉讼缠身。这位拓荒者20年来苦苦寻找的，只是一片可以让他安心耕种的土地。
黄河边的希望
2005年早春，宁夏银川。四无人烟，十余个人在黄河边的荒滩上等待着春耕的希望。
走进一间破陋的毛坯砖房内，刘文豹小心翼翼地从储物柜下抱出了满布尘垢的旧木箱。当暖炉上的茶壶腾升起缕缕水气时，他摊满了一床的物什，不停地翻找，嘟哝着。
有铜锈斑驳的奖杯、奖章，居然还有一张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菜单，那是1989年春，他至今惟一的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他到北京接受商业部“全国售粮模范”的称号，还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接见。会上田纪云副总理兴之所至，提出了“一代粮王”的称呼，让他到达了最光耀的人生时段。
那堆物什中，更多的是已经泛黄的油印材料装订本，厚厚一沓，各种材料、表单，记录着他前两次拓荒梦断的伤心史。
现在的黄河边，会不会是他第三次梦断的地方？
刘文豹无法抑制忧虑。过去的1984至2005年里，他将一万余亩荒滩变为良田，打粮400多万公斤，成为“一代粮王”；不想却为着这份粮王的尊严，几番迁徙，诉讼缠身。而今，白茫茫的荒滩中孤零零伫立的这一排塑料薄膜覆顶毛坯砖房，就是粮王安身的地方。
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东50公里的月牙湖牧场，千里冰封，满目萧瑟，黄河蜿蜒流经马兰花大草原，毛乌素沙漠逼近的脚步声隐约可闻。
2001年的秋天，落魄离乡的刘文豹携妻将子，从汉江上的鱼梁洲辗转而来，一口气承包下了这黄河边的4000余亩荒滩地。
眼前的冬春之际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第四个休耕季节了。2月27日，记者到来的时候，一头午睡的猪正挡着去路。留守的工人围坐在沙地上打牌，刘文豹的妻子正探着头从收割机的底座里取着鸡蛋。
每天，冰封的田野再滑，刘文豹都得绕着黄河边走上一圈，瞅瞅已近枯死的速生杨，再看看石坝。除此之外，只是等待，等待冰雪消融后的春耕。
“几年前，才不是人呆的地方呢。”21岁的儿子刘杰说，他初中毕业后，无事可做，随着父母来到这里，初来时，睡在帐篷里，逢上沙暴天气，帐篷被掀开，早上醒来，满脸被沙盖着，“还不如回湖北要饭去。”
“要饭”的说法，显然刺激了刘文豹的自尊心，他不能容忍粮王的荣誉被儿子这样轻薄，训斥道：“你听说过有谁要饭能要到中南海的？”
傍晚，夕阳从远处的贺兰山山脉渐沉渐息，一个陌生人从百里之外的永宁县找到这里，寻求造林项目合作，刘文豹动心了。依照这份规划，5000亩寸草不生的沙碱地只需二十年的开发光景，即可坐收盈利3000余万元。衣着光鲜的访客念叨着3000万的字眼，喋喋不休。一旁思忖良久的刘文豹，突然狠狠地拨拉了一下暖炉内火红的炭块，火星四散，风吹日晒而黝红的面庞上挤出一丝尴尬的苦笑，“我能守到那一天吗？”
记者的到来，让刘文豹多了一份欣喜。他眼下正遭遇一场争地纠纷，想让记者帮着问问法院判决的进度，“新闻媒体的关注比领导干预速度快、效果好。”
2004年秋的大丰收，使刘文豹承包的4000余亩河滩地第一次扭亏为盈，这在意料之中，他希望第四年盈利，五年之内收回开发成本，剩下的二十年则坐收利润。这自然是排除了天灾人祸的理想规划。已经四年了，天灾没有，黄河非但安分守己，还给他淤积了300多亩新的河滩地。依照承包合同，这块“意外”土地仍是归刘文豹开发使用。但附近的月牙湖村的村民不服，纠纷不期而至。年前，村民抢先到了新淤积地筑坝开渠，刘文豹在发包方银川市兴庆区草原管理站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将这些村民一股脑告上了法院。他以为，“只要有理，就要较真到底，不然他们会得寸进尺”。
但判决迟迟不下，他显然急了，眼见着春耕在即，那块地究竟是动得还是动不得？
2月28日上午，记者答应先去草原管理站问问情况。临行时，刘文豹叮嘱开车的小儿子刘杰，顺便请场长过来吃饭。儿子没搭理，他又追在车后说，“要是都在，可不能只叫场长一个。”
兴庆区草原管理站，干部职工一共四人。现任的吴场长对于刘文豹颇多赞誉之辞，从2003年整个牧场禁牧育草后，黄河边的5万亩河滩地承包费成了站里寥寥几笔可支配的费用之一，而与其他承包户不同，刘文豹的承包费从不拖欠。
但是，遇着争地纠纷，这位场长有些无奈。领导安排他来，委以安定团结的重任，他自然不能也不愿意站在村民的对立面。
正午的屋外，冰封的黄河滩地蒸腾而起的水气，遮住了视线中的绵绵贺兰山。牧场沙化严重，妻子抹去饭桌上厚厚一层沙尘和炭灰，端上白馍和几碟小菜，招呼刘文豹吃饭，这时他洪亮的嗓门正停滞在粮王的词条上，有些情不自禁。
场长没来，刘文豹有些失望，“我不为难他，头上的乌纱重要，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还得靠自己解决。”
“怎么解决？”
“要是法院判我赢了，他们要是再来抢，我也不是好惹的，动武谁都会。”
“要是赢不了呢？”
刘文豹一时语塞。
古驿镇的防守反击
1984年－1992年，湖北古驿镇。刘文豹第一次的拓荒失败起因于民间的争夺。
刘文豹真的动过武。他也不讳言动武。1989年，他交粮20万公斤，位列全国前十名，作为全国百名“售粮模范”之一，走进了中南海。去中南海开会时，许多媒体将镜头对准了他包裹着纱布的断指，那就是在襄阳县古驿镇一场与哄抢庄稼的农民刀戈相向的结果。
1984年，在湖北省襄北农场工作的刘文豹，眼见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到户，以及国有农场地位的式微，动起了承包荒地的心思。此前，他利用农场的机械，搞了两年代耕，攒了些资本。
这并不是心血来潮，刘文豹和妻子仔细地合计了好久，“农民为什么种地不挣钱，因为地少人多，翻弄几亩地才几百块钱，可是如果人少地多，肯定有挣钱的空间。”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他至今仍言之凿凿：“别人不敢，是因为缺少魄力，我敢，是因为我有远见。”
他在县政府工作过几年，“地头上的人比较熟”，成功地拿下了古驿镇附近的1070亩荒地。农机操作出身的他，一开始就知道机械化种地的威力，顺便将农场近乎报废的四辆履带车一并买了下来，几番摆弄，四辆破车成了三辆运行良好的农业作业车。
刘文豹费尽心思侍弄荒地，“自己屙泡尿，都想着不能浪费了，得屙在自己地里”。“地懂人情，知恩图报”。两三年工夫后，原先薄得种刺槐都不长的“落后岗”日渐丰沃起来，这是一段流金淌银般幸福的时光，“每年收粮，地方的粮库、收购站都是上门服务，只有大户才有这个待遇。”
然而，依照刘文豹的回忆，树大招风，从1987年开始，他的良田开始成为附近村民眼中的“唐僧肉”，每遇丰收季节，总是遭遇哄抢和破坏。有村民会在麦苗青青的时节，将几十头牛放养在他的地里，既啃又踩；西瓜还没碗大，就成片成片地被偷食破坏，防不胜防。最严重的时候，有些村民干脆明目张胆地推着板车，大白天到地里肆意摘取。刘文豹带领雇工无数次奋起反击，但愈反击，哄抢愈严重，闹事的人愈多，往复不止。1988年，就因为有村民强行下地收割油菜苗，双方大打出手，刘文豹的一根手指被混乱中的铁锹砍断，幸亏后来及时缝合，才没有落下残疾。
这就是他带到中南海的那只包着纱布的断指。
尽管周围农民不支持，他却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支持。在当时农耕几乎全靠牛拉人推的乡下，刘文豹的几辆老旧履带车成了机械化农业运作的代名词，“刘文豹家庭农场”成为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宣传的典型。
1989年中南海的那次领导接见，刘文豹到达了辉煌的顶点。
“北京市政府请我们吃北京烤鸭，面皮本来是卷鸭皮的，我们不知道啊，囫囵吞了面皮，烤鸭却丝毫没动；宴会上不敢喝酒，看着桌上的茅台，心里直痒痒。”
一个星期的会开完了，刘文豹带着奖励的2吨标准肥、1000元现金和“一代粮王”的名号，载誉还乡，继续他防守反击之间的农耕生活。他开始将委屈通过相熟的记者披露于众，并试图通过上级政府干预解决问题，在刘文豹1990年向上级政府部门和新闻单位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列举了自1987年开始持续不断的遇抢事件，如1987年200多亩小麦遇哄抢，损失2万余元；1988年，6万斤西瓜被哄抢一空；1990年，农用机动迷雾机被抢，延误喷药，损失5.2万余元……
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这个“粮王”头衔的账。问题没解决，他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恶劣。当时古驿镇一位派出所领导甚至扬言，不再管刘文豹承包地内的治安；土地的发包方刘半坡村民小组和张岗村村民小组，也多次想要提前终止承包合同……
1992年，刘文豹在无奈中选择了离去，临走时，尚身负十余万元银行贷款。好在更新了几台农业机械，“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鱼梁洲恩怨
1992年—2001年，汉江鱼梁洲。地方政府的介入导致了刘文豹第二次拓荒的失败。
从古驿镇仓皇离开后，刘文豹径直用船将农用机械运送到了汉江的鱼梁洲上。小岛其实不小，面积比澳门还大，但当时，岛上芦苇丛生，几无可耕之地，与一江之隔的襄樊县城判若两地。
刘文豹说，看上这片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岛四面临江，与世隔绝，不用再提心吊胆地提防村民来哄抢粮食了。
承包合同是与邻近的涂港村签订的，当年的村主任郑卫水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当时就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地，现在有人要开荒，每年还上交几万块的承包费，县里、村里几乎没人反对。”
他吸取在古驿镇的教训，韬光养晦，极力避免因树大招风而重演败局的可能性，1992年到1996年，一向屡屡见诸报端的“粮王”消失了，“人家都说，我在闷声大发财。”
不过小岛也没完全做到与世隔绝。刘文豹绘声绘色地回忆了一段当时和附近占地村民拳脚相向的事情，结果双方各有人断了一条腿。“凡事有理为先，他断了腿，我照样要告他，我属于正当防卫。”刘文豹说。
多少是因为这种乡野式的威慑作用，村民和他基本算是相安无事。可鱼梁洲并不是种粮的适宜之地，非旱即涝。刘文豹不惜借高利贷，将其中的2000余亩地，种上了1万多株速生杨和数千株果树，并和村里延长合同期限至15年，双方约定，树木成材后，所得收入，村里和刘文豹各得一半。据他当时的保守估计，这纸合同顺利到期的话，仅树木一项，即可以创造800万的经济效益。
人算不如天算，1998年5月20日，一纸鱼梁洲土地移交合同送到了刘文豹手上，闷声发财的好日子到头了。在没有征得刘文豹同意的情况下，发包方涂港村将沙洲移交给了成立不久的鱼梁洲开发管委会。
现任村支书郑卫水回忆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夹在他们之间，一个是上级政府，一个是有名的种粮大户。”
一位当年知情的原管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鱼梁洲距离襄樊市咫尺之遥，汉江三桥修好后，几乎与市区连为一体，政府开发此地，也是基于襄樊城市建设的新增长点考虑。“这么大的一片地，怎能由一个人来收益。”这位工作人员说。
但是，人们显然轻视了刘文豹的能耐，当地人发现，1998年重入视线的“粮王”一夜之间不再是政府眼中的香饽饽，反而成了阻碍城市建设的“刺头”。
在区、市政府各部门之间被踢了几次皮球后，刘文豹怒不可遏地冲进了当时的襄樊市一位市领导的办公室，质问道：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
在《湖北日报》一位记者的提点下，1999年他直接找到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当时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纸批示，调查！调查到最后却没有结果。
刘文豹又去北京上访。“当时住在复兴路上的组织部招待所，100多块一晚，那是没办法，去京城办事，太寒酸人家瞧不起。”前后20多天，他奔波于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务院等各个部门之间，再加上《农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的关注，事情终于得到了高层的重视。
据他回忆是在1999年的8月5日上午8点，在湖北省政协二楼的会议室里，一场协调会召开了。他说，会前一天的午夜0点，才接到政府的电话通知他开会的，而他住的襄樊距离武汉至少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他硬是赶过去了。“当时足足有100多人，省市区各级部门都来了，还有新闻媒体的记者，我当时心里紧张得很，要是都说我的地没了，还能咋办？”刘文豹说他当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不得已，我就抱着当年的模范奖杯，戴着模范奖章，坐到中南海的门口去。”
这场较量，以刘文豹的暂时胜利告终，当时会议形成结论，地照包，粮照种。
可是赢了合同，却输了关系。“这地还咋种啊？人全得罪光了，以后光找茬让我穿小鞋，就够我受了。”
此后的日子里，果然是非不断，“半夜来查我们家的暂住证，逼着我快60岁的人办理什么计划生育证明，洲上的工人三番五次被有关部门找茬，走了大半。”
更要命的是，刘文豹意识到，当年栽下的速生杨成材后，要是没有地方政府的砍伐批准，这投资咋收得回来？
2001年8月11日，鱼梁洲开发区管委会事隔两年后再次向刘文豹下达了提前终止合同的“通知”：地上现有农作物收获后，不要再继续耕种……
据管委会的一位领导回忆，当时有一个旅游界老板要来岛上开发分时度假区，刘文豹的林地果园要改成森林公园。
刘文豹再一次被逼到了撤离的境地。所幸，他成功地将赔偿从30余万元，提升到了120万元，“算没让他们捏了软柿子。”刘文豹说，“我要现场支付赔偿款，管委会不同意，我就对那领导说，你要是不给，我整天开着面包车拿着大喇叭，追着你的屁股讨债。”
在涂港村村民眼里，这120万的赔偿，刘文豹不亏，但他们也承认，如果没有这120万，如果合同继续，老刘真的就可以在鱼梁洲发达了。
未卜的命运
2005年早春，宁夏银川。来自民间的争夺已经开始，地方政府的力量也隐隐浮现，刘文豹还能在这片土地上坚守多久呢？
入夜时分，风沙陡起，因为植被的缺乏，不远处的毛乌素沙漠的余威可以长驱直入地逼近这所荒滩上的小屋。
这天夜里，刘文豹起夜了好几次，这是糖尿病人常见的病征。电筒昏黄的光圈打在塑料薄膜遮蔽的窗户上，牵引着记者的注意力。一年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顽疾开始向这位倔强的农民示威。
刘文豹未尝没有机会卸去农民的行头。1998年，老家襄阳县的一家水泥厂承包，他动过主意，但半途知难而退了，“农民连地都种不了，其他的能做好吗？”
4年前，从鱼梁洲铩羽而归时，刘文豹休息了半年时间，重又上路了，开着那辆白色的昌河微型面包车，一直向着西北。正是西北大开发如火如荼的时刻，他觉得应该会有机会和施展的天地。由湖北而河南，再历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这次漫长的寻地之旅，行程3万多公里。
每到一处，刘文豹尽往荒郊野外钻，瞅到荒地了，先看附近水源，再摸沙土。现在的月牙湖牧场就是这样偶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靠着黄河边，灌溉没问题；属于河滩地，湿度和沙土构成也行，承包费才几块钱一亩，值。”
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土地可以生出效益。每次出手，均是千亩以上大包大揽，“一亩地就是只赚50块钱，4000亩地就是20万啊。”而且，“土地实在，知道知恩图报。”
在黄河边开垦的第一年，明知会亏损，刘文豹依然坚持种植了千亩的油葵，结果近乎绝收，他不在乎，因为“土地必须是边种植，边开发，以地养地”；去年国庆节期间，黄河陡然涨水，肆虐的河水漫上河滩，侵蚀着千亩待割的麦田。刘文豹连夜带领工人们，精卫填海一般将满车的石头倾泻而下，整整持续了十余天，足足耗费了400车石头，才筑起了这两道防洪坝，“砸进去了20余万元”。
田地这么多，曾经有人劝他种点药材，比如板蓝根，或者搞点畜牧养殖，比如牛啊、羊啊。刘文豹不听，觉得自己搞不好，宁愿每年休耕季节近半年无事可作。“药材，靠不住，没人要怎么办；牛、羊，这些东西看着简单，不懂防疫知识不行，还是小麦、水稻这些粮食好，不愁种，不愁卖。”
在宁夏，别人只知道刘文豹是包地的农民，不知道他是当年的粮王。他也不愿意因为十几年前的粮王身份而使现有的生计节外生枝，“我就把自己当作个想种地的农民，才能自由地和他们谈价格，争条件。”
但那个已经锈迹斑斑的“模范”奖杯，还是被他包裹着带到了黄河边上。“这么多年了，钱没挣着多少，就剩这个杯子。”在荒漠的寒风中，他捧着杯子说。他希望那些后来者，坐享他开荒植树、改善环境之利的人，能够记得“刘文豹”这个名字，但自己也不确定，这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
湖北人还惦记着他。2004年10月1日，湖北记者团来宁夏看望这位败走他乡的昔日粮王，许多记者都问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20多年了，受尽委屈、坎坷，还在种粮？
刘文豹则报以另外的问题，种粮是农民的本分，为什么却要屡受挫折、坎坷？
现在，与牧场附近的月牙湖村民的争地纠纷，让刘文豹感觉到了一份担忧。此前，刘文豹的律师柴军不止一次提醒他，赶快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老刘执拗地以为，自己有承包合同，请公证机关公证过，还有承包土地时的影像资料，“要是这些也不算数，多一张证又能怎样？”他所说的影像资料，是几张划痕明显的VCD碟片，因为屡次受挫，2001年，来宁夏开垦荒滩的第一年，他请人给脚下的土地摄了像、拍了照，觉得“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证据”。
更让他心悬的是，牧场所在的陶乐县2004年撤县，这片荒滩所属的月牙湖牧场并入了银川市兴庆区，区里重新对该区域的定位进行了规划。在兴庆区下属的黄河旅游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张沿着黄河次第展开的生态旅游蓝图正在构画。
刘文豹有一千个担心的理由，“谁知道哪一天，谁的手一指，我的地就被划进去了。”
为了尽快收益，他巴不得早一天将河滩地开发完善，但又担心地方好了，大家看得见了，反过来又会加速他失地的速度。
3月1日，整整一天，为着办理承包经营权证，刘文豹奔走于银川市各个相关部门之间。他敛性了许多，遇人习惯性地递烟、倾听、不作辩解，洪亮的嗓门压得很低。几乎每次敲开办公室的门时，刘文豹总是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律师和记者后面。去法院时，他甚至没了踪影。一次从土地管理部门出来走到楼梯口，刘文豹才嘀咕起来，“国家土地承包法有明确规定，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因行政领导的更换、区划的变更而随意取消。他们难道不知道吗？”
3月2日，记者在黄河边采访刘文豹的最后一个早晨，他站在屋后的茫茫滩地上，配合记者拍照，指着渐已成型的田地感叹：“要是你秋天来，那丰收的景色才美呢！”
邻近的土地是当地一位县干部承包的，正在挖沟开渠，刘文豹说，怎么能这么个开渠法，高低不平，怎么引水？
旋即，他自我解嘲道：“我是在种地，他们是在圈地啊。”
后记
离开银川后，记者到湖北寻访刘文豹昔日的粮田。
第一站，古驿镇距襄樊市区近30公里的路程，当年的荒地如今已是千亩良田，满目的麦苗青青。
1992年刘文豹败走后，这一千余亩荒地被附近四个村民小组各自分配，现在大多已经成了村民衣食供给的基本耕地。原先种下的一万余株速生杨，也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默许下，成材后被村民们砍伐殆尽。2003年，刘文豹再次回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当年的任何遗存。
在村里，刘文豹的名字依然不陌生。有年纪稍长的村民记得，当年几次冲突的流血场景，“地被你承包了，我们吃什么，牛吃什么，羊吃什么，即便占点便宜，也在情理之中吧。”一位村民回忆说。
当年与刘文豹交恶的一位村干部至今仍坚持认为，“他那么硬气，还不是政府在垒他！”
旧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轻易消散，这足以遮蔽任何基于土地而生的感激之情。
第二站，从现在的襄樊市区去鱼梁洲仅咫尺之遥，汉江三桥更是将小岛与市区连为一体。如今的襄樊市民都会在暑假最炎热的时候去洲上纳凉消暑，但有多少人会记得栽树的刘文豹？
当年襄樊市政府开发鱼梁洲的雄心壮举，显然没能维持多久。6年过去了，除了靠近市区的一侧开发了部分房产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依然空置着。
汉江下游即将兴建一所崔家营水利发电站，汉江的水位届时会上涨，这里到底有多少面积会永存陆上，尚未可知，所以许多项目只能暂停建设。
当地的司机津津乐道于鱼梁洲开发与前两年市政官员腐败事件之间的遗闻逸事。刘文豹当年承包的地块其后不久又被管委会高价转包给了当地供电局的一位商(音)姓人士。
而那些树，茁壮成材后，正在成为鱼梁洲管委会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少说一年也得上百万元吧？”涂港村村支书郑卫水至今仍在为当年转包一事遗憾不已。
如果和刘文豹的合同继续存在，按照当初村里提取林木50％的利润，这上百万中至少有一杯羹属于村里，而这对于并不富裕的涂港村来说，显然不是小数目。
看来，鱼梁洲并不是刘文豹一个人的梦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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