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小区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它对于能源的需求像任何机构一样既独特又具备普遍性，如果追问它的供暖锅炉里燃烧的煤炭来自哪里，最终你会到达山西大同市后所沟前进煤矿所在的黄色山坡上。两地之间仅仅相距380公里，但在能源链条的两端，它们的利益却充满矛盾。
在中国能源紧张的背景下，作为紧俏商品，煤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挑动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欲望。
矿难和由此引发的安全生产问题是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当煤矿超能力生产甚至冒险生产不断导致矿难的时候，本报记者从北京循着一块燃烧中的煤出发，回溯它从挖出、运输到燃烧的辗转路线，试图在这条复杂的链条中，提供一个与煤有关的社会图景的缩影。
煤场像个超市，有暴利，有贫穷
2月26日，太月园、国昊桑达煤场
北京市的居民们不知道，他们的供暖用煤与骡子在井下的工作有关。
3月6日午后，北京市白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采暖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太月园的5名锅炉工在控制室里慢悠悠地打着扑克。然而仅仅在8天前，2月26日，这个城市的各个供暖机构还处在降温的困扰之中，为了保障公寓楼群的温度，当时太月园的中央锅炉加大了用煤量，不得不再次向煤场购煤。
太月园今冬用煤来源很多，原因之一就是煤源不够稳定。“有时两天拉来一车，有时一天就拉来好几车。”一位锅炉工说，“哪儿来的都有，乱着呢。”位于北京昌平的国昊桑达煤场，就是这个社区的供应商之一。
2月27日，国昊桑达煤场的老板张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一个个煤堆，抱怨煤炭坑口价格上涨，自己根本赚不到钱。不过他承认，煤非常好卖，这边儿卸下了货，那边儿就有人要。
每当隆冬来临，大雪封住了八达岭的山路，国昊桑达煤场的利润就找上门来。昌平南口地区的煤场一家连着一家，顺着被煤粉染成黑色的泥土路，急需燃煤的供暖公司和工厂就能找到它们。对于物流环节来说，它们是公路交通必不可少的转运站；对于流通环节来说，它们又是中间商。国昊桑达煤场在2004年销售了12万吨来自鄂尔多斯和大同的普通煤炭，价格通常在每吨330元到340元左右，这中间的利润相当不错，可是煤场老板张选还是叹息大不如前。
单就一个煤场来说，12万吨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去年岁末的70天里，北京市为保障全市供暖而计划调运的储备煤炭量也只有50万吨。
这是一个煤炭紧缺的冬天，当时，北京市发改委预计，今冬北京市煤炭需求为1460万吨，其中电煤约550万吨，锅炉供暖用煤约450万吨；民用煤约100万吨。其中，锅炉及民用燃煤库储煤率不足45%。
在能源不这么紧俏的时候，煤炭的地位不仅在工业领域一度下降，在民用领域也是如此。为了确保“蓝天计划”的实施，北京市一直在进行供暖设施的改造。资料显示，到去年年末为止，北京市天然气锅炉总数已经达5142台，采用燃气锅炉进行分散供暖的面积已达到1.7亿平方米以上。除此之外，北京市还有1900多辆公交车使用压缩天然气。
四处扬起粉尘的煤炭显然不是最受欢迎的能源，石油、天然气等更优质的能源都供不应求。
由于北京市供暖能源紧张，政府开始号召大家把温度调到20摄氏度左右。另一方面，市长王岐山要求加强管理。“我们开始查天然气表，3500个锅炉挨个查。”当时他表示，一定要查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魔鬼就在细节中。”最后，王岐山市长引用一位投资银行家对他说过的一句作为结论。这个“细节”，事实上就是需求的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带来能源方面不知餍足的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牛梨在去年冬天表示，中国能源问题的短缺，表面上在运输、需求等方面反映出来，根子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上。中国作为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使用效率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单位GDP的能耗和水资源用量过大，才导致中国经济的资源瓶颈。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标志着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2亿吨，占据世界首位。以钢铁生产为代表的工业能源需求是如此之惊人，以致本国居世界首位的煤炭生产量也不敷使用。
在国昊桑达煤场，工人刘进青说，这两年冬天到这里买煤的车特别多，而且跟以前不一样，没有什么人在价钱上太费口舌。附近的煤场很多，北京周边还有很多煤场集中的区域，行业内价格稳定，因此买卖双方都很痛快。
“这就跟超市买东西似的，现在买煤卖煤形成规模了。”他说。
刘进青家里有个女孩，正在上初中，妻子不上班，全家人的收入都靠他800元左右的薪水维持。谈到他的老板时，他反问说，倒煤的能没有钱吗？另外一个工人说，这个煤场上不止张选一个老板，他们最初大多在产煤地比如大同倒运煤炭，如今到北京来，说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本。
昌平南口的煤场大多由山西人经营，工人也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在过秤、接待、后勤这些老板认为关键的工作，都由自己的亲信来做。刘进青说，像他这样的本地工人在煤场里少之又少，倒是有不少本地人会到这儿来做点儿外围生意，多少拿点儿回扣。
张选总是说自己没钱。他的抱怨是，成本太高了。他养着一支12辆斯太尔大型卡车组成的车队，由于各地交通部门合力整治公路超载，由自己出面倒运煤炭并获取暴利的空间已经缩减。现在他更多地坐在煤场办公室里，等待送货或买货的卡车驶过来，他只需监督过秤、做做账目即可。像这个行当里的很多老板一样，他敏感地防范着记者，对于“在煤炭生意中赚到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避之惟恐不及。
这个煤场占地100亩，是周围最大的一个，为此张选每年要向昌平南口农场交纳10.5万元租金。
张选说，天气转暖，民用煤的生意已经接近淡季。但是，到这里送煤的大型卡车依旧络绎不绝。在2月26日、27日和3月5日，我们看到，张选和这个煤场的其他老板们对送来的煤基本上照单全收，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核能研究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供暖车间。
短短旅程，煤价暴涨一倍还多
2月28日，北京市昌平区国昊桑达煤场———大同市天镇县同顺饭店
公路承担着煤炭短途运输的压力，各地交通部门都在整治超载，但煤车的老板们对罚款并不在乎。
2月28日和3月1日，连续两天，我们看到了也许超过1万辆的大型煤车在北京通往大同的各段公路上络绎往来。在八达岭路段，清一色的煤车川流不息，密集得如同北京的朝阳门立交桥上的车流。在张家口一带，它们甚至造成了蔓延数公里的拥堵。其中的一辆，由连续两天没吃没睡的任江驾驶，在2月28日下午2点钟驶出国昊桑达煤场，也汇入到这充满着冒险、暴利和辛劳的能源之旅中。
我们乘坐的这辆属于山西的奥龙卡车，连带拖车在内共挂着两块内蒙古牌照，因为内蒙古的养路费只要170元／吨，而山西则要190元／吨。它310马力，一主一挂，核定载重37吨，如果加以改装的话可以超过100吨。
任江不时使劲地揉着通红的眼睛，但是还撑得住，这也正是老板愿意付给他每月2800元薪水的原因。他的搭档张艳是老板的亲戚，负责一路上的现金收支，每月只能赚到700元。
虽然只有短短的380公里路途，但是经过这些重型卡车的载运之后，煤炭的价格暴涨了一倍还多。返回山西之前，张艳在煤场结完了账。这一趟他们为老板赚到了2000元。这次他们拉的是质量较差的“赖煤”，热值在5000大卡上下，坑口价格只有130元／吨，但到了北京就高达295元，上扬了130%。在这过程中，卡车车主赚到的利润固然可观，但加价的主要原因则要归于高昂的成本。
前天，这辆奥龙车在大同的煤矿上装上了37吨煤，张艳为此支付工人装车费70元、平整费20元、煤检站的35元／吨的煤检费、落里湾收费站70元，神泉堡收费站60元，以及大约1500元的往返油费。另外，各地交通部门的罚款也是成本之一。张艳说，罚款多则400-500元，少则100-200元。
下午4点半，在207国道下花园段的一个检查站，河北交警拦住了这辆奥龙。任江和张艳例行公事般下车，出示各种通行证，趴在检查站的窗口聊天，交纳罚款200元，拿到罚款理由为“改装加高”的罚单，返回车内继续上路。警察与司机之间的交往井然有序。
在车主们看来，罚款早已是必要的成本之一。只要允许跑，这些“改装车”的利润就会远远大于守规矩的车。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完全符合规定的煤车几乎没有。
北京到大同之间的路段只是煤炭物流不堪重负的一个缩影。一路上，不时出现一些标有允许载重量仅为10吨、13吨的小型桥梁，可是通过其上的汽车中几乎有80%都超过其允许负荷的2到10倍。
任江面无表情地保持着50公里／小时左右的速度。他41岁，已经开了15年运煤车，有两个孩子，分别读高中和初中。张艳25岁，他的计划是，过两年自己也当司机，可以多挣点儿钱。
煤车一接近延庆，就进入积雪的山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让那些迎面驶来的满载煤车。到下午6点钟，这辆奥龙抵达了河北张家口与山西大同的交界处。在刚刚经过的下花园至深井一带，数不清的煤栈挤在公路两旁，仅有的两车道上覆盖着煤灰。
天黑之后，张艳提醒我们，注意路上的那些120吨改装车。那是些改装成集装箱车的庞然大物，满载着煤，迎面驶来时能让你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矢量，日复一日地往来于这条煤炭之路上，不仅碾碎公路，而且难以刹车。
张艳说，这些车肯定是“在公路上有人”，否则根本不敢上路。与他的这一猜测相关的是，一年来各地交通部门大力打击超载。这一整治工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作为整治手段之一的罚款，却不能彻底遏制煤车车主们的冒险。在这条煤炭物流的各个环节中，都有人在议论新出现的事实：高额罚款被当作了可以接受的成本，并被转嫁到终端，间接地造成了煤炭价格上涨。
与巨大的需求相比，罚款对于煤炭运输的影响显得不够强大。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开采商，巴西矿业集团的总裁豪杰·安奈力抱怨说，能阻止他们把矿石更多地卖给中国的，仅仅是巴西有限的港口吞吐量。同样，能够阻止大同的煤炭销往全国的，也只有一再增长却仍不敷使用的运输能力。
在2002年还有专家说，大秦铁路公司的运输能力的上限是1亿吨，但是在2004年，它就把1.5亿吨的原煤运到了秦皇岛港，2005年的计划运量则达到了2亿吨。这后一数字也正是2003年中国钢产量的数字，列世界第一位。钢铁、电力等重工业对于能源的巨大渴求和低下的能源利用率，是关于煤炭的种种故事的第一编撰者。
7点半，天黑了，车灯亮处划过稀疏的雪霰。任江继续疲劳驾驶，通过宣大高速公路进入大同境内。
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里：一个后兴的大国的迅速崛起，和它的纷繁复杂、艰难粗犷的现代化进程。国际能源署在与《2004世界能源展望》中说，中国不仅已成世界工厂，而且正在向重化工业转型。在多年出口打火机和玩具等小玩意之后，中国吸纳了更多的重工业资本和技术，正在准备出口汽车等更值钱的产品。
3月2日，在大同煤业集团下属的四台煤矿的运销站，站长常荣说，2004年这个站计划运出375万吨优质动力煤，实际上大大超额，运出了463.6万吨。负责装运机械的工人冯杰每月拿800元的薪水，每天由该站卸给列车的煤则大约价值600万，他说，这里平均每天要装满200节车皮。以往，春夏季节是这个运销站的工作淡季，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发现，所谓淡季已经彻底消失。
运力不足，车皮就变得值钱了。每到月底，常荣总能见到一两列并不在运输计划单之内的火车来矿里拉煤。他们把这种车叫“点装车”，即一些倒煤的商人通过“小条子”从铁路部门弄到的车皮。
在公路上，这种利益的驱动力表现得更为原始一些。晚上9点40分，任江的奥龙煤车回到了家乡大同市天镇县。张艳在漆黑一片的县城里跳下车，走进店面不超过20平米的“同顺饭店”，立刻跟等在那里的车主结账。每当说到数字时，两个人都用一台计算器互相示意，嘴上完全不说。这位老板一次性买下了那辆奥龙卡车的拖车，花了12万。车头价值28万，是他预付了30%，以租代买，每月还款1万多元。现在的营运收入足够支付每月还款，还可以有些赢余。
如果不是因为下雪路滑，奥龙车无法进山的话，他们本该连夜赶路，并在凌晨2点到达这一行程的目的地。
张艳说，他们的购煤地点通常在大同四台附近的私营煤矿和朔州后山一带的煤矿，范围非常大。“你们去大同四台附近就差多了。”他说。小煤矿的利润来自于其超低的成本，生产状况仍然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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