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赵龙日前在两会上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每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3月10日《新京报》)。

　　这个建议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共鸣。细细看下来，大部分网友都是从回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角度来立论的，不仅是普通网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直截了当地说：“公祭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坚决回击！”

　　在我看来，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丑恶行径，的确可以作为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一个理由，但设立“国家公祭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远在中日博弈之上。

　　先借用一个例子。当代西方著名民族问题理论家盖尔纳在他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有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比喻。他把民族国家比作“鱼缸”，而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就是“鱼缸里的鱼”。这些“鱼缸”里赋予生命、维持生命的氧气和液体都不是自动的，需要专门的工厂。这个专门工厂的名称就是民族国家，它是“鱼缸”的惟一的管理人和保护人。在世界没有演变成一口统一的大“鱼缸”之前，任何一条“鱼”如果无法让别的“鱼缸”接纳自己，那么他就只能指望自己的民族国家来保护。

　　从这个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的“鱼缸”被打破之时！南京大屠杀证明：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失去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场可能是极其凄惨的。

　　南京大屠杀绝不仅仅是南京市民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对南京大屠杀成因的反思，也决不能仅仅靠南京市民来进行，而要由整个中华民族来进行。因此我是完全赞同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作为一种仪式，“国家公祭”将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加固、维修特别是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鱼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设立“国家公祭日”无关中日博弈。即便是有一天，大和民族能够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完全认错，但到了每年的“国家公祭日”，我们还是要聚集在一起，怀着严肃沉重的心情举行公祭仪式，就像欧洲人每年都要纪念奥斯威辛一样。纪念死难者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配合外交政策，也不是为了宣泄情绪，而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思考如何才能防止在死难者身上发生的惨剧在我们或者我们后代的身上重演。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