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7时30分，80岁的林亚金大娘离开海口，经广州赴日本出庭作证。

　　■作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讨要公道的第二位原告代表，她将出现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

　　■3月17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将对此案做出判决。

　　三年多前，她们勇敢站出来

　　2001年7月16日，在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诉讼请求，状告日本政府。在诉状中，这些老人陈述了自己的受害经过及由此而受到的精神伤害，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她们受到伤害的事实，向她们公开道歉，并在日本4大报纸上刊登《谢罪文》，恢复她们的名誉；同时要求该案的诉讼费由日本政府承担。

　　2001年11月25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海南陵水黎族“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黄有良大娘第一次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作为原告代表，当庭讲述了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她的可怕遭遇。

　　2003年12月，海南陵水“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陈亚扁大娘应日本民间团体之邀，赴日本讲述历史。在日期间，部分日本律师、学者、职员、学生，通过陈大娘的讲述，了解到了日军侵琼历史的真相。

　　不讨说法，她们死不瞑目

　　今年3月10日，海南保亭“慰安妇”事件受害者林亚金大娘作为第二位原告代表离开海口，准备赴日作证。

　　林亚金大娘今年80岁，是保亭南林乡人，1943年被侵占海南岛的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1946年，病得不成人形的林大娘侥幸逃回了家。1951年，她结婚了，却因当初受到的伤害而终身不孕，只得收养了一对儿女。

　　3月9日中午，当记者一行到达林大娘居住的村庄时，她正赤着脚，提着一小塑料桶的猪食准备喂猪。林大娘的养子告诉记者，大娘特别勤快，去年以前她还每天坚持去放牛。现在年纪大了，别的活干不动了，就在家喂喂猪。

　　由于行程临时提前，记者到后林大娘才开始收拾行李。只见林大娘打开墙角那只已经旧得看不出年代的破皮箱，从箱底里翻出了两件花衬衣和两条蓝裤子。这两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都崭新的。原来，这是林大娘省吃俭用给自己做的寿衣，放在箱底已经好几年了。看着林大娘小心翼翼把那两套新衣服放进自己缝制的一个红花布包时，记者几乎可以感觉到，在林大娘心中，去日本出庭作证为自己讨说法是她人生中多么重要的时刻。

　　记者曾担心地问她身体是否受得了，林大娘坚定地说：“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自去日本告状，就是死也甘心了。”

　　诉讼路上，她们并不孤单

　　三年多来，这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们在这条诉讼路上并不孤单，很多人一直在关心着她们，帮助着她们。

　　中日律师团的律师 中日律师团即“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辩护团”，由300多名中日律师组成，义务为“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劳工”等事件中受害的中国人辩护。

　　在海南“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一案中，北京方圆律师事务所的康健律师是中国方面受委托调查证人、证言的惟一一名律师；中野律师、小野寺、坂口、杉浦等律师则是该案的日方主要承办律师。为了帮助海南“慰安妇”打官司，中日律师们花费了大量和时间和精力，多次自费来琼取证，每次来琼还会送钱、送物慰问大娘。几位大娘赴日出庭的全部费用，也是他们筹集的。

　　海南本地的“慰安妇”问题研究者 这些年来，保亭的张应勇和陵水的陈厚志，都在致力于当地“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他们不仅研究“慰安妇”问题，还关心着这些大娘的日常生活，哪位大娘有困难了，哪位大娘病了，他们都会想办法帮忙。大娘们只会说黎语，中日律师们来取证时，常常是他们义务充当翻译。

　　海南省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海南南海会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沙建华 “慰安妇”大娘们生活在偏僻的农村，每次中日律师来取证，都需要提前把大娘们一一接出来，统一安排住宿。这些工作，几乎都是沙建华做的。大娘们要赴日出庭，需要办理各种出国手续，还要帮大娘买御寒的衣物，安排沿途所有的接送住宿，这些还是沙建华和他在海口及广州的朋友们做的。

　　海南媒体 2001年11月，海南“慰安妇”将赴日打官司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成了海南多家媒体报道的焦点。本报更是从始至终记录了该案进展的点点滴滴。仅仅声援还不够，三年来，本报领导多次下乡看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为她们送去慰问金。

　　社会各界的热心人 2001年11月，黄有良大娘赴日途经广州，是广州一家旅行社的杨小姐义务帮大娘打点一切。2003年1月，当得知大娘们体弱多病无钱医治时，本报向社会呼吁捐款，50多名市民当即向大娘们伸出了援手。2003年春节，三亚的张小姐专程前往保亭看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送去了她的一份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