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就房价高、反垄断、农民工等热点问题接受本报采访

　　调节土地审批抑制房价虚高

　　本报特派记者　徐林　方正　陶然　苗枫

　　反垄断法的制定正在进行当中，非公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还有哪些限制，国家利益会否因反垄断而外流？昨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着重发展廉价房，并通过调节土地审批、处理炒房行为来抑制房产过热。对于《反垄断法》，厉以宁驳斥了当前存在的反垄断会导致国家利益外流等错误观点。

　　政府要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

　　近年来，广州市的商品房价始终以10％—20％的速度增长，虽然房地产商和部分专家认为广州的房价不存在过热问题，但一个严重的现实在于，低收入阶层依然对“不算过热”的房价望而兴叹。

　　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普遍存在房价日益高涨、市民无法承受的现象。对此，厉以宁早前曾说：中国的房产不存在泡沫，但有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消费者无法承受。因此他呼吁，降低房价，让穷人住得起房。

　　厉以宁解释说，房价过高的问题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供给方面讲，土地审批是房地产发展的第一道关口，房价的高低要靠土地的数量和房屋数量来决定，做好土地的审批工作是抑制房价的先决手段。他建议，政府要从实际出发，通过审批土地的数量来调节房地产的开发热度，以此控制土地这一影响房价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从需求上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将焦点集中在廉价房上。政府有必要也有义务为低收入者建设廉价出租房，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与此同时，政府要辟出合适的土地建设一批价格相对低廉的房子供低收入者购买。对于低收入阶层，当他们购买商品使用房时，应该延长分期付款的期限。另外，对于长期闲置的房产，政府要考虑将它出租或做征税处理，以避免房产闲置带来的损失。

　　第三，很多情况下，炒房者的炒卖过程让房价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波动，这种对房产的操纵行为在提高房价的同时也会造成消费者心里的恐慌。因此，国家应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对“炒房者”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理，避免房价的不正常提高。

　　驳斥行业垄断两大谬误

　　在西方经济学中，《反垄断法》一向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宪法”，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法规。目前，中国《反垄断法》也正在制定当中。谈及本次两会广为关注的《反垄断法》制定和非公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等热点问题，厉以宁将目光投向了行业垄断，并驳斥了当前存在的两种有关行业垄断谬误。

　　厉以宁表示，加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出来以后，下一步该做的就是加快《反垄断法》的制定，其中主要应针对行业垄断。但在进行反行业垄断的讨论时，有很多人认为行业垄断可以保护国民经济，让国家利益不外流。对此，厉以宁驳斥道，这种想法是为行业垄断进行辩解，之所以不对，在于国家利益必须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才能挣得。而所谓“国家利益流失”仅仅是从短期的部门利益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应该说，《反垄断法》的出台恰恰是国家经济利益的保证。

　　还有人认为行业垄断可以让国家在某些行业能够保证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有利于国家进行调控。厉以宁谈到，很显然，按照市场规律，要增加供给必须实现多方投入，多方参与，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竞争的过程使产品更加适合需要，满足市场需求。如果单纯由国家或某个部门进行供给，那与计划经济体制何异？

　　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保切实可行

　　在本次两会上，厉以宁另一个关注的热点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厉以宁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产生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让农民工与城镇工人一起建立保障体系。

　　有学者认为，城市与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间存在几十年差距，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厉以宁强调，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以损害劳动者的长久利益来换取“好的投资环境”等眼前利益。

　　厉以宁认为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保体系是可行的，他以深圳的例子进行了说明：深圳是移民城市，外来打工者占绝大多数，到2003年登记注册的外来打工人员达到410多万人，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为让其享有社保，深圳最早制定了《保护外来工条例》，并制定实施细则和办法，使外来打工人员能够参加该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03年，深圳有近一半的外来打工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参照深圳的模式，城市政府应该逐步克服“农民工”没有政策、只靠老乡的无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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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 新华社发

　　我国大中城市房价继续快速上涨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