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晓梅

　　“农民辛辛苦苦一年，打个喷嚏，可能一年收成都没有了。”这样的忧虑不约而同发自许多代表、委员的内心。看病难、买药贵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代表、委员们说，这样的说法 并非危言耸听，我省和全国许多农村一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生老病死基本上由自己承担，而这个群体的承担能力又极其脆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过去‘生死由命’的观念。”全国政协委员、临沧市云县涌宝镇副镇长王章平说。34岁的王章平是我省全国政协委员中来自最基层、最年轻的一位，在镇里主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作为组织者和见证者，他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有着直接的感受。王章平说，镇里3万多农民，95％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这一阳光政策得到了大家由衷的欢迎。

　　“但是，目前仍存在两大顽症，严重影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疗效’。”

　　症状一：设备落后、专业人员匮乏，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差。

　　“老乡们参加，就是想花最少的钱去乡里的卫生院治病，可是，很多镇卫生院连城里最简单的Ｘ光机、Ｂ超机都没有，村卫生室没有业务用房，有的还是茅草房，怎么能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呢?芽”全国政协委员李扎拉忧心地说。

　　把脉这一顽症，吴晓青委员认为，配套推进农村卫生改革，乡村两级卫生资源配置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根据管辖人口和距离这两个条件来设置医疗点，调整乡镇卫生院布局，重建村级医疗保健站。其次，要改变过去大部分卫生财政支出集中在城市的状况，真正把农村医疗基础设备作为投入的重点。再者，大力吸引专业人才，实行“驻村医生制”、“责任医生制”，制定奖励政策，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吴晓青委员说，去年，我省选派了100名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连续工作5年奖励5万元。“逐步使医疗下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必然的方向。”

　　症状二：农村买药比城里贵，医院开的药又比药店贵。

　　“解决这一顽症，最根本的出路，一定要做医药分家大手术?选”全国人大代表孙学明的观点十分鲜明。孙学明代表说，我出生于农村家庭，深知农民看病买药的艰难。在贫困山区卫生室的药柜里，身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他甚至看到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药品仍在销售。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应在药品经营上引入竞争机制。我省已把农村药品流通网、监督网建设作为药品监管的重点，按照政府引导、企业经营的路子，做到县里有药品批发公司和中心药店、乡镇有大药房、村有专业药柜，有眼光的药商已开始注目和抢占农村药品大市场。

　　“不久前，在嵩明县小街镇甸龙村药柜开张时，我看到基本做到了城乡同价，农民兄弟高兴地说，药店已成为村里最漂亮的门面。到今年底，我们要实现全省85％的村有药柜，为农民在家门口建起一个安全、平价的大药箱。”孙学明代表充满信心地说。

　　让“一个喷嚏打掉一年收成”成为真正的玩笑，让农民群众看病买药不再是个苦涩的话题，这是代表委员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本报北京3月11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