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保险，我只在电视上看过”
在京农民工陶振提一家三口以收入结余2000元送走2004年，最大担心是生病
2005年3月3日上午，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微弱的阳光在寒风的驱赶下，偷偷向大地传输着春的气息。
33岁的陶振提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卧室的一个矮凳上，不住地抽着烟。
他的妻子，35岁的常凤先坐在床上，飞快地用乡音传达在北京的喜怒哀乐。
2003年年初，陶振提夫妇二人在老乡的介绍下，先后离开河南南阳内乡县农村，来到北京通州区谋生，并在通州区台湖乡田府村落了脚。这年暑假期间，陶振提又把独子，今年12岁的陶帅接到了北京。从此，全家三口就在通州开始生活了。
三间的平房，陶振提全家只租了一间。其他两间暂时没人住，陶振提全家就占了下来。租金不变，每月80元。房间北向，吝啬的阳光从来不肯光顾，晾在院子里的衣服要很久才能干。
卧室内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床占据了一大半地方，一台黑白电视机点缀着他们的现代生活。做饭的炉子放在其余两间的大客厅中，烟筒在卧室拐了一个弯，为这个阴冷的房间带来了一丝暖意。
进京打工为还债
6年前，陶振提为给母亲治病举债5万元，但最后未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
在通州区两年，陶振提换了好几份工作。小学未毕业的他搞过建筑，干过装修。去年，他谋到了装卸车皮的活，一直干到现在。工作地点离居住地骑车得半个小时。平日里，陶振提就骑车上班。
常凤先现在给居住地附近一家工艺品公司做饭，一日三餐，每月的固定工资是350元。这份工作，她也做了一年了。
在进京务工之前，他们已经在外打工三年了。6年前，陶振提为给母亲治病举债5万元，但最后未能挽留住母亲的命。此后，他们夫妇二人就相继外出打工，以还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5万元钱。
“老乡说北京的钱好赚，我们就到了这里。最后发现，在这里赚钱更难。”陶振提说，他们来到北京，钱没赚着多少，但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
过年狠心买4斤肉
除了全家吃了一顿饺子、孩子他干爹来时吃了一顿肉，剩下的3斤肉用盐腌了起来。
常凤先去年雷打不动的工资是350元/月，不过，由于她血压过低，经常性头晕，请假次数比较多，工资相对低一些，去年一年的总收入在3000元左右。
“干的活不少，还得管账，就是钱太少。”常凤先一提工作就开始抱怨老板给的工资太低，老板也不给一点“操心费”。
陶振提现在的老板，近些月生意不太好，经常没有活干。
“装卸一列火车车皮就是一个活，一个活能赚30块钱。”陶振提叹道，没活干时，他每天的工资是10元/日，每天都得去，一般呆上七八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但现在活少，一个月才两三个活。
去年一年，陶振提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夫妇二人的总收入在7000余元。
但是，日常开销也很大：房租、水费、电费还有孩子的学费……
按照常凤先的估算，他们全家去年一年总共落下了3000元现金。这3000元现金中，1000元寄给了陶振提的姑姑。自陶振提夫妇出外打工后，陶振提的弟弟初中未毕业也到广州打工。最后，陶振提只好将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寄养在姑姑家，每年给姑姑寄1000元的生活费。
“还了2000块钱的账。”常凤先表示，借了别人的钱老觉得不好意思，回家都没有脸见他们。
两年春节，他们都没有回家过年。
“一个人一趟得120块钱，回家一趟得1000多块钱，回不起。”常凤先笑笑说，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你笑话”。
去年冬天，他们全家的蔬菜是500斤大白菜、90斤土豆、50斤白萝卜和十余斤胡萝卜。如今，大白菜和白萝卜已经吃完，只剩下10多斤土豆和几斤胡萝卜。
“不怕你笑话。今年过年我狠狠心买了4斤肉，除了过年全家吃了一顿饺子、孩子他干爹来时吃了一顿肉，剩下的不舍得吃，现在还有3斤。”常凤先走到大客厅，指着窗台上的一个坛子说，剩下的肉，她就学四川人的做法，用盐腌了起来。
坚决不去建筑队
去年，他的几个老乡都在建筑队干，结果老板最后少给他们几百块钱。
陶振提不住地抽着烟。常凤先时而白他几眼，时而冲他说“还抽？”陶振提赶紧顺从地将烟装起来，随即讪讪地笑笑。
“现在他的工作不挣钱，得赶紧给他找一份工作，能挣上600块就行。外债太高，只还了几千块钱。
得赶紧还，要不别人看不起。”常凤先说他们夫妇经常因为缺钱斗嘴，他们的儿子已经知道捡废品为父母分忧了。
“去年暑假，孩子和别的小孩一起捡废品。换成钱后给我买了一根奶油冰棍，还给他爸买了一瓶啤酒。回来后，冰棍都化成水了。儿子说我们挣钱不容易，他心疼。”常凤先说着，低下头抹了抹眼睛。在矮凳上坐着的陶振提眼睛也开始红润。
尽管儿子的懂事能让他们心头甜上一阵，但谋生的艰难始终是一副重担压在他们肩上。
“工作不好找。”常凤先说，在田府村，有一多半的人都是进京的农民工，很多人都在家里呆着。
“前几天，一个老乡给他介绍一个建筑队。我一听是建筑队头就大，不想让他去，怕白干了。”初到北京时，陶振提在一家建筑队工作。说好每天25元，但最后老板拖欠了他1000多元。陶振提感觉有点受不了了，只好辞职不干。最后，老板拖欠的1000多元也没有要到手。
“老板说不给钱就不给钱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陶振提说，去年，他的几个老乡都在建筑队干，结果老板最后少给他们几百块钱。
陶振提对现在的老板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他每个月可以足额拿到工资，老板几乎不会拖欠；不满意的是现在老板的生意太少，给他们的工资太低，“都快顾不住家了”。
但是对老板，他们从来不敢奢望什么。
陶振提夫妇都没有和老板签合同，老板也没有给他们买保险。
“合同和上保险，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老板应该和我们签合同，也应该给我们买保险。”陶振提说，“我们哪敢和老板说签合同，上保险之类的话，现在到处都是农民工，谁提的要求多，老板就不要谁。”他惟一的希望是老板们都像现在的老板，不要克扣和拖欠他们的工资。
有病不敢到医院
最大的担心是生大病，要是生大病，肯定是看不起的。
“在北京的两年时间，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常凤先笑着说，“邻里街坊都对我们不错，知道我们生活困难，经常帮助我们。”常凤先血压很低，经常头晕，犯困。“我不敢到医院检查，北京的医院太贵了，我看不起病。”每次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就只好到街头的药店买一点便宜的药，比如止疼片。“我也不知道该吃什么药，反正还比较管事。”她现在最大的担心是生大病。“要是生大病，我们就这点钱，肯定是看不起的。”她又紧紧身上的衣服，随即打了一个寒战，“要是老板给我们买了保险，政府能管一管，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以后再说以后吧，我们现在也考虑不了那么多。”她走出卧室到炉火上烤了烤手。
去年10月份，陶振提的弟弟和妹妹都打电话说要来北京。陶振提也盼着他们来：“至少有个照应。不然，出什么事情，没有人管。”
还完债回去看父亲
父亲现在住在姑姑家，得回去照顾他，也让他享享福。
去年4月份，陶振提在手机市场买了一个二手手机，280元钱。通常是充100元面值，能用3个月左右。
“万一我爸病犯了，也能联系上我。这样我才放心。”他表示，自外出打工后，他最大的担心就是父亲的身体。至于家中的土地，他6年前就租给了邻居种。“租给别人种地后，别人就得出费用，我们什么都不管。”陶振提家的地，主要种植的是小麦和辣椒。
“小麦几乎卖不了钱，只是赚点粮食吃。”常凤先从客厅走回来，烤了会儿火，她的精神好多了，“当时的辣椒还可以，最高时，一斤干辣椒能卖3块钱。”在她看来，种田是不赚钱的活。按照她的介绍，一亩地最多可产300多斤干辣椒，即使按最高价格算，一亩地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钱，五亩地的总收入不到5000元钱。
“但是辣椒要自己育苗，成本也比较大。”常凤先说，“辣椒和小麦不能轮茬种，总不能都种辣椒吧，种了辣椒就没的吃了。”在通常情况下，陶振提全家也就是种2亩地的辣椒，不足3亩地的小麦。
而小麦他家基本不卖，全部留作口粮了。
这样，陶振提全家6口，如果种田的话，收入最高就是2000元，而他们一年的农业税费将近2000元。因此，按照他们的算法，种田仅仅是赚了一点口粮。
河南省农业税取消的事情，他也从电视上看到了。“前一两年，我就知道河南的农业税调低了，现在全免了，政府给农民减轻了不少负担。”陶振提又偷偷点上烟，“可是，如果让我回去伺候那几亩地，肯定赚不了钱。除了成本，几乎不剩多少钱了。”不过，他表示还完债还要回去。“我爸现在住在姑姑家，但总不能老在那儿吧。我得回去照顾他，也让他享享福。”
一个在京农民工家庭2004年收支账单
家庭年收入：7000余元
房租：960元/年
生活费（包括水电费）：3000元/年
孕检：240元/年
学费：900元/年（除去希望工程资助的助学金600元/年，实付300元）
赡养父亲生活费：1000元/年
丈夫：陶振提工作：装卸车皮年收入：4000元左右
妻子：常凤先工作：为一家公司做饭年收入：3000元左右
孩子：陶帅
家庭年支出：5000余元
家庭年结余：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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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建光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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