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新京报》报道，中国9所著名高校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热烈回应“高考招生公平问题”。

　　这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为深入讨论和实际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9位高校负责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最明显的共同点是承认高校招生在全国各省市之间分配名额很不平衡，而且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校所在地得到的名额远远高于其他地方。中科大在安徽的名额、人大在北京的名额占总名额的六分之一，已经是最低的；复旦在上海占40%，浙大在浙江占近70%，还被要求再提高。

　　校长们认为，招生名额向当地倾斜有一定道理，因为当地为办学提供了经费、土地等条件，大学提供高比例名额既是当地政府的要求，也是应有的回报。我们不否认这种现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这种差异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既然是全国性重点院校而非地方院校，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就是应有的义务。何况对于一所全国性重点院校来说，提高教育质量肯定是第一要务，过分考虑照顾本地学生可能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

　　有的校长强调，是否公平没有绝对标准，高招指标分配不可能绝对公平。这话一般地、抽象地讲没有错。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哲学原理，而是在谈具体问题。如果一所全国性重点高校把一半左右的名额留给当地，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没有绝对标准、绝对公平是事实，但难道相对标准、相对公平也不该追求吗？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美好的事物，难道我们就不该追求真理和美好事物？“绝对”二字并不成其为我们改变不公平状况不作为的理由。

　　一些校长提到，如果全国各地统一录取分数线，那么西藏、新疆等落后地区的考生就休想进北大、清华。其实，主张纠正高考招生指标分配地域歧视的人，针对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的低分入校，他们可能并不反对照顾落后地区。恰恰相反，他们的主张可能是：总体上要平等，特殊情况下的照顾应给“穷人”，而不能像现在这样给“富人”。

　　有校长认为，目前的状况在全面的高考改革之前只能维持。但要改变目前一纸试卷定取舍的办法并不现实，是否增加面试，是否把平常的成绩和表现都算进去，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事情很明显，只凭一次考试决定命运的做法不科学、不全面，但以目前的社会风气看，任何增加主观评价标准的办法都有可以预料的巨大副作用。还有校长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那些人口大省要发展教育。这个主张从长远来说是对的，但任何长远、根本的解决都需要时间和其他条件，如果它们一时没有做到，则不能成为不纠正目前高招指标明显不公平的理由。

　　从多位校长的谈话看，高招指标分配地域失衡，除了与地方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历来如此”，这显然不能作为维持现状的理由。这种办法在历史上有没有道理可以慢慢研究，但如果现在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合理，就需要改正。

　　老规矩决不是不能变。

　　确实，如果我们对享受高教资源地域间平等这一点有共识，如果教育部可以出面来牵头和协调，如果有关省份能以大局为重，那么事情还是完全有希望解决的。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