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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章丹英 佘晖 湖北咸宁原来有个很大的野湖叫“斧头湖”，曾经是用于长江泄洪的湖沼。“文革”期间的1969年9月，文化部下属单位一批干部开赴那里建“五七干校”，围湖造田。斧头湖也相应消失，地名被改为“向阳湖”。
从1969年到1974年，6000多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云集此地，接受此后让他们终生难忘的“劳动锻炼”，这个地处偏远的山乡一夜间成为当时中国“文化人”密度最高的地区。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向阳湖”这个名字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冰心、萧乾、臧克家、张光年、沈从文、郭小川等一批文化名人在那里的经历，唤起人们对那段“荒谬”历史的关注。现任咸宁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李城外，近十年来倾心专注向阳湖往事的发掘钩沉，因而有了“李向阳”的外号。
早春三月，记者来到咸宁市，在李城外的书房———向阳书屋内采访了他。
“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陈原（著名老出版家、语言学家）
李城外说，他最早知道向阳湖的往事，是在1995年春天。一天，三十出头的咸宁地委干部李城外翻阅新版《咸宁市志》，三行小字忽然跃入他的眼帘：“原文化部创办向阳湖五七干校，著名作家、艺术家、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6000余人到该校劳动锻炼。”
电大中文专业的李城外十分惊奇，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冰心、萧乾、臧克家在内，有6000多位文化名人在本地劳动，他想，那该是怎样的场面，又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
这是一艘被湮没了整整20年的历史沉舟，因为岁月变迁，“向阳湖”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敏锐的李城外意识到：这是一座“文化金矿”。如果能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不但可以提高咸宁的知名度，还可以填补我国“干校文化”研究的空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年的6000多位文化精英，壮年的如今成了老人，老年的已经迟暮，但李城外有心“抢救”这段历史。经过周密计划，他利用担任地委领导秘书、经常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对曾经在“向阳湖”生活和劳动的文化名人进行访问。凡出差北京，他就会去拜访文化名人，城东城西满北京跑。他笑称自己是“以公谋公”，每次出差白天办完公事，就打电话联系采访，晚上，他便带上笔记本，到当年的文化名人家中采访。因为时间有限，他的采访非常辛苦，常常是“连轴转”，最多的一天，一晚上跑了6家。
这样的采访简直就是与时间竞赛。3年多时间里，李城外连续采访到200多位文化名人，采访完后，这些人中已经有数十位辞世。这使他更加感觉到抢救的紧迫和艰辛，多年来往返北京，他因采访去过故宫，却一次也没有进过颐和园。
他采访的第一位便是老诗翁臧克家。因为健康原因，90高龄的臧克家遵医嘱闭门谢客已经很久了。但听说是咸宁来人，老人还是在北京赵堂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接待了李城外。采访非常成功，臧克家讲到了他们全家在咸宁的那段日子，也谈到了他在《忆向阳》里的那些诗句。最后，臧老不仅给李城外题了词，还赠送了一些著作。
李城外后来又访问了“文坛祖母”冰心，那时老人正在首都医院养病，她安详地躺在轮椅上，微笑地接受了咸宁来客的探望，告辞时还让他在她的本子上签名。
对作家萧乾来说，向阳湖“五七干校”是个“避难所”，虽然在那里被迫从事三年多的繁重体力劳动，劳累过度引发冠心病，但这却远远好于在北京三天两头被揪斗的生活，相比之下精神压力要小得多。萧乾说，当年干校所在地是一片大湖，湖里有鱼有虾、有莲有藕，而干校推行极左路线，指令学员围湖造田，结果把农民的副业都断了。说起往事，萧乾觉得很抱歉，而提到咸宁老乡的纯朴和热情，萧乾夫妇依然感觉温暖。
采访漫画家顾朴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顾老是一个聋哑人。李城外与他的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完全是在纸上进行。顾朴说，历史开了个玩笑，把这么多文化精英赶到干校，20多年过去了，向阳湖的岁月常在梦中重现，今天，历史不再开玩笑了。
自1995年以来，李城外抢救、挖掘“向阳湖文化”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共发表向阳湖文化名人专访100多篇，征集了数十万字的名人回忆文章，上千封书简，200多幅老照片，为那一段畸形的岁月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红楼非梦，向阳无湖”———周汝昌（著名红学家）
1969年中秋节这天，文化部机关、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中国作协、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一古脑被清扫出北京，流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围湖造田、垦荒建房、养猪放鸭、挖煤烧窑，边从事农业生产，边接受“思想改造”。这里面就包括沈从文、冰心、冯雪峰、张光年、楼适夷、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冯牧、邵宇、范曾、徐邦达、王世襄、周汝昌、崔道怡等一批文化大家。
一位当时的“干校学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永定门火车站上火车，车站上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孩子。火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军代表的动员一针见血：“你们要明白，作家协会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
干校中实行军事建制，6000多名文化人被分成了5个大队、26个连队，由湖北省军区抽调73人组成的“军宣队”进行日常管理。
劳动本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在“五七干校”中，劳动却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
“惩罚”和“磨难”，劳动强度已大大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6500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里便修筑了起来；数九寒天，要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1800亩的荒滩，要赶在春耕前开垦成良田。日复一日，长期无休止的超负荷劳动，比真正的农民的劳动量还要大好几倍。
在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中，一些健在者叙述了干校沉痛的历史：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死在咸宁的就有扛锅炉累死的公勤人员老艾，大热天锄地时累死在地头的古典编辑部秘书刘敏如，患癌症不准回北京就医病逝的编辑谢思洁，含冤致死的翻译家金人、戏剧家孟超、评论家侯金镜等8人。70高龄的冰心被安排到菜地看菜，萧乾安排去挑粪，文化部领导冯雪峰被派去种菜，剧作家陈白尘被派去养鸭。
身为鸭倌的陈白尘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寂寞。然而他不但没有倒下去，反而从鸭子的身上发现了乐趣，他把鸭子视作“部下”和朋友。翻译家陈羽纶下乡的时候左腿已因病被截肢，他也默默地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命运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英文，还将书包上了革命著作的封皮。文化人的认真也体现在干校和生活中——黄河大合唱作者张光年担任过义务“天气预报员”，每晚按时收听广播，然后在黑板上一丝不苟地向大家公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王子野身任“车夫”，当装满木柴的平板车失去控制时，他宁死也不松开车把，避免了一场灾祸；身为“菜农”的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则独自在远离人群的菜地里撰写出《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农科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病害起因，他冒着酷暑连续多日进行观察，为了研究小白口青菜的生长规律，他于收获之后培育再生菜；沈从文被“流放”到咸宁干校时已年近七旬，居住的房子湿得长霉，平时小雨四五处漏雨，大雨则屋里屋外不分。在这么一种离奇不可设想的狼狈情况下，他却十分从容地写起了诗，并写完了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彼时多苦，今日咸宁”———谢冰岩（著名老书法家）
从1995年开始，李城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到了“向阳湖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毫不计较个人在仕途上的得失。他到大专院校做演讲，在《咸宁日报》主持“向阳湖文化人采风”栏目，并在咸宁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九头鸟》开辟“话说向阳湖———城外专访”专栏，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记录向阳湖文化名人的文章先后被《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文艺报》、《人物》、《传记文学》、《新华文摘》、《作家文摘》等报刊发表和转载，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2000年，李城外调任咸宁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委主任后，对于“向阳湖文化”的研究从“业余”变成了“专业”，他发起成立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了《向阳湖文化报》，主编了《咸宁文史资料·向阳湖文化专辑》，他编写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综合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文集。2003年，人民网还专门为李城外开辟了《湖北有个向阳湖》专栏。
“向阳湖文化”逐渐升温。在1997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7位新闻出版界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重视并支持咸宁地区文化资源开发》，1998年，咸宁市正式立项建设“中国向阳湖文化村”，并着手对当时的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进行保护，规划中的“文化村”包括文化名人事迹陈列馆、文化碑林、文化广场、鄂南民俗馆等。目前，文化名人事迹陈列馆已具雏形，馆内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为主题，展出照片143幅，名人手迹41件以及大量书信、手稿、画稿和实物。2002年11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第四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国内“五七干校”第一次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昔日向阳湖干校所在地甘棠镇已正式更名向阳湖镇，向阳湖已成为咸宁最具影响的文化品牌，来到咸宁游览的文人墨客，往往都要到“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参观。本文图片除注明者外，均为李城外收集的向阳湖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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