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但如果连接受知识教育的权利都不平等呢？

　　《联合国人权宣言》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当这个权利真正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富裕与贫困的不同个体身上体现时，却产生了割裂与扭曲。

　　作为一个号称将崛起于21世纪的大国，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教育现状却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与尴尬：教育投入持续不足；城乡教育多元割裂；贫富子弟教育失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产业化偏轨；教育腐败横生；高考移民遍地……和谐社会教育为本，温饱前我们期望教育能帮我们摆脱贫困；温饱后我们更期盼教育能提升我们的发展。

　　成为焦点本身就是一种痛

　　推进教育改革，呼吁教育公平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焦点。

　　3月12日，人大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显示，人大共收到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991件，所有议案都与立法或修改法律有关，涉及行政法、经济法、宪法等7大法律类型。记者翻阅了所有议案目录后发现，就涉及的单个法律而言，涉及教育法修改及教育公平法立法的议案数量最多，总计有30多个议案900多名人大代表围绕教育这个话题建言献策，教育成为代表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而在此前的采访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代表，不论是教育专家还是基层代表，接受采访时几乎都要谈到教育这个话题。

　　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说，和谐社会体现在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和谐发展，而社会的和谐则表现在社会安定、民众安居及公平公正等各个方面。而公平首先要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体现公平。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表示，关注民生不仅要体现在促进就业、健全社保、扶贫帮困上，扩大教育投入、保障贫困子女入学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周洪宇代表大声疾呼，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已经不能适应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青岛大学副校长邵峰晶代表认为，当务之急应当尽快推行教育公平法立法。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最近作了一个连线调查：进城务工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34％的人回答最担心子女就学问题，排在社会保障、就业岗位及社会歧视前面居首位。

　　阔步迈向小康的同时，教育却成为了亿万中国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跨过21世纪的门槛后，我们却在讨论最基本的教育公平的话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另类的沉痛。

　　多元割裂到何时？

　　张某来自四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高考连年失利，后来投奔亲戚弄了个上海户口，结果一年后高中，事后他想不通，上海的题目咋个比四川还容易，一下子居然考了个名牌大学；李某来自湖南，第一年考上了但不理想，一下子钻到了新疆，结果差不多的分数他却上了北京的高校；还有赵某、陈某……

　　这样的事件连年上演。想在人口众多的内地省份考个名牌高校，几乎难上加难，因为北大可能给你这个省的指标只有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类似的艰难也可能就在你学生时代经历过或正在你的子女身上延续着。有时候生的地方不一样就可能决定你的一生。

　　2月22日华商报报道，陕西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参加2005年高考报名人数莫名增加200余名，知情人说多出来的学生是从山东等外地赶考的“移民考生”。陕西奔上海，山东奔陕西。类似新闻的背后，高考移民的增加，凸现的决不仅仅是一种现行体制的弊端，而是对教育平等权的公然践踏。

　　建国初期，为支持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所采用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不仅给亿万承担了建设与改革成本的农民打上了“低等”身份的烙印，而且也给最迫切需要教育改变命运的农民子弟及内地学子设置了现实的“龙门”栅栏。高校集中在城市，大量学子却在农村，而我们的体制却要照顾城里的孩子们，因为城里的孩子没地种，不上学就会失业，尴尬的理由和现实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投入及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而且从教材、考题到录取很多条块都各不相同，不仅是城乡二元分割，而是多元割裂。

　　教育投入与教育资源短缺且严重不均

　　教育的不公平不仅体现在高考制度一项，还体现在教育投入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到世纪末要占到ＧＤＰ的4％，但直到2003年也仅占3．41％，而世界平均水平则为5．1％。

　　本来投入就严重不足，而且分布很不均衡。据统计，东、西部人均基础教育经费差距已经达到近10倍，小学生人均经费从300元到3000元，初中生人均经费从500元到4100多元。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23％投入。

　　教育专家、沈阳师范大学的经柏龙教授曾经感言，有的城里的学生上电脑课时人手一部电脑，而有的边远山区的孩子却连教室也没有。

　　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几乎占据了80％以上高校资源，当一些争当国内一流或世界一流的高校，为动辄数十亿元的投入而感慨太少的同时，许多内地省份的中小学还在为老师的工资犯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代表告诉记者，国家财政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实际上只占很少的比重，省级财政投入也不超过25％，大部分都压在县乡两级财政的头上，而这又是开支的大头，取消一些税费后，有的地方已经捉襟见肘。

　　与此同时，教育的不公还体现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及程度的不平等上。

　　目前，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多达30多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外出留学，澳大利亚2002年曾将一半的中国留学签证发给了中学生。当富人们在孩子不到10岁时就为子女该到哪国留学而烦恼时，还有多少贫困家庭的子女依靠拾荒讨学或靠父母卖血供学。

　　而当这些孩子艰难读完中学时，却还要同更多的其他同样艰难的学子竞争，用血泪去拼一个人生更高一点的起点，但当他来到可望而又难及的台阶上，却发现早已站满了各色人群，有的是用钱铺上去的，有的却是不公平的政策抬上去的。

　　高考不公难题待解

　　河南是9000多万人，北京只有1100多万人，但北京一些重点高校，针对北京考生录取的指标却是河南的6、7倍甚至更多。教育不公平中，矛盾最突出的就是高考录取分数线及录取人数比例地域的不平等。

　　有代表提出，在实际照顾少数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全国统一高考卷和高考分数线。

　　但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代表认为这样做还不现实。因为中国区域间经济、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如果采用统一的硬性标准，可能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或一些教育较落后的地区会出现更大的落差。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及开放程度不一样，可能各地对分数与综合素质的要求都不尽相同。

　　周洪宇认为，目前还应坚持以全国统一录取为主，高校录取为辅，同时推广自主命题的省份。此外，对地域录取名额的分配加以规范和逐步调整，录取人数定额标准以基本人口数、报考人数为参考，人口多的多定，人口少的削减，同时照顾老、少、边、穷地区。

　　在采访中也有代表向记者表示，实际上这个难题目前还是无解或者说只能是缓解。一方面是地域人口与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很难一刀切；另一方面最关键的还是高校过少，考生太多，供求短期内很难平衡。他建议倒是可以先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统一，边穷地区或中部地区统一，发达地区及几个高校集中的大城市统一，不一定是统一席卷，但可以以人口为基数寻求某种招生指标分配标准的统一。比如说中部地区1000，发达地区500，那么上海与北京的考生就要与浙江、广东、江苏的考生一起去竞争这500个份额，而不是上海、北京先划走100。试卷可以不一样，但也可以在区域内统一，首先要保证指标分配的公平。

　　教育腐败何时方休

　　教育的不公滋长了教育腐败；而教育腐败又反过来加大教育的不公。

　　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西安音乐学院丑闻震动社会各界，除高校招生中暴露出的不规范外，教育腐败还表现在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择校费漫天要价，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泛滥，高考及高校各类专业升级考试舞弊严重；学术腐败蔓延等各个方面。

　　而一些所谓的定向生、保送生、少数民族预科生、音乐体育特长生、二级院校生等名目繁多的“特种生”更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成为一些地方权贵争相竞逐的对象，或寻租谋利或托送子女等等。

　　据了解，有的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少则2、3万元，多则7、8万元，重点院校更高达十数万元。 “特长生”不“特”；“定向生”不“定向”；“保送生”保“裙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择校费有时连小学都可以待校而沽至上10万元，甚至产生一些 “钢材生”、“水泥生”、“房产生”等莫名其妙的“捐资助学”生。

　　郭敏杰等代表表示，不遏制和铲除教育腐败，难言教育公平。（本报记者　曾业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