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7日，国民党盗运第一批文物抵达台湾基隆。当时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分三批，第二批、第三批分别于次年1月9日、2月22日到达。这些文物主要包括当时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书画、瓷器、玉器以及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共5000多箱。台湾当局就是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建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造成了今天南北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局面。
转运：先因抗战南迁又因内战迁台
1948年11月，徐州会战结束后，蒋介石深感南京的危险，为了今后有一个退身之所，他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于是，他把大批黄金、机器设备、布匹甚至工厂等向台湾转移，而且下令将战时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精品、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运往台湾。
1931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后，为保护传世之宝，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文物南迁计划，1933年起，壮观的“文物大迁移”开始，主要以故宫所藏文物为主。珍品历经十二年，从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到达四川、贵州大后方，直到抗战结束后，才陆续运回南京。不久内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还没回到北京，其中精品就连同国民党的机密档案一起被“发配”到台湾。
文物迁台过程混乱不堪
第一批文物是1948年12月20日离开南京下关的，负责运载的是海军登陆艇——“中鼎舰”。当时的局势已经非常不稳定，很多人等待机会能搭船去台湾避难。据在故宫博物院工作70余年的那志良老人回忆：海军部的人员听说“中鼎舰”要开往基隆的时候，纷纷带了家眷和行李，赶到码头准备搭便船。一时间，船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这样一来，文物的安全就要大打折扣了。负责人杭立武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混乱，只好找了“海军司令”桂永清出面告诉大家还有其他的船只专门运载家属，这才平息了开船前的混乱。
到了第三批文物要运走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月底，逃命变得比两个月前紧迫多了。这次负责运载的“昆仑号”军舰一开到，海军部的眷属就抢先上船。文物箱运上去的时候，只能与这些人混在一起。杭立武想用上次的办法，找桂永清来解决。结果，船上的人哀求，希望能帮帮忙，给一条生路。看到这情景，负责劝说的“总司令”都落了泪，也只好少考虑文物，搭他们起航了。不过正是这些人员占据了船的空间，使得一部分文物装不下，留在了内地。
文物运到台湾之后，先是租借台中市糖厂仓库，趁着不是制糖季节暂且存放，保管条件十分恶劣。到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文物才得以迁入新库。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国宝才有了适当的保存和展览环境。
专家翁文灏亲自挑选运台文物
运往台湾的5000箱文物、档案，都是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人挑选过的精品。诸如被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玉雕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窑瓷器、传世书画、清宫服饰等。
毛公鼎之所以著称于世，在于它32行497字的铭文，号称是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它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有50多公斤重，大口圆腹，腹呈半球状，口沿上有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鼎是周宣王时期大臣毛公因为感激周王恩德而做的。腹里的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勉励。宣王不但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而且宣布了委以毛公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如此古老而完整的文献，郭沫若先生称它“抵得上一篇《尚书》”，价值自然连城。
毛公鼎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并深藏于密室。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抗战胜利前后叶家因无力承担家族生活开支，靠变卖文物度日，毛公鼎被上海商人陈咏仁买下，并在1946年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随着国民党的文物盗运到了台湾。
“三希”辗转分散两岸
《快雪时晴帖》是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四行帖，全帖28字，是王书典型的代表，字字气势强雄，笔法飘逸，乾隆皇帝赞誉这是“二十八骊珠”。后人一般把这幅帖与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同称“三希”。现在此“一希”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二希”则归属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实“三希”差点都落脚台湾。《快雪时晴帖》是清查皇宫物品时，从溥仪的行李里找出的，原本归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年随着文物南迁到了南京。而《伯远帖》、《中秋帖》原是溥仪的庶母瑾太妃所有，卖给了郭葆昌。1935年，郭葆昌在家中请庄尚严(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鉴赏，郭宣称自己死后捐献时就交由庄氏办理。1949年，他的儿子郭昭俊带着《中秋帖》、《伯远帖》去了台湾，见到庄尚严后旧事重提，本想“半卖半送”，结果当时台湾经济状况不好，当局不拨款，只好作罢。后来内地以35万港元将“二希”买下，藏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样，“三希”就在不同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家了。(文/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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