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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西部实施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在一些贫困地区遭遇操作难题，专家建议建立以中央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
2004年8月27日，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一名10多岁的男孩在放牛。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开办使很多孩子省去了每天爬山路上学的跋涉之苦。本报记者倪华初摄
为保证2007年西部地区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解决西部农村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瓶颈”问题，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共同实施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即从2004年起，中央财政投资100亿元，用四年左右的时间，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提出2005年全面实现“普九”目标的贵州省，将有83个县享受这一政策，共计投入资金92714.2万元。本报记者日前专程前往贵州，就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运作和发展进行调查。
威远中学坐落在贵州省长顺县城附近的威远镇上，14岁布依族女孩杜芬的家与学校有两个多小时路程。这是全镇惟一的初中。全校共有824名学生，开学已经20多天了，还有50多名学生没来报到。
3月6日，星期六，学校老师分成四个小组，去没报到的学生家里劝说学生来校上学。在这里，类似的工作在每个学期开始时都必须进行。
威远中学是贵州较早尝试寄宿制的学校之一，正在上初一的杜芬也因此省去了每天上学的山路跋涉之苦。
作为国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建设的试点地之一，贵州省计划投入资金92714.2万元，在从2004年开始的4年时间里，在全省83个县推行农村学校寄宿制。
点着火把去上学
在寄宿制学校建设之前，贵州省已进行了一次旨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的大规模“撤并校”工作。
这项工作在2002年展开。按照整合资源，优化办学精神，一些教学点、复式班和村小学相继关闭，仅当年全省小学学校数量就减少了近4000所，教学点减少了40298个。当时预设的目标是：2002年基本取消复式班，2003年基本取消教学点，2004年村小学在1999年基础上减少50%以上。
在当年贵州省政府下发的“黔府办发109号”文件中，规定了每所完小的覆盖人数为5000人左右，最小规模12个班，在校生500人左右，乡（镇）中心完小最小规模18个班，在校生达到800人左右，覆盖人口8000人左右。在农村完小服务半径3公里以内的区域，不能有其他小学和教学点。
同时，文件要求重点办好乡（镇）中心小学、完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开办寄宿制。人口较少的乡镇可办九年制学校，其他小学一律不再办附设初中班。
事实上，撤并校在整合教育资源的同时，一些操作难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在多山的贵州，随着农村教学点的撤并，许多学生们步行一两个小时去上学的现象多了起来。
雷山县10岁的布依族男孩陆见勇。现在每天要翻过两个山头去相邻寨子上学。母亲一直不放心儿子走山路，直到他10岁才送他上小学一年级。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点着火把，一直把他送到学校才回家干活。下午放学后，陆见勇再跟着本村大点的孩子一起走回家。后来，学校为了照顾这样的学生，把作息时间定为早上9点上课，下午4点放学。
黔南州长顺县摆渡乡三合村的村小也是在这次调整中被撤并的。三合村下辖9个村民组，总人口864人，属苗族聚居村，有适龄儿童100人。
正在就读3年级的苗族女孩杨青在学校撤并后的第二天辍学了。她连续三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决定不去学校的那天晚上，杨青和父亲抱头痛哭。杨青的母亲已经去世，杨青说她每天要帮父亲干活，给父亲做饭，学校撤并后，自己只能去乡中心小学上学，路太远，只能住校，可是家里没钱交住宿费，自己也不放心父亲一人在家。
村支书杨大华几经考虑，做了一个违反政策的决定。他发动村民，又重新修建了一所小学，由学校聘请代课老师上课。目前，这个小学在上级教育部门的默许下，正常运转。村民们希望，上面能给学校调来两个好点的老师。
而在独山县打羊乡，另一种情况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该乡白岩小学和龙泉小学合并后，没有学生生活管理人员，几个住校的低年级学生经常尿床。因为怕人笑话，他们不敢把湿被子拿出来晾晒，晚上又钻进尿湿的被窝睡觉。而学校的学生食堂，也只能代学生蒸饭，很少做菜。该小学的校长说，就是做一般的菜，也有许多学生因为家庭贫穷吃不起。
绝大多数住校生都是自带米，由学校代为加工，配上油辣椒解决就餐问题。
“两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个政策和落实情况，政府也意识到了当初的一些不理性。”贵州省教科所原所长刘旦元说，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撤并校点后引起的学生食宿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2004年以后，除了小规模的合并，这项工作已基本停滞。
贵州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人士表示，整合资源、优化办学条件的思路是一定会坚持的，但是贵州的大部分农村都处于山区地带，山大沟深、河流、毒蛇等都给儿童入学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下一步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将在寄宿制学校建立的基础上进行。在条件没有具备时不再轻易撤校。
寄宿制学校的收费难题
200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召开西部“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攻坚工作会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与西部12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了“两基”
攻坚责任书，正式审定和批复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四年规划和2004年实施计划。
规划覆盖955个县，拟建设项目学校7730所，可增加寄宿学生203万人。中央财政对此将投入100亿资金。
“西部的孩子们再也不用为上学每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教育部长周济的这句话让很多人兴奋。
但在贵州的一些山区贫困县，家长们为孩子们免除长途跋涉之苦而庆幸，但又开始为寄宿的费用发愁。
贵州省长顺县威远中学是较早开办寄宿制的学校之一，学生的宿舍就是四个大教室，食堂是一个小小的操作间，学生自己带饭来蒸，食堂师傅只负责做菜，每份菜5毛钱。这学期开学没几天，用了10年的惟一的锅炉坏了，校方就在操场上临时搭了个土灶，供学生们蒸饭用。
新锅炉什么时候买，大家都说再等等吧。
威远中学校长肖锋说，本来学校计划向每个住宿生每学期收取50元住宿费的，可是一直收不上来，就减到了每学期每人30元。这个费用甚至不够支付水电费。为了保证住宿生的安全，学校老师组成护校队，轮流值班，看管大门和宿舍区。肖锋说下学期想找个保安来负责看管大门，可是保安的工资又成了麻烦事。
肖锋说，作为贫困地区学校的校长，他一直在为学校的正常运转经费发愁。威远中学离县城很近，相比其他乡镇初中，学校设施和师资力量也比较好。但是学校每年还是要贷款2万元左右才能保证运转。学校每年这样贷款，到时候怎么还，肖锋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
据贵州省政府教育督导室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全省有35个县还欠银行贷款45000多万元，按照贵州省的规划，2007年，将实现每乡建成一所寄宿制学校，解决所有学生的入学问题。
2010年，解决学生能住进来、留得住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规划中，就寄宿制学校的后续经费，以及学生的管理、安全等问题，没有提出明确的责任划分。
杜芬的账单
长顺县威远中学初一学生杜芬的母亲在布依族妇女中，算是少有的支持教育的家长。杜芬兄妹三人，姐姐已经辍学，弟弟在读小学五年级。杜芬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母亲说“只要杜芬读得动，就肯定供她”。
杜芬从考入初中起开始住校，每周末回家。见到杜芬时，这个14岁的小女孩正系着围裙在喂猪。她一边忙着给我们倒茶，一边通红着脸解释：“我早上一直在忙屋外的，还没来得及收拾家里。”
杜芬帮母亲算了一笔账：母亲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忙里忙外，晚上10点后才能休息。每年养两头猪，能卖近2000元；上山种地瓜、白菜、玉米、洋芋、水稻，仅够一家人吃，有些年景天天下雨，没收入，来年还要借粮食；卖猪的钱除了供自己和弟弟上学，还要买化肥和农药，亲戚邻里有个红白喜事的，都拿不出行礼的钱。
杜芬说，母亲这样生活太辛苦，她不能这样活着，她要读书赚钱养家。
母亲认同了杜芬的说法。但是杜芬的另一份账单也让母亲为了难：每学期学杂费100元，住宿费30元，每天伙食费2.5元。
杜芬的弟弟上学也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可是母亲坚持让杜芬的弟弟回家住。
理由是儿子生活自理能力差，住在学校，没人监督他写作业，学习成绩会下降。
长顺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雷亚南说，长顺县属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县财政的70%主要用于给老师发工资，现在全县有3.1万中小学贫困生，这些贫困生在学校寄宿，吃饭住宿一直是个问题，有的贫困生住宿甚至不带被褥。
从2005年起，全县17个乡镇将建成13所寄宿制初中，其中中央投资1018万，县财政投资300万，专门用于建学生食堂和宿舍，今年起，计划每个贫困住宿生每人每年补助200元，用作食宿补助。但是按照目前的消费标准，维持每个学生正常的饮食，每天每人至少3元钱。显然，每人200元的补助是远远不够的。
贵州省统计局最近的一份评估显示，贵州省农村小康的总体实现程度仅为50.2%，尚有800万人口处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和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阶段。
贵州省教科所原所长刘旦元认为，这个阶段的学生家庭多数是承担不起到寄宿制学校学习的子女学习生活费用的。况且，他们的收入中，多数体现为实物，现金收入很少。而且，目前的寄宿制学校，主要还是解决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的上学问题，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多数寄宿制学校出于难管理等原因，不愿接纳他们。
在刘旦元针对辍学原因的调查中，排第一位的是家贫，排第二位的是学校离家太远。“如果寄宿制学校的后续经费无法保障，学生无法负担住宿费用，辍学的可能性还会继续。”刘旦元说。
因此，刘旦元向贵州省教育厅明确提出，寄宿制学校不能成为承担边远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普九”任务的主力。
贵州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雷忠勇也表示，一种办学形式无法解决贵州整个地区人民的教育需求，贵州需要多形态的办学形式。
中央财政应为西部教育“埋单”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的一份提案得到了近百名委员的认同和支持。这份提案针对我国地域资源的巨大差异，提出了重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建议。
在朱永新看来，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优化办学资源是西部教育发展的方向，但是学校布局调整的前提，是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
朱永新说，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落后，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有关。从1985年至2001年，我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并缺少中央财政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严重缺乏教育发展经费。2001年起，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政府，但仍然不能改变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状。
由此，朱永新提出，新的财政体制应区分地区差异，西部地区要进一步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资主体的重心，使中央以及省级政府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
同时，这位大学教师出身的政协委员建议，在西部的12省、自治区，实施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以中央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中央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全额，其余各项经费由省、地、县三级政府分担，乡级政府主要负责提供校舍建设所需土地。
“能这样做对贵州来说肯定最好，但是操作起来可能会有难度。”刘旦元在听说了这份提案后表示。
3月6日，威远中学校长肖锋从广播中听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表示从今年起，对西部贫穷地区学生义务教育实行全免费。兴奋的中学校长随即把这个消息带到了每个辍学学生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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