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人士谈布什政策新走向

　　欧美人士谈布什政策新走向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　梅兆荣 ）

　　冷战结束以后，数“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最大，而美国政策的取向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对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高度关注。最近，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去法、德、美三国和欧盟总部。拜会了一些政要、智库和官员，包括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和前总理科尔、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伯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主席和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顾问，了解他们的看法。虽然接触到的人士政治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各异，但基本观点却出奇地相似。

　　政策不会有实质变化

　　普遍认为，布什第二任与其第一任相比，政策风格上会有一些不同，但实质不会有大变化。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综合国力看，未来20年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实力遥遥领先于居第二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多极世界虽是人们的愿望，但目前还不是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亦不会出现。谋求霸权，防范、遏制和削弱任何可能

　　第二，布什把其再次当选视为美国国民对其政策的认可，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错。比如，他坚持认为反恐战争在伊拉克打比在美国本土打对美国更有利，认为美国的自由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国外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他将继续推行“先发

　　第三，布什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表明，他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和自由，使命感更强，意识形态色彩更浓；伊拉克战争前他鼓吹“自由”、“解放”，矛头指向“邪恶轴心”，现在提反对“专制”、“暴政”，赖斯点了6个所谓的暴政据点国家，前后一脉相承。虽然口号与现实之间会有相当距离，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布什第二任期政策有更加强硬的苗头。

　　第四，从人事结构上看，布什第二任的班子是清一色的保守派，缺少了像鲍威尔那样对“鹰派”的牵制因素，赖斯和哈德利接近布什，没有人制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政府的决策进程会比以前更加顺利。

　　第五，美国出现了一股新的宗教潮，布什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更强调宗教价值，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不能忽视宗教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总之，美国当前是由基督教右翼和保守主义理论主导的。

　　面临五大严峻挑战

　　布什第二任的国内地位比第一任强，但外部环境已有很大变化，施展政策的空间比以前小了。他野心勃勃，要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但有两种力量阻碍他的计划：一是国内需要改革，实行减税和改革社会保险，这会引起许多争议，将消耗其政治资本；虽然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但由于布什不可能再连任，议员们要考虑下一届总统选举，不会一直迁就和支持布什。二是要对付四五个棘手的国际问题，主要是伊拉克、伊朗、中东、朝核、反恐五大挑战。其中，有些问题是第一任政府留下来的，必须在第二任内有个交代。

　　美国在伊拉克处境之困难比人们想象得要大。法国一位战略分析家说，那里的局势是基本失控的。15万美国驻军可谓既“太多”又“太少”，说“太多”是因为它已占美军很大比例，军事上对美牵制很大，说“太少”是因为要确保伊拉克稳定至少需要50万驻军。美国一位前政要也指出，美国为维持伊和平兵源已不够，需要动员预备役军人，有些军人要第二次去伊拉克。而维持军队需扩大公共开支，预算赤字已增加3000多亿美元。德国一位前国家领导人说，美国在伊拉克显示了其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不能代表一切，这场战争使美国在全球的信誉受到很大打击，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支持和美国的可信度大不如前。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一位专家说，美国肯定想尽快从伊拉克撤军，但美军很可能要在那里呆很长时间，像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那样。布热津斯基预言：伊拉克选举后政治游戏开始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地政治家要求美国撤军将成为讨论的热点，美国要早作准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布什急切希望欧洲盟国能参与解决伊拉克问题，帮助他尽快摆脱困境。

　　伊朗核问题对布什是又一个严峻挑战。美欧人士一致认为：伊朗不同于伊拉克。美国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国家”，它比较强大和理性，愿意谈判。欧洲人对伊朗的同情溢于言表，欧洲人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经济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而美国尚无明确的解决方案，只是一味施压和威胁，声称所有的选择都在桌面上，如果伊朗不放弃核计划或支持恐怖主义，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打击这一手。但人们认为，美国的选择余地有限。美国企业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份如何与一个有核的伊朗共存的研究报告，认为惟一的出路是改变伊朗的现政权，成立一个温和、理性的政府。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色列决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因为这将是对以色列的“死刑判决”。以可能首先对伊朗动武，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伊朗会认定这是美国在背后指使干的。一些欧洲人提出，美欧最好是进行合作，美国人挥动大棒，欧洲人进行谈判，胡萝卜加大棒兼施并用，两面施压。

　　解决巴以冲突是美国实现其大中东计划的关键。布什原先设想，先从伊拉克打开缺口，进而推动解决巴以冲突，为美式民主引入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这个如意算盘现已落空。随着阿拉法特去世和巴解内部温和派上台，中东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如果阿巴斯能控制巴内部的激进力量，沙龙从一些地方撤出军队，双方平行采取一些动作，有了足够的互信之后，就可以开始谈判。但是，如何解决巴收回被占领土、巴难民回归以及耶路撒冷归属问题，谁也看不到前景。人们指出，巴以冲突难以解决，不仅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巴以之间采取不公正态度，过于偏袒以色列。

　　谈到朝核问题，一位美国前政要说得很坦率：美国最希望实现朝鲜“政权更迭”，但成本太高。一些智库人士指出，美国虽重视朝核问题，但目前为伊拉克、伊朗和中东问题缠身，加之朝鲜即使制造出几枚核弹也打不到美国，又不像伊朗那样拥有石油资源，因此目前布什政府的主要精力不在朝核问题上。布什声称愿意继续六方会谈，目的是迫使朝接受核查，关键是放弃铀浓缩计划。美国希望其“合理”要求得到其他四方支持，但中、韩给外界的印象是，他们的立场与美国不同，差距甚至在拉大。

　　美欧关系很难修补

　　修补美欧关系将是布什第二任内的重点任务之一，这既是出于其摆脱困境的需要，也适应了欧洲国家的愿望，但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改善将更多体现在气氛上，实质性分歧将依旧存在，矛盾还可能加深。

　　欧洲的政要和学者指出，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冲突只是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冷战结束、北约失去了共同敌人、欧洲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美国认为它是惟一领导，不再需要欧洲盟国，可以独自作决定，最多就是在需要时拼凑个“志愿者联盟”；美国还担心欧盟成为其竞争对手，至少怀疑欧洲盟国的可靠性，因而力图防范、遏制和分化欧洲。而欧洲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需求已大大减少，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增长和欧盟一体化取得进展，自信心和自尊感也相应增强，对美国变本加厉的霸权要求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于是法、德两国在群众反美情绪的推动下敢于对美说“不”。

　　布什第二任就职伊始，就派赖斯国务卿访问欧洲盟国。接着他本人也奔赴欧洲，这是向欧洲“示好”的重要信号，是向欧洲盟国靠拢的一个姿态。但促使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他在伊拉克陷入了泥潭，需要欧洲盟国帮助，是想说服欧洲人适应他的需要，而不是真心听取欧洲人的意见。欧洲欢迎布什这种缓和美欧紧张关系的愿望，因为欧洲也有难处：首先，自己还不是美国的对手，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仍需要美国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战争已使欧盟陷入了分裂，而欧盟当务之急是巩固和消化大东扩的成果，继续同美对抗对欧盟的长远发展不利，另外，东欧一些国家亦意识到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同法德作对，不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选择，因而开始逐步转向欧洲；再则，法、德两国政治领导层虽坚持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但对希拉克和施罗德来作努力通过对话对美施加影响颇有微辞，科尔和施密特两位前总理就公开表达了这种观点。

　　欧洲和美国不论是政界还是智库，都对美欧关系能有实质性改善持怀疑态度。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智囊人物还指出，目前美欧双方面临四大矛盾：处理伊朗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伊拉克问题上有分歧；对解决巴以问题意见不一；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争执不下。

　　欧美人士关注对华政策

　　布什第二任的对华政策取向，不仅美国人十分关心，欧洲人也密切关注。

　　美国两位前政要和一些智库人士均认为：目前中美政府间关系良好，中国对“9·11”事件的反应转变了布什第一任初期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可以合作、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受一些事件的影响，布什对陈水扁有一定的看法，但五角大楼愿意给台湾更多的支持，将继续售台武器，布什不愿意同国防部发生冲突。

　　美国两党有一个共识，即视中国为潜在对手，不能允许在台湾动用武力，布什政府中前五名人物都认为中国统一不符合美国利益，但只要台湾问题维持现状，中美关系可望保持相对稳定，但在一些问题上摩擦会增加。首先是双方年轻人之间怨恨增多，中国青年人比以前更恨美国，美国年轻人则因经济原因反华情绪上升。美国在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会对中国加大压力，造成一些麻烦。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摩擦将增多，知识产权会成为争论问题，人民币汇率也可能成为争论焦点。

　　一个新的发展是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已成为欧美分歧的重大问题。

　　美国主要不是担心中国会向欧洲购买大量武器，更重要的是怕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欧洲得到西方的部分关键技术，缩小中、俄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从而危及美国安全利益。其次是担心解禁可能促使俄增加对华武器出口，加大台海两岸军事实力的不平衡。第三是不愿意看到欧洲借机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批评欧盟把经济利益置于美国和台湾的安全利益之上。

　　美方这些观点在布什访欧洲时得到了证实，这也应验了德国一位智库人士的论断：“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霸权，从地缘战略上看矛头是针对中国的，但对欧洲目标也是有威胁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