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则关于户籍改革的新闻令人深思。

　　先是3月17日河南《今日安报》报道说，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郑州，郑州市公安局准备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恢复暂住证，理由是外来人口过多对郑州市各种方面造成了压力。

　　再是3月1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说，该报和友邦调查公司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42.5%的被访者认为应该控制外来人口的数量，表示应该积极接纳外来人口的被调查者比例为32.1%；几乎所有被访者(97.8%)都认为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和服务，有65.2%的市民认为应实行外来人口准入制。

　　上述两则新闻，由于其内涵了与当前主流社会价值认同不一致的信息，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各界所不解。对《北京青年报》的调查，《新京报》等媒体刊登评论认为，这种调查不可信，有刻意曲解、利用民意的意图；而郑州市的举措，在不少人眼中也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但是，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对于郑州市的举措还是北京的调查结果，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需要辨证分析其蕴涵的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

　　笔者以为，不仅《北京青年报》的调查结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北京市民真实的意见；而且郑州市的举措实际上也有着其内在的不得已。因为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在国内许多大中城市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中，有一种单面“围城”效应正在形成和显现，“城”内外之人的矛盾、对立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一种日益紧张的趋势。

　　由于我国城乡户籍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实际利益和待遇差距，由于拥有城市户口往往意味着可以享受较为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优良的教育就业环境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由于农村户口往往意味着低效率、重体力劳作，意味着除了土地没有多少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可以享用，因此，随着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随着社会舆论的普遍要求，随着城市纷纷实行以降低准入标准和实现流动自由为核心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非城市人口如潮水般地涌入了城市。

　　于是，一种典型的单面“围城效应”正在各大中城市日益显现———围城外面的人(非城镇户口)想进来，但围城里面的人(城镇户口)又都不想出去。而由于围城里面的人越来越多，在总体资源和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和生活空间必然会逐渐变得紧张，种种社会问题也不断出现。于是，几乎大多数曾经积极支持、主张过户籍改革的城市市民，都会因为自己的生活、工作环境遭受挤压而纷纷转为主张对外来人口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管理。于是，就有了如上的民意结果，就有了郑州市恢复暂住证的要求。

　　毫无疑问，实现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是未来的社会趋势；突破户籍制度的过多限制，也必然成为一种历史潮流。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很多矛盾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要想有效解决，需要一种较为理性、明智的态度，需要一种全面、系统的应对措施。但是，遗憾地，近年来一些城市在户籍改革上，似乎显得过于急躁，也显得有些简单、仓促，甚至有一种一味迎合社会潮流、博取社会和媒体赞赏的倾向。对于户口放开后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显然不够充分；对于人进城后，在教育、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现实、紧迫需要显然考虑不足。而一旦遇到问题，则又会马上叫停，有些甚至主张全面后退到以前。

　　笔者认为，要想有效避免上述这种“围城效应”的出现，关键还是在于要从根本上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寻找新的改革思维和路径，寻找真正的发展空间。那么，新的空间又从哪里来呢？从大的层面来说，当然是对整个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格局作根本的改革，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切实地做到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真正一视同仁；而从现实、具体的层面来说，则应该切实增强户籍管理的多样性、服务性，在逐渐降低门槛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市民生活、工作环境的质量。否则，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因争夺资源、机会而产生的矛盾，必将会长期、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从而增加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而这，恐怕不是只靠对市民进行宽容教育就能够解决的。

　　阮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