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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尸体“说话”她为破案挖料她是广州“出现场”尸检两女性之一
眼前这位女子皮肤白皙、笑容亲切大方，和在广州街头经常看到的“靓女”没什么两样，然而，说起她的一项本事却令很多人咋舌———她能让尸体“说话”。
昨天，记者采访了黄埔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女法医———莫传莹，她向记者讲述了她和她的“尸检”故事。
第一次对着腐尸扭头就跑
莫传莹说，她1999年从中山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毕业时，同班女同学几乎都转投他行，但她从小就爱探索，所以毅然选择了这份既有刺激性又有挑战性的职业。
“但真正的法医工作又脏又臭，对于女性而言，更要克服羞涩、恐惧等心理。”她说，这一点，第一次“出现场”就深深地体会到了。
2000年盛夏的一个大热天，莫传莹接到第一单任务———一间出租屋5楼发现一具腐尸，需法医对尸体先进行尸表检验，确定死亡性质。
当她赶到现场时，在3楼的楼梯转弯处就闻到阵阵恶臭，有个男侦察员被熏得呕了一地。她戴上防毒面具，和几个技术员来到5楼现场，看见死者躺在床上，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尸体腐败的液体渗到被子里面了。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她紧张地走上前去，逐层打开包裹的被子，恶臭不断传来，终于看见死者———突眼、舌外露，颈部被铁线绕了好几圈，整个都腐烂了，更让她发毛的是，死者身上还爬满了肥嘟嘟的小虫子。
她手一软，钳子剪子掉在地上，扭头就跑，好在几分钟后，大队里的老法医也赶到了。在老法医的鼓励下，她又回到屋里，忍着恶臭对尸体进行现场解剖。
“那天的解剖一直从下午2时持续到晚上7时。”莫传莹回忆说，最终老法医和她精确地推断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在现场找到很多有力证据，协助警方抓获了案犯。
尸体“说话”是最大的物证
“从那以后，我慢慢学着忍受尸臭和蛆虫的恶心，甚至还会把小蛆虫抓来量长度，用来精确推断死亡时间。”她说，她从此不敢吃和虫或者蜂蛹有关的任何食品。
在一次次现场勘查的锻炼中，她逐渐摸索到一种独特的语言———尸体语言。
“尸体会说话，会留下信息。”她说，对一名法医来说，尸体是最重要的证据，上面记载了受害人要告诉他们的一切，法医的责任就是要让每一具尸体开口“说话”。
在一宗发廊女被杀案件中，莫传莹在勘查现场过程中，留意到死者是被长丝袜勒死的，但从死者的姿势及周围痕迹看，她临死前的挣扎并不是很明显。莫传莹分析如果是女性作案的话，力量较小，很难把死者固定住并取其性命，所以现场不排除有男性在场的嫌疑。在现场分析会上，她将自己的观点讲了出来，最终协助刑侦人员将一男一女两个嫌疑人抓获。
在另一宗公园命案中，莫传莹同样通过对腐尸细致的勘查，推断出作案工具和时间、死者年龄及身高、颅骨复原，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索。
莫传莹从事法医工作5年多来，已进行了200多例尸表检验，解剖了90多例尸体。
广州“出现场”女法医仅两位
“每次到腐败尸体的现场，尸体的臭味渗入了我们的衣服和头发，就算冲完凉，也久久不能离去。”莫传莹说，她也说不清自己有什么动力从事这份“苦差事”，但每次从尸体上找到线索，为死者的沉冤得雪提供了帮助，她总是感到特别的兴奋。
她说，因为太脏、太累了，目前从事尸体检验工作的女法医寥寥无几，像她这样要“出现场”的女法医在广州只有两位。
家人对事业支持吗？记者问。“可以说十分支持。”她笑着说。原来小莫出自“警察世家”，一家四口有三人在公安局工作。前年她结了婚，丈夫也是警察，对她干法医十分支持。
她说，希望十年后，她能磨练出一身真功夫，做一名成熟的法医。
本报记者 周乐瑞 实习生 吕甜 通讯员 丘秉春 摄影报道莫传莹在作检验
（晓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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