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报讯 昨日，金报“宁波各界声援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赴日讨公道”万人签名活动，在全市引起了强烈反响，记者兵分四路征集签名，市民及学生用自己实际行动表达对“诉讼团”的强大支持，记者也记录下了那一幕幕感人的瞬间。
报社 报料奖捐助给诉讼团
现代金报社宁波新闻中心
金报作为万人签名活动的主会场，早早就把准备工作做好了。签名活动定在上午9：00开始，可8：30刚过，就有好几名声援团成员早早地赶到现场，他们郑重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横幅上。
上午9：30，已有50多位读者来到报社在横幅上签名。其间，有一位老伯骑着自行车从江东赶来，在横幅上正正规规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蔡志仁。蔡大伯告诉记者，他今年59岁，是住在江东的。今天8点多才看报纸，一看签名活动是9点，就急忙骑着自行车赶来金报，由于不太熟悉地址，问路花了不少时间，在路上就耽搁了近一个小时。
海曙的徐师傅昨日一大早来金报，本是想来领报料奖的，可看到有万人签名的活动，顿时也深受感染，他先是在声援横幅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将刚领到的报料奖捐助给前方的诉讼团。他表示，虽然这报料奖的钱不多，但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社区 两岁宝宝也来签名
尹江岸、车站、新街、白鹤、双东坊社区
昨日上午8点，记者携带横幅准时出发，先后在5个社区征集签名，千余市民在横幅上奋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声援前方的诉讼团。
每到一个社区，记者刚把横幅拉开，市民就围拢过来。很多居民纷纷表示：“你们是金报记者吧？我们前两天就在报纸上看到你们这个声援活动的报道了，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来签名。”每离开一个社区，收横幅都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总有市民不断走过来要求签名。而原定每个社区20分钟的签名时间，往往要延长到30分钟。
上午10点，在东门口，一位年轻的妈妈牵着宝宝走向横幅，她签下了自己的姓名。一旁的宝宝指着横幅问：“妈妈，这是什么？”她耐心地说：“这是签名活动，妈妈写下自己的名字来声援细菌战原告团去日本给中国人讨公道，等你长大学了历史就知道了。来，宝宝也来签一个。”说完，她握着宝宝的小手一笔一划写下三个字———张瑞真。这位妈妈告诉记者，张瑞真刚满两岁。在签名活动中，还有95岁高龄的老人；有写字楼的白领，也有外来务工人员；有土生土长的宁波人。虽然年龄、性别、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他们赤诚的爱国之心。
中小学 王选阿姨，我们支持您
镇明中心小学、江东中心小学、荣安实验中学
昨日上午9：20，记者来到镇明中心小学。9：30要进行升旗仪式，该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很“体贴”地把签名活动安排在升旗仪式之后。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旗仪式后，该校辅导员宣布签名开始后，金报准备好的长条横幅边上，马上围满了签名的学生。“做错了事怎能不道歉？我支持你们（指中国原告团）讨公道”，六年级学生胡克涵及同学把这句话写到了横幅上。
每天中午看电视新闻是荣安实验中学的惯例，昨天高一（3）班和高一（7）班的“每日新闻”注入了新鲜元素———细菌战以及细菌战诉讼。学生们相继在横幅上签名，支持中国原告团，教历史的杨老师提笔写下“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更是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共鸣。
记者的最后一站是江东中心小学。大队辅导员金老师从自己的课程中让出宝贵的20分钟，让学生们知道了“细菌战以及细菌战诉讼”。很多孩子还把自己父母、兄妹的名字都签上去了，孩子们表示，“我晚上回去后要把这事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支持王选阿姨的。”
高校 大家都来签名声援啊！
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昨天中午11：30，本报声援团签名车来到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宁大细菌战调查会的会员积极地帮助记者铺开横幅。很快，下课的铃声响起，学生们陆续从教学楼里走出，学生会主席开始向同学们介绍：“同学们，细菌战原告团赴日讨公道，大家都来签名声援啊！”80米的横幅，20支签名笔，上百个大学生很快把横幅签满。宁大细菌战调查会的几名会员告诉记者，他们都跟着王选老师从事过访问细菌战受害人的行动，所以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更加了解，更有共鸣。正说着，几个学生骑着自行车过来，“声援细菌战诉讼团？这个我知道！已经是最后一次诉讼了！一定要支持一下！”不到半小时，横幅上就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个个饱含深情的签名。
在结束了宁大的活动后，记者又马不停蹄赶往宁波工程学院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在宁大的情况一样，大学生们纷纷签名,对细菌战诉讼团表达了最大的支持意愿。有的同学甚至不惜上课迟到，也要在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老干部聚集本报谈细菌战 肯定金报万人签名活动
金报讯 昨天上午，金报邀请了本市几名老干部、老党员进行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原《大众报》总编辑胡春，宁波市文联前副主席、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方平，原《大众报》编委穆崇德，宁波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以及原《大众报》记者、宁波电台新闻部主任调研员张贤衷。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宁波的抗战历史进行了回顾。方平等老同志长期从事侵华日军在宁波实行细菌战的资料收集，为诉讼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细菌战的事实不容抹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正视自己所犯的罪行，谢罪赔偿。这也是很多热爱和平的日本友好人士的希望。”老同志们表示，“宁波人更需要牢记这段历史。”
对于金报开展的万人声援团签名活动，大家都表示了肯定。座谈会后，老同志们来到签名现场，都在横幅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3月22日东京 最后陈述
今天中午东京时间11时（北京时间10时），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的两位原告将走上东京高等裁判所的原告席，作最后的陈述；6位日本律师组成的辩护团，将为她们作最后的辩护。八年跨国官司，一、二审第38次开庭，也是原、被告最后一次在法庭上露脸；按日本法律，二审的判决书将在今年8月下达，如果原告不服判决，还可以继续上诉进行三审，但是不再进行开庭审理，而是法官重新审核已有的审判资料，作出三审判决。
古稀原告“试陈述”悲愤交加
从1997年8月至今，72岁的湖南常德女性何英珍已是第4次到日本。这一次上法庭作最后陈述，看得出，她的压力很大，一篇陈述词反复改了三四次，每次她都反来复去地读背，怕在法庭上出差错。“我现在的记忆力不好了，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昨天上午，在中日友好会馆旁的后乐宾馆里，她对记者说。她还低下头让记者看她的头发，头顶上头发稀少，掉了大半。她说都是为了这场官司。64年前的一场细菌战，使她在短短的18天里，6位亲人相继被细菌战夺去生命。细菌战让何英珍蒙受了一生的悲痛，致使她拿起陈述书一念，就禁不住悲愤交加，声音哽咽。
今日上庭的还有一位陈述者，名叫周福菊，1936年8月出生于义乌江东塔下洲村。日军入侵时间为1942年，村子里死于细菌战的共103人，她家里共14人，死了12人，只留下她和父亲两人幸免于难。周福菊带着浓重的义乌口音向记者述说亲身经历的往事后，老泪纵横。
昨天下午，东京时间15时（北京时间14时），何英珍和周福菊老人在王选的带领下来到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濑敬一郎律师请了两位翻译———一位是日本翻译、一位是中国翻译，跟两位老人见面。
一濑介绍说，最后一次开庭时间总共只有一个小时。两位原告加翻译总共只有20分钟，平均下来每位原告只有5分钟发言。
一濑律师表示，何英珍老人的陈述词中大部分都可删去，只要陈述“事实”就可以了。
■记者札记
日一学者谈“中国索赔诉讼案”
日本青年不会关心这些事
在赴日采访前，记者曾想，不知道日本民众怎么看待这场官司的。昨日记者在团长王选的房间内偶遇了一位普通的日本民众，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惑。
水谷尚子，女，36岁，曾留学上海多年，精通汉语，学者。和她的交谈是在王选的房间。谈到这场官司的赢数时，水谷尚子表示，她认为日本政府不向中国人谢罪和赔偿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来自国内，当年的细菌战老兵到现在都没有养老金，晚年凄凉，如果给中国人赔偿，将面临着国内的压力；二是来自国外，一旦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那么劳工案、毒气弹案、慰安妇案，以及更多的细菌战受害者将蜂拥而至，赔不胜赔。从日本民众来说，她认为日本的年轻人不会关心这场官司。
据了解，水谷尚子曾在南京、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等地调查当年细菌战情况，并为她的舅公赎罪。她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军驻华细菌部队之一的1644部队的一员。舅公临终的遗愿就是要她将这段罪恶的历史披露于世，并向中国人谢罪。这也成了她调查细菌战、调查南京大屠杀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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