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大可

　　爆竹代偿了人的声音，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被外化的叫喊与宣言，传递着芸芸众生的心声，向众神和邻人表达生存的焦虑。烟花爆竹成了中国人心灵自救的极端疗法。

　　它一面露出最人本的面容，一面又因侵犯他人而变得毫无人性 这个古老的习俗里，隐含着严重的道德两难

　　一年一度的春节已经过去。然而检讨一下这个年度里最大规模的生命庆典，仍有意义。

　　我认为这个庆典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听觉暴力。除夕、初四和元宵等日子的午夜时分，整个中国陷入了烟花爆竹（以下简称“烟爆”）的包围，它们震耳欲聋、惊天动地、势不可挡，把我们推入了一场声音的浩劫。这样的灾难是周期性发作的，在乒乓作响之后，到处是呛鼻的硝烟和狼藉的纸屑，仿佛刚刚爆发过一场恐怖主义战争。尤其是大年三十的午夜时分，由于巨大的声浪而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话，许多人都在那一刻被迫停止了交谈。这种文化性沉默，和爆炸的喧嚣形成了可笑的对比。

　　烟爆制造的虚拟战争正在愈演愈烈。官方的禁放令不仅早已失效，而且成为反面的动力。2005年春节的特点是，为了展开“烟爆军备竞赛”，爆竹比以往任何年头都更加响亮；而烟花的上升高度也愈来愈高，显示烟爆制品的火药量正与日俱增；而它所制造的噪音分贝也急剧升级，远远超越了人耳的生理耐受限度，以致许多燃放者失聪，甚至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害。在那些震耳欲聋的时刻，老人和儿童的心身也受到了难以言喻的伤害。许多新闻报道都已经对此作出指证，向我们展示春节烟爆浪潮的各种灾难性后果。

　　究竟什么才是这场声音暴力背后的文化动因？这个问题的解答，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了解。

　　烟爆习俗最初起源于古老的驱魔仪式，继而成为一种自我祝福和乞求发财的魔法。它是民众的声音巫术，藉以释放那些被压抑的痛苦、愿望或诉求。

　　在充满各种冲突和痛苦指数高涨的社会里，廉价的爆竹代偿了人的声音，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被外化的叫喊与宣言，在旧历的年关不可阻遏地迸发出来，传递着芸芸众生的心声，向众神和邻人表达生存的焦虑。价格昂贵的烟花，则更像是一种燃放者的自我祝福，在灿烂而转瞬即逝的礼花里，躲藏着那些卑微而伟大的梦想。在这样的意义上，烟爆成了中国人心灵自救的极端疗法。

　　是的，叫喊的欲望起源于灵魂的禁锢。烟爆所制造的爆炸，终结了民众的长达364天的沉默。这叫喊是一次短暂的开放，随后，人民将再度回到漫长的缄默之中，并等待下一年度“叫喊日”的来临。所谓“过年就想听个响”，无疑就是对这种自我叫喊的最热切的倾听。

　　但烟爆疗法也是中国人最为暴力的精神疗法。烟爆制造了严重的噪音污染，燃放者在向自身致敬的同时，肆无忌惮地打击了四周的邻人，令他们的听觉乃至整个身心受到伤害。这是普遍的听觉暴力，它镶嵌在古老的节日习俗里，仿佛是一种尖锐的“声音之刀”，刺入耳膜与灵魂，演变成对别人权利的肆意侵犯。它一面露出最人本的面容，一面又因侵犯他人而变得毫无人性 在燃放烟爆的古老习俗里，隐含着这种严重的道德两难。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有关当局曾经大力推广所谓“电子鞭炮”，而响应者寥寥无几，最后只能悄然退出市场；此外，央视春节晚会、短信问候之类的替代物层出不穷，但它们的无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北京上海等地都曾颁布法规，禁止在都市核心地带禁放（比如北京是五环以内）烟爆，还是无法制止顽强不息的陋习。没有任何一种科技产品能够发出这种质朴而嘹亮的响声，也没有任何一款文化产品能代替中国人的喊叫疗法，更没有任何一项法规能有效地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声音灾难。不仅如此，这种陋习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甚至受到了某些“民俗学家”的高调捍卫。

　　基于民众如此强烈的叫喊愿望，烟爆习俗早已变得不可阻挡，迄今为止，官方的空间限定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它剥夺了几乎所有市民的燃放权利。惟一可行的方法是确立法定燃放日及其燃放时间，通过限定火药含量来约束其噪音分贝，并生产和推广减噪护耳用品去保卫那些脆弱的耳朵。但我对这些举措的可行性仍然感到悲观。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暴力性庆典只占全年里的区区数日。只要我们学会在那些时刻里隐忍，我们就能在其他的日子里找回生命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