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潘多拉

　　《南方日报》近日披露：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赴湖南考察血吸虫病，一到基层，当地一些干部就将她团团围住，把前来反映情况的农民挡在人群外，吴仪只好喊一声：“干部们退下去，农民朋友们走上来。”这才了解到真实情况，及时拨付了专项救治款。吴仪坦言：“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听不到基层的声音。”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可行使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可享有的信息供应不可谓不充分，孰料吴仪副总理却苦恼于“听不到基层的声音”，实在令人感慨系之。上级领导到基层考察，当地干部在接待、保卫、安排视察、汇报情况等环节上精心组织，周密策划，在领导周围形成一个个有形无形的“包围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领导看到听到他们希望让领导看到听到的东西，而把他们不希望让领导看到听到的那些东西，包括群众的疾苦、基层生产的实际，统统被排斥在上级领导的视听之外。地方干部如此作为，是对上级领导的“信息调控”，是对上级领导知情权的蓄意侵犯。

　　知情权首先是公众的一种权利，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一定渠道去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知情权。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也有知情权，也需要通过一定渠道去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知情权。领导干部的知情权，或可归结为政府的知情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体现为一种权利不同，政府的知情权主要体现为一种权力，即政府可以通过确立规制、制定政策、组织动员等权力手段，达到知晓相关情况的目的。然而，政府通过在系统内部行使权力以实现知情权，主要依赖的是领导视察、工作汇报、层层上报等传统渠道，这种信息传播格局，很难有效防范一些地方或基层部门的弄虚作假、瞒上欺下，很难突破后者设下的重重“包围圈”。单靠传统渠道得来的信息，将难以保证其应有的真实性，而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的判断和决策，也将难以保证其应有的科学性。

　　领导干部要维护自己的知情权，防止一些地方干部或基层部门的“信息调控”甚至“信息蒙蔽”，就应当自觉在传统渠道之外开辟新的民意上达渠道。与传统渠道有一定关系又有较大区别的一个渠道，是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和“内参”。毕竟新闻记者的调查采访具有即时、隐蔽、深入、无所不在等特点，一些地方的骗局可以蒙蔽一些政府官员，却很难蒙蔽新闻记者。两年多前山西繁峙县发生特大矿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记者不辞辛苦，深入到事故第一现场，对当事人、目击证人、遇难者家属面对面地采访，打破了当地官商的信息封锁，将矿难真相及时告知天下。事后，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无限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新闻舆论披露出来，至今大家还会蒙在鼓里。”对于新闻媒体在维护领导和政府的知情权上的作用，高明的领导者一定不会视而不见。

　　此外，民间举报、投诉、上书、上访提供的信息，尽管大多是分散的、零乱的、庸杂的，但也是具体的、原初的、活生生的（国家信访局局长曾向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记者证实，民间信访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也应当成为政府和领导干部全面认识民间真实生态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不可能亲自阅读每一封举报信，但哪怕他像抽奖那样定期从一万封信中随机抽取一封认真阅读，或许就能发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了解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层动态。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在重庆农村考察，临时决定停车走访一个村庄，碰到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农妇熊德明，引出了一段“总理替农妇讨工钱”的佳话，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薪风暴”。温总理临时停车走访，相当于一次未经地方安排的“下访”（地方也就来不及设下“包围圈”），也相当于在众多上访信中抽取选读了熊德明的信件。若随机“下访”、定期选读上访信成为制度安排，则领导定能听到更多更真实的来自基层的声音。

　　当今网络时代，网络表达是基层民意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别是自前年“非典”以来，网络因其减缓信息传播压力之功而备受高层瞩目。胡锦涛总书记曾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在今年3月1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开场先谈网上民意：“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网民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普通人尚且经常上论坛发言、到聊天室聊天、注册私人或公共信箱收发邮件，充分利用信息传播与交流的便捷手段，尽享“天下信息皆备于我”之乐，领导干部岂有弃网络不用弃知情权不张之理？

　　无论是在基层考察时大喊一声冲破“包围圈”，还是亲自批阅内参、举报信、上访信，还是上网看网友发言或与网民聊天，都表明领导干部维护知情权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实现知情权的手段越来越完备了，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提高信息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也将面临越来越现实的挑战。（作者为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