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怀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郑州9岁患儿的家属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告上法庭。

　　一系列书证成为法庭辩论焦点，似乎足以证明被告的清白。

　　到医院治病，却因输血而导致生命垂危，病从血入的三个隐患让人“想血生畏”。

　　用血安全的理想结果是：无偿献血成为必然，自身输血成为临床的可能。

　　一场官司 家长认为输血时感染艾滋病

　　昨日上午9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一起医疗损害索赔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郑州市民刘先生要为自己9岁的儿子讨个说法。

　　因被告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不公开审理的请求得到了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应允，昨日从各地赶到北京的国内数十家媒体记者们全被挡在了法院的安检门外(如图)。据悉，昨日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9时10分，身着法官袍的法官马军在该院第42号法庭审判长的席位上入座后，刘先生及其代理律师进入法庭，法庭大门随后关上。除原、被告双方及其律师外，连刘家的亲属也一并被请出了法庭。

　　当日上午，就在刘先生在北京据理力争时，他9岁的儿子正在郑州的家中不停地咳嗽，艾滋病晚期的并发症已经折磨得他稍微动一下便会大口大口地喘气。这个可怜的孩子两年前就已辍学，每天除了吃药睡觉就是偶尔看看电视，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怕风，所以连门也不敢出。受病痛折磨，孩子的性格变得有些怪异。

　　孩子的母亲早已辞掉工作，全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孩子现在是皮包骨头，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3月22日上午，刘先生向记者回忆了这个灾难的过程：2002年8月22日，经人介绍，刘氏夫妇带着患有先天性腭裂的儿子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求治。26日，孩子在该院颌面外科住院治疗。27日，医院称孩子血小板低会对手术有不利影响，要求输血。在得到刘氏夫妻同意后，医院当天便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提出用血申请并取回了一袋250～300毫升的血小板，但在输入一半时，孩子出现了过敏反应，医院便当即停止输血。28日上午，医院为孩子做了下腭裂修复手术，手术持续有1个多小时，术后伤口愈合较好。

　　“手术后住院期间除了有点发热反应外，没有任何其他不良症状。我们是9月3日出院的，半年之后又到医院复查过一次。从孩子做手术到半年后复查，都没有异常症状。可怕的后果是一年以后发现的……”

　　从2003年8月份开始，孩子开始出现艾滋病并发症症状，但对艾滋病知之甚少的刘先生夫妇一开始并没有在意，就诊的医院也是按皮炎等一般病症给予诊治的。两个月后，孩子的并发症症状更加明显。

　　10月29日，两口子带孩子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医院血液化验的结果是：HIV呈阳性，医院怀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很快，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就将其怀疑确诊了。11月3日，孩子被转入郑州第六人民医院治疗。医院当即对他们一家三口再次进行了血液检查，结论是夫妻俩均是健康的，HIV都呈阴性，而孩子呈阳性并已经到了晚期。

　　为了给孩子治病，如今刘家已是赤贫并债台高筑。

　　刘氏夫妇认为孩子是在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遂于2003年12月24日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告上了法院，随后又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追加为第三人，整个索赔数额共计86.81万元。

　　一声叹息 北京血库告急已经很久

　　在昨日的法庭上，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提交了7类书证，以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也提供了一系列书证材料，证明自己提供的血小板是安全的、干净的，献血者是健康的。

　　据了解，从立案至今，法院共组织了“医疗事故鉴定”、“血液原样鉴定”和“供血者本人血液鉴定”等3项鉴定，3项结果都表明被告方“没有问题”。

　　但是，最直接的证人——“供血者”却未出现在昨日的法庭上，而刘先生也没有保存当时的输血证据。

　　据了解，由输血造成感染从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在北京数量并不少。在刘先生的官司之前，已有患者以输血感染艾滋病为由状告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但最后以败诉告终。

　　昨日上午，记者以病人亲属的身份分别走访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和北京市血液中心。

　　北大口腔医院认为，实施血小板输入的治疗方法是必须的，而使用的血小板是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的，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记者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得知，刘先生儿子使用的血小板来自一位姓王的献血者，他是2002年8月19日做的体检，8月26日献的血。8月27日，王姓献血者的血小板便输入到刘先生儿子体内。11月13日，这位姓王的献血者在距上次献血不足3个月期限内，再次要求献血，因血液中心查出其转氨酶指数升高而没有接受他的献血要求。

　　《义务献血法》第9条则显示：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血液量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得超过400毫升，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6个月。

　　假如当日王某转氨酶不高，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是否会接受其再次献血？

　　事实上，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北京无偿献血体系一直受到公众质疑。北京现有采供血机构13家，除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外，还有12家附属在医院的血站。这与卫生部卫生资源区域规划“一个城市只设一个血站”的原则相违背。

　　北京市共设有20多辆采血车，这种规模在全国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但是北京人的献血热情并不高。有数字表明，北京市自愿无偿献血者中本地人占17.52%，外地人占82.48%，而北京的用血量却居全国之首。

　　北京的血液库存一直紧张。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是北京市最大的采供血机构，负责300多家医院的临床用血。

　　今年2月24日，该血液中心主任、中国输血协会副理事长高国静曾向媒体透露：中心血液库存一直在警戒线徘徊。2月21日当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血液库存只有1235袋，而按照北京市的用血标准，血液中心的库存量应达到5000袋以上。

　　一个难题 血液无法保证绝对安全

　　3月22日，记者走访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据该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孙慧介绍，除艾滋病外，B型和C型肝炎、疟疾和梅毒等疾病都可以通过血液传播。

　　孙主任还说，在我国，血液都要经过两遍检测，但这并不能保证血液的安全系数为100%。“因为有些病毒存在一定期限的‘窗口期’。现有的医学条件，只有病毒进入人体产生抗体后，才能被检测出来；而在产生抗体前，也就是在‘病毒窗口期’，检测手段有一定局限，这是目前世界上都无法彻底解决的技术问题。艾滋病的‘窗口期’最长是3个月，如果献血者在感染艾滋病3个月以内献血，目前很难查出来。”

　　除“窗口期”难题外，病从血入的其他隐患还有试剂的灵敏度和供血者血液质量不高两项。来自北京市血液中心办公室的资料显示：在世界医学领域，都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漏检率，我国为3%。

　　儿童感染HIV病毒后，发展为艾滋病的时间会有多久？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中心医生张可告诉记者：大约为2年。

　　一份忠告 医生希望患者重视自身输血

　　在郑大一附院，血库主任吕发萍指着存放在冰柜中的血袋对记者说：“一附院所用血量是全省最大的，占去了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四分之一。这里面所有的血袋都标有献血者的姓名和血型等各种资料。献血者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血谁用了，但用血的病人却知道自己用的是谁的血。一旦有了问题，很迅速就查出了供血源头。”

　　目前，河南18个省辖市各有一个中心血站拥有合法的采血资格。郑州的中心血站负责向全市的所有医院供血。血液的质量也比1998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郑大一附院，输血必须要经过一套很严格的程序：由科室提出书面用血申请，同时要有病人家属签字同意的用血协议书，然后才能从中心血站取到血。

　　郑大一附院血液科孙主任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挽救生命的必需，能不输血就不输血，即使要输血，也要尽量开展自身输血。能用成分血的就必须用成分血，成分血指的是贫血了可用红细胞，怕出血量大可输血小板等，把血液中的各种成分分离出来用于临床病人的血就是成分血。为了保障临床急救用血，我们还提倡选择日期做手术的病人最好自身储血，手术中用自己的血，库存血液的保质期有35天。”

　　昨日，记者以病人亲属的身份致电国家卫生部，咨询如何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用血安全。卫生部有关人士意味深长地说：“最理想的结果，不是存在冰柜里，而是存在志愿者的血管里。” 特派记者 何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