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党国英

　　在确立社会自由这件事情上，知识界人士应该更积极地估计市场中的作用，更保守地估计政府的作用。如果什么时候政府的作用变得十分关键，那也是在于解放被它束缚的市场

　　张惟英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说市政协委员们都有和她一样的看法，这个话给我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我注意到，出现在媒体上的批评者也几乎都有一边倒的看法，只是他们和张的看法完全相反。一方是主流社会的精英，另一方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锐，看起来对社会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冲突，但却殊途同归 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大信任市场，而诉诸政府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关于“自由”的话题有这样两种认识在打架，是很令人遗憾的。

　　按张惟英的说法，既然市场在歧视一部分居民，那么政府为什么不能替代市场，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呢？张惟英显然是不那么信任市场的。张惟英的批评者大概也不信任市场，既然市场未能使农民有能力在城市住下来，那么政府应该拱手欢迎农民进城，给农民建造廉租房，由此实现社会公正。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很美妙，但却很有点浪漫主义，因为在张惟英的主张下，政府事实上做不好；而张惟英的批评者所提出的建议，政府则做不到。

　　在实际生活中，市场是很具体的东西。若离开切身利益做判断，每一个市场交易中的当事人都希望市场越自由越好；但身在市场之中，每一个交易中当事人又希望自己在市场中处于某种垄断地位。于是，大家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市场便有了垄断结构。在我们说的劳动力市场上，交易双方是资本和劳动，资本一方容易获得垄断资源，如果工会机制没有发育，情况会更严重。

　　市场既然包含了某种不平衡，那么，政府介入又会如何？从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我国城市对农民的排斥，政府是有责任的。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进城大体上还是自由的，60年代以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把农民迁徙自由剥夺了，尽管这种剥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但由此可见，政府并不见得总能把事情办好。

　　近几年，农民的迁徙自由实际上有了改善，这种改善固然与政府政策改善分不开，但发挥基础作用的却是市场关系的变化。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农民只要能买到城市房屋，就有可能将户口迁入城市。这其中的动力是房地产事业的发展，而城市政府是希望房地产业发展的。再如，去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局部的“民工荒”，这逼使资本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一些地方政府也因势利导，改变了限制农民工的政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徙，最终还要在土地市场上做文章。按现在的政策，如果农民的户口迁入城市，其土地就将收归集体。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地转向非农建设，这些土地将变为国有土地，农民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补偿。如果我们取消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政府或企业在占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按照市场价格给农民补偿，农民将获得大笔资金，从而增强农民在城市购买住房的能力和获得社会保障的能力。

　　我相信，政府越是能保障市场的竞争性并维持市场的某种平衡关系，农民自由迁徙的客观条件就越容易创造出来。政府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一是调节劳资关系，对资本予以合理的制约，提高兼业农民与资本交易中的能力；二是自己不要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例如不要在土地市场上做垄断者。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做好，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中国农民的有条件的迁徙自由将很快能够实现。有好政府才有好市场。

　　如果像有的人建议的那样，由政府在全国城市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把一切想进入城市的农民全部接纳，并给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我以为是天方夜谭，其后果之一，是一夜之间农村人口将所剩无几。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没有“自由”，因为大家更希望住到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政府将不得不按“计划”分流人口。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方政府不乏有创造性的政治家。要允许各城市政府展开竞争，在保障基本迁徙自由的原则下（即反对职业、性别和人种的歧视）由城市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确立的自己的进入门槛。门槛的高低将通过城市间的竞争得到调节。我相信，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各城市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这一组文章就要结尾了，我最后也是最想说的话是：在确立社会自由这件事情上，知识界人士应该更积极地估计市场中的作用，更保守地估计政府的作用。如果什么时候政府的作用变得十分关键，那也只在于解放被它束缚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