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5年，日本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一连串行动，使中日政治关系再度降温。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为使读者能在错综复杂的各类事件中保持看待中日关系的冷静和客观，寻求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适当途径，《环球》杂志于2月28日组织了中日关系专家讨论会，来自国内数家研究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和曾在日本工作过的民间人士，就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中日关系背后的美国因素以及在中日关系出现变化时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环球》杂志记者何德功和特约撰稿人李维朋也在东京就同样话题展开了调查访问。

　　《环球》杂志希望通过描绘全景式画面，撷萃不同观点的方式帮助读者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建立理性、客观的中日关系观念，并以此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哭晁卿衡》

　　“现在大家都说，目前中国和日本相差40年，这是一种误区。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有两个条件我们还不具备：第一是全部就业；第二几乎没有贫富悬差。现在的中国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的20年代。……对待中日经贸往来必须记住一点：商场就是战场，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在商场讲友好是非常错误的。赚钱就是赚钱，赚完钱再讲友好。” ——王新生

　　两千年邻里 三十年巨变

　　中日文化差异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盛唐时期。当时，日本先后19次派遣唐使赴中国，持续了两个半世纪，当时的日本社会完全模仿唐朝。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博士认为，日本文化虽然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但与中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有其自己的规律性。

　　王新生对《环球》杂志说，日本文化虽然表面上包括了儒家、道家或其他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面，但与中国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使在所谓日本全盘中化的时期，日本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完全学习中国，例如没有接受中国的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这是因为日本当时是一个氏族贵族制度非常强的国家，世袭是传统制度，贵族特权不希望被别人打破，因此不可能接受科举制度。

　　另外，从唐朝开始，中国逐渐走上了“尚文”的道路，重文轻武；但日本恰恰相反，尚武轻文。近700年的幕府时期由武士掌权，是近代大规模对外扩张的传统背景。

　　在中国与日本长达2000多年的交往史中，交织着友好、战争和冷漠。二战后，中日20几年没有外交关系，直到1972年才恢复两国邦交。王新生说，要走出对中日邦交历史的认识误区，中日交往史并不是一个完全友好的交往史。

　　双边关系背后的经济因素

　　从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经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友好到摩擦再到对立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双方的合作。而关系出现变化的背后原因也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新生把中日恢复邦交30年归纳为3个阶段。最初的10年是友好与合作的10年。当时的日本电影如《追捕》《望乡》、电视剧如《排球女将》《阿信》等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王新生认为，这背后隐藏着很多经济利益。因为当时的日本需要一个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而中国也需要打破孤立状态，希望在资本主义世界打开一个缺口，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需要资金和技术。双方存在着友好的基础。

　　而第二个10年，即1982年到1992年，是摩擦与合作的10年。日本商品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对日贸易赤字巨大，而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项目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同时中国国内经济方面也出现很多问题。这些矛盾一激发，就把历史问题带了出来。例如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光华寮事件等等。

　　第三个10年，即1992年到2002年，是对立与合作的10年。这10年是两国发展反差很大的10年。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高速增长，日本恰恰是泡沫经济崩溃的时代。这时，日本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王新生说，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日本在经济层面的忧虑。日本面临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中国则面临高速增长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立。双方的摩擦表现在各个方面。不光是经济领域存在对立，安全领域也存在对立。

　　对于未来的10年，王新生预测说，中日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应该是竞争与合作的10年；反之则还是对抗与合作的10年。现在看来有可能维持对抗与合作。

　　对于中日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徐之先认为，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来看，应该说还是以合作关系为主流的。因为，经济还是由市场来主导的。对中日企业来说，政治层面对其有影响，但从目前来看，这种影响还很有限。如果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能保持一种很强劲的发展势头的话，对于缓解两国的民族情绪肯定有帮助。例如，在日本经济界、财界，前一个阶段就公开反对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在经济界，包括在一些大项目的承包问题上，政治关系直接就影响到了合作。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合作加强，必然会对政治关系产生作用。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高恒也承认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同时认为，不一定经济好，政治就一定好；或者政治不好，经济就一定不好。这两者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政冷”“经冷” 理解最重要

　　对于目前流行的中日关系“政冷”、“经冷”的说法，徐之先对《环球》杂志表示，中国应看到除了两国高层不互访之外，其他渠道的来往并没有断。中国有很多省部级领导访问日本，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与日本领导人会晤，中国在地区合作、战略合作等方面与日本也有一些交流。从这一方面说，很难给“政冷”定位。

　　同时，尽管经历风风雨雨，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一直都存在着，包括政府间的，也包括民间的。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68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只有11亿美元。中日两国民间交流非常频繁。去年两国人员往来达到了近400万，每天有1万多人在中国和日本的上空飞来飞去。目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在语言学校的学生）就有12万。

　　但是，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明显超过了中日贸易额，其发展速度之快也是中日贸易无法比拟的。徐之先说，如果中日之间没有政治的不顺，也许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中日之间在能源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种恶性竞争。

　　徐之先认为，怎么说都不能很完善地概括出中日关系的定位。中日关系处于一种僵局，发展不顺，这是事实。中日领导人几年来不能互访。自建交以来，可以说中日关系在很多方面出现了倒退。

　　王新生则对《环球》杂志表示，在经济、人员交流如此频繁的情况下，两国国民的感情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冷淡，这里面也掩盖着经济利益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工厂”和主要石油进口国，那么日本的战略利益就无法在中国实现：东西卖给谁？怎么从中国买石油？随后，日本就从能源问题开始，说中国是不“安全”的；之后，在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出现了摩擦，如能源、安全、跨国犯罪等等。

　　总之，日本始终是把本国的经济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过去我们对这一点强调得少一些。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使中日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两国在某些地方的摩擦和对立就越来越强，而且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日关系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出现的。需要两国人民都在心理上做出调整，应该适应对方过去的一些举动，应该理解这些举动背后的因素。

　　王新生认为，说“经冷”，是冷在官方合作的项目，民间的不会“冷”，资本唯利是图的本质是无法阻挡的，根本不可能考虑国家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企业对待中日经贸往来的正确态度，就是一句话：一路提防。必须记住一点就是：商场就是战场，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在商场讲友好是非常错误的。赚钱就是赚钱，赚完钱再讲友好。这是你死我活的社会。 ■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贺萌 蒋国鹏

　　资料

　　日本的厌华情绪和“台湾情结”

　　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媒体爆炒亚洲杯中国球迷对日本队喝倒彩事件，在日中国人犯罪事件，宣扬中国抗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日本内政等，在普通日本国民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日本70%以上的国民观念受媒体的左右，在媒体的煽动下厌华情绪恶性蔓延，甚至包括一些对华友好人士也开始对中国产生误会。日本内阁府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日本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只有37.6%，是1978年开始有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日本的台湾政策也出现了变化迹象。日本有独特的“台湾情结”。在日本近代史上，日本就认为台湾是日本南进的门户，并对台湾进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怀旧情绪使日本对台湾很容易产生亲近感。现在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同样把台湾海峡看成自己的生命线，因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美国一样一直是促谈不促统，促和不促合。另一方面，台湾的台独势力曾受日本扶植，在夺取权力后，对日本感恩戴德，除了竭力分裂祖国之外，在台湾以外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全部和日本一个鼻孔出气，历史问题也一概不提。

　　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是，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日本外交政策对美国亦步亦趋，在美国全球反恐焦头烂额之际，美国最希望台湾问题维持现状，不独不统，日本也不会单独贸然行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还会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何德功）

　　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