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月的月初，有一篇报道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我国第一位通过公证捐献遗体的老人曾文甫去世了，按照老先生的遗嘱，他的遗体被送往四川大学人体解剖学的教研室，遗体进行处理后，将作为一次性的标本供学生们解剖研究。人们在为曾老生的举动深表敬意的同时，也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到了遗体捐献这件事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为您介绍辽宁沈阳的几位老人，他们不但一直关注着遗体捐献这件事，前不久还专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都是些什么人，这些老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阳光很好，但寒潮的到来，还是让沈阳的气温陡降了好几度。老金今天五点钟起床，七点不到就骑车来到了他所在的俱乐部。

　　记者：你们平常都是几点上班？

　　老金：一般都是八点钟，今天我们是去有点事，要上捐献者家里看看去。

　　这是一栋50年代修建的苏式老楼，像这样的居民楼，在沈阳的老工业区随处可见，但是这一间却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老金：这是我们俱乐部的综合办公室，这是“自愿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我们之所以没有把牌子挂出去，主要是怕扰民，怕别人不理解。

　　这个“自愿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是在去年的12月16日成立的，由于它现在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确认，因此不敢对外挂牌，这一点虽然让俱乐部的成员有些遗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瞧，这个俱乐部麻雀虽小，可是五脏俱全，除了义务担任法律顾问和名誉主任的三位同志，剩下的六位俱乐部专职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位和官衔：主任杨东文、副主任兼咨询部部长于佐良、组织部部长田辅桁、宣传部部长王世杰、通联部部长金诚和副部长吴梅辰。

　　记者：您底下管几个人？

　　老金：我就管我自己，我是跑腿的。

　　老金说，现在俱乐部成员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宣传和动员志愿者捐赠遗体，并接受他们的电话或上门咨询，随着俱乐部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重，一个人忙不过来，六个人就轮番上阵。有时候遇上情况特殊或者行动不便的志愿者，他们还亲自上门服务，并帮助办理相关手续。

　　老金：生为祖国作贡献，死为科学再捐躯，这是我们的口号。

　　这些成员中，老于是最早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他也被当地媒体称为“沈阳市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早在1958年，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国一些医疗机构缺少遗体进行医学研究的消息后，就动了要捐献遗体的心思，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倡捐献遗体，而且捐赠手续也十分繁琐，老于最终未能如愿。一直到了2000年，彻底退休闲下来的老于，带着家人定居沈阳，办理遗体捐献公证的手续才被正式提上日程。但是，当她在家里正式提出这个决定时，儿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阻力。

　　老于：儿子说，爸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这人家多笑话啊，咱们没钱，就少花钱呢，咱们能花那么多吗，为什么你就这样呢，我的亲戚朋友都笑啊我啊。我说，爸这一辈子就求你做过什么，我就求你这个事，你就不批准我啊，我说别的事行就，这这个事不批不行，绝对不行，不批也得批，今儿你无论如何也得给我签字。

　　软硬兼施，老于终于哄着儿子为自己签了字，随后他立即赶到中国医科大学办理了相关手续。但是，在办完手续回家的路上，老于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老于：走路我就想一个人献遗体，力量太小，你说中国这么大，学医的这个得需要多少遗体啊，他们见不到事物，将来他出去，对医疗也是水平低，会误诊，就是默默的想，做这项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的行列中来，老于决定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发展。因为他是辽宁省红十字会老年自行车宣传队的成员，这样一来，宣传队的队友们就成了老于首先攻克的对象。

　　我们02年到过中国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我们参观过，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但是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执着的来为这项工作，而且自己也把捐献书给填上了，这是在于老的带动下。

　　记者：您去解剖教研室去参观过？

　　老金：参观过。

　　记者：您觉得看到那些东西之后您觉得恐惧吗？

　　老金：不恐惧，因为我看到那些标本，特别是的那些血管、神经、各组织，各方面，我觉得确实对教学很有帮助，对学生很有用。

　　现在俱乐部的另外五位成员，都是在老于的带动和组织下办理了遗体捐献公证手续的，如今，他们都成了老于最得力的伙伴，并决定要和老于一起将这个神圣的事业进行到底。然而和这五位老人相比，更多的人对老于的这种做法都还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有些残忍，说他残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儿病重期间，做了一件让大家想不到的事。

　　2002年11月，我这个女儿突然得了肺癌，我就问大夫，我说我女儿现在什么程度，怎么样，他说恶化不得了。

　　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身为父亲的老于，居然会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向她提出了捐献遗体的建议。

　　老于：我说你遗体怎么办，她说爸那还是说吗，我献遗体呗，我连角膜都献，一定给盲人重见光明，爸你赶紧够我办，一块石头落地了。

　　2002年12月1日，老于的大女儿因病情恶化过世。第二天，老于亲手将女儿的遗体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虽然女儿生前一直支持父亲做的这件事，但邻居们的闲言闲语还是随之而来。

　　老于：很多老同志谴责说，没有对自己女儿那么残忍的，这怎么行呢，社会怎么看你，这个事情觉得你个人是挺进步的，挺什么的，但是你女儿，你这样做太无情了，不少老同志都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有的明说，有的暗示。

　　老于说，他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议论。但是大女儿去世之后，由于相关医生没能在八个小时内到场，取走眼角膜，女儿捐献角膜的心愿最终落了空，这件事让他直到现在都有一种负罪感。但同时，对女儿的这份愧疚，也更加坚定了他把遗体捐献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信念。

　　老于：不少人都觉得，你们还是有企图，包括我们宣传对内的人，他不太了解的，他恐怕也产生这个想法，认为我们还是有点什么企图。

　　记者：真的什么都不图？

　　老于：我们任何不图，我们就图这项工作在市内，咱们能够推动一点就好得多，我们这样做使更多的人能认识，能更多的加入我们队伍，能够献遗体。

　　去60公里外的辽中县探望刘老汉，是老金和老于一直在心里盘算的。去年，俱乐部刚成立那会儿，这位刘老汉就多次打电话来咨询，表达了要捐献自己遗体的愿望。得知刘老汉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老伴，他自己又是脑血栓患者，行动不便，俱乐部的成员们开会一商量，最后决定派老金和老于上门帮助他办手续，在出发前，他们还特意打了个电话，询问刘老汉的儿子是否同意他把遗体捐出来。

　　老金：我们问他，我说你做好你儿子的工作了吗？

　　老于：正好腊月23，22的时候，他来电话了，说你能不能来啊，我儿子都同意了，我说行。

　　得到肯定答复后，老金和老于出发了。从沈阳市区到辽中县得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再倒当地的小公共，每个人往返需要车费14元。

　　老于：腊月23，小年那天去的，天特别冷，零下24度左右，上车以后，就在西站上车，上车以后，金老就穿一个运动鞋，我冻脚了，我穿皮面鞋冻脚了，我说金哥你冻脚吗，他说冻麻了以后就没什么感觉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刘老汉家，家里人却告知，老人在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下老金和老于彻底懵了。

　　老于：我说这可糟了，怎么昨天还打电话，怎么就死一年了，我说不对啊。金老他有手机，拿手机又给刘星汉打电话，接电话了，我说这有门了。

　　原来，这个镇子上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刘老汉，两个老刘的家相距七、八里地，而老于他们找的这一家并不是要捐赠遗体的那个，得知实情后，老金和老于又步行来到了这个刘老汉家，刘老汉也很快填完了老于带去的申请表，按照程序，接下来要打电话找他的儿子回来签字，但没成想，刘老汉的孩子回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老金：他儿子说，爸，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现在社会上骗子挺多，他们是骗你，他们从中得利啊？

　　这一次，手续没能最终办成，两位老人还被毫不客气地请出了家门。

　　如今，近两个月过去了，中间虽然与刘老汉通过两次电话，但老于和老金始终惦记着刘老汉那个未了的心愿，为此，俩人决定再去探望一次。他们还特意买了点水果。

　　这一次，老于和老金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对此，两位老人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下了车，老于和老金一致认定这就是刘老汉住的村子。可毕竟是上了年纪，俩人这次怎么都想不起刘老汉家的具体位置。没办法，先打个电话吧。可是却没人接听。

　　问个老大爷试试，老大爷告诉他们没有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

　　老于：就是这儿啦，金哥，百分百，没错，就是这儿啦。但这怎么锁上了……？

　　后来，有邻居告诉老于，刘老汉和老伴被儿子接到镇里去了。

　　很快，刘老汉的儿子听见动静，从里屋出来了，这一次他仍然对此表示不解。

　　刘老汉儿子：你们再这样骚扰我们，我就报警了……

　　老于：这一次就是看看，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说心里话，你得体谅你爸爸的心情，但他有病。

　　刘老汉儿子：我不会同意的。我当儿子的，在社会上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我作为家庭来说，我是一个儿子，所以现在说，我必须这么说，维护我父亲，他糊涂我没有糊涂。如果我不去这样做，我家人怎么看我，怎么理解我，自己也内疚。我们今天到此完事，我没有那个精力，有没有那个义务，没有这个必要去解答你一些什么。还是这些话，以后这件事，打消这个念头，停，是不是，别再骚扰我们好不好。

　　记者：您都已经81岁了，您上门去做工作的时候，人家这样说您的话，您自己心里怎么想？

　　老金：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你一下子想象让人家接受能行吗，您想做这个工作，有一些非议，那你就得耐心的说，是不是。要说受一点挫折我们就不干了，我们成立俱乐部的初衷就失去了，是不是？所以咱们就得细致的、耐心的去做这项工作。

　　每天都在遭遇着各种各样的不理解，但俱乐部的六位成员还是坚持要把遗体捐献这见工作做到底，而且老金说，随着他们对于遗体捐献知识了解得越多越深入，越感觉到这项工作的紧迫和非比寻常。

　　老金：日本现在最低是4个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解剖，而且解剖完了之后，像给治患者一样，按照程序缝合，缝合完了这才算解剖程序结束。而我们目前从国内来看，没有达到这个情况，就拿我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上解剖课，老师做解剖，学生在那儿听，在那儿看，过去有句老话就是说：看十遍不如自己亲手做一遍。我们捐献的目的也是在方面，为了提高医学学生对今后的病理、解剖各方面的提高捐献我们的躯体。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的遗体捐赠现状不容乐观，仅以我国最先开展遗体捐赠工作的上海市为例，现在每年的遗体捐赠是也只有300具左右，这个数字距离当地医学教研每年700具的需求量相比还是相去甚远。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形势则更为严峻，正是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几位老人才感受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意义。但是，并不是单有了坚强的信念就能够战胜一切的，很多问题，也会让老人们力不从心，一方面，俱乐部目前只是得到了省红十字会的口头支持，还没有在民政部门获得它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觉得，虽然遗体捐献工作在辽宁的推进需要他们的一份力，但单靠他们是远不能成功的。

　　老于：你私自聚会能行吗，那吓都都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那这个事情得干啊。我女儿送了一具尸体，我还没死了，我死了以后，送去才两具，那么社会需要多少具啊，千千万万啊。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从目前的情况看，辽宁这项工作现在还处在一种很原始的，或者是自发的，或者用我们的话说，还是一个很无奈的状态。

　　记者：那你怎么评价俱乐部的工作，那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意义是肯定的，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光靠这种原始民间的这种良好愿望，我觉得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刘琳娜此前就曾多次向相关部门提交关于加强遗体捐献工作的提案，对于老于等几位老人目前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刘琳娜一直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她认为，老于等人的遗体捐献工作可以在宣传上做得更好些。另外，她认为目前遗体捐献的接收机构和接收程序还不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家捐赠遗体的热情。而这一切，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国家尽快出台一部可以依照的法律。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立法，因为遗体他在法律说来讲，是一个特殊的物，涉及这样一个特殊物这样一项工作，要有一个立法程序，要有一个法律完善，规范这项工作，现在从全国来看，没有一个统一的立法，还局限在某一个省份。

　　老于：我开始做那天，我就很渴望，我们省人大出立法，这样对我们宣传工作力度比较大，因为没有立法，有一些老百姓，有一些政府，都不敢操作，只有我们这个自愿者敢操作，所以这范围特别小。

　　记者：每个人生活花销得要多少？

　　老王：一个人20多块钱吧，就中午这一顿饭，都比较简单，出去买点馒头、买点白菜，干豆腐什么，炖一下，热乎热乎。

　　今天的这顿饭同样很简单。老于说，为了不落下一个热线电话，不错过一个有意捐献遗体的人，俱乐部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中午不回家的习惯。老于还说，为了扩大工作的影响，俱乐部的几位老人每周末都会集体骑自行车外出宣传，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相关情况：俱乐部目前有志愿者130人，通过俱乐部办理遗体捐献手续的有7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