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顺祝
近祺！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
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对台工作大动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元旦，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军舰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天堑吗？中共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共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的“对敌”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和豆萁相煎成份在内，但不管怎么说，渡尽劫波兄弟在嘛！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白话文一统天下，廖承志的这篇浅近文言公开信，对于尚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显示了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甚至训诫，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国亿万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了桌面，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亦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公开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何待”的话，稍加变动，又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思。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推动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公开信发表后五年，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共“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的信。他读了此信作何感想，是否也受到感动？尚不得而知，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考虑怎样来回复，对廖承志的公开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要公开表明坚硬的立场，以表示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意，迟迟不入正题，但到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及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后一次，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六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共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在他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因密而不可宣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减少与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地知道，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憾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即使是血雨腥风，但决不承认家国之分裂。蒋经国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祖国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似乎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患者足以致命的食品，他也无所顾忌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他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却毫无察觉，表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届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五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的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台独”声浪的夹击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支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赴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为此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具体分两步实行，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译，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这样一来，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共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作者：吴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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