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武汉特约记者严明报道 43岁的董平（化名）居住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附近，2003年底，在他下岗并停发工资一年后，他所在国企终于被另外一家企业买下，董平重新回到工厂上班。但这时，他父辈曾经为之骄傲的武汉古田老工业区，已经逐渐转化为如今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了。

　　董平说，2003年初是他和他的工友们感觉最灰暗的时候，他们想不明白的是，“90年代初国家提出开发浦东时，武汉说自己是‘龙身’，可以和‘龙头’上海一起发展；90年代末国家提西部大开发了，我们又认为紧邻西部，可以‘搭便车’；后来国家说要‘振兴东北’，我们领导拿出报纸，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等’字上圈了又圈。为什么国家所有政策出台我们都会高兴一阵，但最后又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呢？”

　　从担忧到现实

　　董平感受到的窘迫处境如今被学界称为“中部塌陷”。1987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夏振坤就指出，湖北虽然处于“承东联西、南北对流”的结合部，却面临着“东西夹击、南北离异”的严重挑战，他当时警告说，小心湖北沦为“山间盆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也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探讨西部开发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就发表文章，提出了东部起飞、西部开发要防止中部塌陷的预警。

　　近20年之后，学者当年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塌陷”一词也广为流传。

　　“塌陷”的说法有着数字依据：从1980到2003的20多年中，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2％增加到了58.86％，特别是90年代以后，激增了7.3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是下降的。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下降趋势逆转的迹象和可能。

　　而西部大开发使原本落后的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到7月，西部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高2.5个百分点，中部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

　　2002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东部8个，西部2个，而中部一个没有。

　　“政策洼地”还是资本差距

　　直到2004年，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概念时，湖北人已经就“中部塌陷”的事实自嘲多年。“不东不西，不是东西”“东部不带中部玩，西部列车搭不上，振兴东北不赶趟”。武汉市长李宪生在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直说：“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他认为武汉正是“塌陷的中部”的一个缩影。

　　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著名的区域经济专家伍新木曾经把外界对“中部塌陷”的解释归结为6种：一，中部开放滞后论。湖北比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晚开放了12年，从而失去了发展先机；二，国家对中部缺乏倾斜政策，中部成为“政策洼地”；三，中部省份财政收入和上缴基数高，导致财力窘迫；四，湖北省曾经从自身内部深刻反省，提出了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不够，而发展不够又是因为抢抓机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根本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五，湖北省总结“四不够”在于不会用人；六，中部省份的人民缺乏江浙人的创业精神。

　　鲁志强认为，中部塌陷不能只怪政策洼地，他举出一个例子，有人曾经计算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是几百亿元的国内资本净流出，但加上外资后则成为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的资本净流入状态。而中部基本呈资本净流出状态，西部是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的流入格局，生产要素的流向，成为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得到扭转，中部地区腾飞就会欠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当“中部塌陷”现象引出了中央政府“中部崛起”的口号时，不少中部本土专家念念不忘的是，历史上中部曾经有过辉煌一刻：1912年，武汉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