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演罢八路军再演“花姑娘” 　　

　　笑声。赵兰卿急了。 　　

　　他拿起话筒，大声斥责围观的村民们不严肃，没有阶级情感。说如果下一次他们还笑，他就要骂难听的。 　　风很大，气象台说有6级，黄土扑面。赵兰卿的“威胁”起了作用，拍摄现场逐渐安静下来，可以听到风掠过树梢的啸叫。北方的冬天。 　　

　　赵兰卿又开始责备他的演员太笨，骂他们下手不狠，该砸碎的盆盆罐罐没有砸碎。 骂翻译官不该离开鬼子太君，却跑去参与殴打中国老百姓。 　　

　　十几个日本兵认真地听他说戏，他们军帽上黄色的五角星在风中抖动，那是村民们用当地一种廉价烟的烟盒剪成的。饰演狼犬的一只变种狗烦躁地原地踱步。 　　

　　“大家注意，再来一次。1、2、3……开始！”赵兰卿发布命令。 　　

　　两个汉奸踹开了已被踹开了多次的院门。这是村里最为破败的一所院落，土墙土屋，长着一棵大桐树。两个汉奸很快从阴暗的屋内把一对中国老年农民夫妇揪到院中央。 　　

　　鬼子太君凶狠地比比画画，翻译朝老夫妇说，太君要你们的鸡蛋。老夫妇怒目而视：没有。太君一个耳光把老头打倒在地。 　　

　　35岁的马红旗所会的日语只限于“八嘎”“米西”两个词，在打倒老头时他大声喊出了第一个。这还是他从电视里学来的。就在两天前，在拍戏的间隙，他到市里买回了自家的第三台电视机。他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7寸的“凯歌”，马已经忘了买于哪一年，第二台电视台是13年前买的，长虹，21寸，那一年他的儿子出世。 　　新添置的仍是长虹，25寸，花了他1200元钱。这个数额大抵是他家饭店一个月的利润。“马家饭店”开在公路边，前后看去，路边还绵延着三十来家饭店，全是马红旗的同村人开的。 　　

　　马红旗是1996年开始开饭店的，此前他在集市上收羊宰羊，攒下了45000元钱。他家还有三亩六分地，但他说种地不挣钱。现在，他的饭店里有三个冰柜一个冰箱，并装上了空调，他还雇有一个厨子两个帮工。 　　

　　除开饭店外，马红旗所在的村里90%以上的家庭从事屠宰、档发、制作拖把等生意。村支书李学长介绍说，去年村里的人均年收入为2800元。 　　

　　但现在马红旗为了拍电影，不得不经常把炒了一半的菜撂给妻子掌勺。只要赵兰卿打手机叫他，他就会急匆匆赶去。尽管他在演鬼子太君中已经两次感冒吃药打针。 　　

　　马红旗朝着遭受殴打的中国老夫妇哈哈大笑。与此同时，两个汉奸从屋内抬出了一口看起来年代久远的黑漆箱子，一个面目稚嫩的日本兵将牛犊往院外赶，忙乱之间，塑料步枪绊在地上折断了。这让他很是害羞。 　　在瓦罐的破碎声中，鬼子太君满载而归，院子里只剩下悲愤咒骂的老头和哭泣的老妇。“东西都被抢走了，我们以后可咋过呀。”从老妇的呜咽中，你可以判断出她的饰演者是一位男性。老头的脚下有一摊白灰，在剧情中，那是面粉。 　　

　　赵兰卿慢慢地移动着，拍下了老夫妇的悲愤和哭泣。他的手上拿着一部DV机。 　　

　　而观众中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太太显然受到了感染，也哭了，她是个哑巴。泪水汪在眼角的皱纹里白亮一片。 　　

　　鬼子兵们在院外等待，表情有些紧张，但赵兰卿这时说“可以了”，所有人都变得轻松下来，抽烟，打闹。站在平房顶上观看的村民们则打趣着演员们的装束。 　　

　　这场戏反复拍了四次。下面的一场戏是：鬼子抢花姑娘。 　　

　　遵书灿脱下了老妇的布衫，穿起了一件紫花上衣，打扮成一个姑娘。遵要演的角色很多，老妇，受辱女子，还有被俘的八路军。在另一场“严刑拷打”戏中，“鬼子”弄假成真，用烧热的烙铁把他胸口烫伤了两处。而在另一场戏中，一个演日本兵的演员则被狗咬伤了脸。 　　

　　但遵对伤痛并未放在心上，因为他喜欢这类活动。他爱唱戏，经常为本村及邻村村民演出。在他家漂亮的两层楼房里，彩电和VCD机是他最钟爱的家用电器，他可以跟着它们学唱戏。 　　

　　遵家的楼房是2002年春天盖起来的，花了七万元钱。楼房的表面贴着精致的瓷片，门楼上有“鸿福照千秋”五个大字。在二楼房间里，你可以看到一把把整齐的头发及耙齿状的梳理工具。靠这些头发，遵书灿和很多村民一样盖起了漂亮的住房。 　　

　　这种叫作“档发”(即制作假发)的手艺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遵书灿是1984年进入这个领域的，之前他走村串巷卖豆腐。17岁那年，被视为尖子生的遵高中上了一个月就退了学，因为交不起每学期8块钱的学费。 　　

　　为了收购头发，遵书灿去过云南、上海、江苏、福建、广西等地，还去过缅甸。当地的一位村干部说，也正是在天南地北的走动中，村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 　　

　　遵书灿把买回的头发进行梳理分捡后，卖给当地的企业，从中获利。在这里，最好的24英寸长的头发每公斤可卖到1200-1300元。 　　

　　三天前遵接到了广西那边的电话，170公斤头发已经托运过来。他说，这批头发卖给企业大致合每公斤500元。之后一天，他在演戏中被烫伤了。 　　

　　遵书灿一身花衣裳、手挽个小包袱从一间土屋后慌慌张张走出来，立刻被鬼子发现了，日本兵们一拥而上，把他抬到了土屋内。这是村里仅剩的两院破败房舍之一。 　　

　　赵兰卿忙着向演员说戏：要把“姑娘”的裤子脱下来，一直露出屁股蛋儿。这话引得观众再次笑起来，但赵没有再说他们不严肃，而是问遵书灿里面穿了红裤衩没有，遵为难地说没有。 　　

　　这场日本鬼子强暴中国姑娘的戏只拍了两次就算完成了。赵兰卿不再担当摄像，他把DV机交给了一个小伙子。在县城上学的一个初中女生则专门赶回来为被强暴的姑娘配音。“你们这群狗娘养的，你们不是人。”这个长相俊俏、会说普通话的女孩子凑近DV机低声喊着。 　　

　　当天的戏拍完了，大队人马返回了村西的社区医疗服务站大院。在医务室门外的小黑板上，密密麻麻写着白色的粉笔字。最上面一行字是：《鬼子进村》剧组人员。 　　

　　这里是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镇兴源铺村，一群农民在拍他们自己的电视剧，想以此记录下60年前发生在村里的被侵华日军凌辱的历史。 　　

　　导演——乡村医生赵兰卿 　　

　　戴上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拿起话筒，赵兰卿整个人立刻多了一种灵动的东西。他是《鬼子进村》剧组的导演。 　　现在，他摘下了帽子，因天气寒冷而将双手袖在一起，从而回复到了他的本来角色——兴源铺村卫生服务站的乡村医生。他说自己是个地道的农民，家里还有六分地要耕种。说这话时，他正为一位村民打点滴。 　　

　　赵今年50岁，初中毕业。1972年，他17岁，成了村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演样板戏，还演过日本鬼子的角色。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成了村里的卫生员，再后来，成了乡村医生。 　　

　　但赵的生活显然并不只是种地和开药方，原来的几个宣传队的成员经常在一起为村民吹拉弹唱，赵唱河南地方戏豫剧，他们还会经常根据社会情态编些小段子，他说，“我是个爱玩的人。” 　　

　　前年10月份，赵接触到了DV机。那是他妻兄于1996年到国外考察时买回的，赵把这部洋玩意借来了，他在为村民拍结婚录像中提高了摄录技术，他还领着儿子及侄子录制过一个小节目。“村民们看了都说录得很成功，说不如拍个电视剧过过瘾。” 　　

　　这个提议让赵兰卿很兴奋。在长期的乡村医生生涯中，村里来看病的老人们经常会跟他聊起1945年麦收时节日本鬼子在兴源铺村烧杀淫掠18天的历史，眼见村里的老人一个个逝去，赵觉得再过几年，可能村里的这段历史就会彻底湮灭。现在，他从DV机上看到了希望：拍部电视剧，保存村庄历史。 　　

　　赵兰卿拍《鬼子进村》的历史依据是：1944年5月1日，侵华日军攻陷许昌，至次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前后共一年零四个月。占领期间，日军在许昌杀害中国百姓4456人，奸污妇女8868人，被征劳役9576人，烧拆民房6010间。 　　

　　去年冬天，赵兰卿与在河南中医学院读书的侄子一起写出10000字的剧本。这个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拍出的长度将剪辑为60分钟。 　　

　　剧本包含鬼子烧杀抢掠百姓财物、奸淫妇女及最后被击溃等内容。这些内容缘自村里老人的讲述。为此，村里一位83岁的老人被剧组确定为历史顾问，给电视剧把关。 　　

　　制片——大胡子饭店出资1000元 　　　

　　赵显然想把《鬼子进村》拍成一段信史，因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就是要把这段历史展现出来，警醒后人”。但剧本情节还是进行了虚构，比如里面加进了八路军击溃日军的情节。“没有这样的结尾，老百姓不会答应。”赵兰卿说。 　　

　　酝酿了两年的电视剧在今年春节期间开拍了。赵兰卿将之称为农民们“自拍、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在《鬼子进村》剧组中，演职员有50余人，全是农民。 　　

　　剧组的经费只有1000元，是制片人刁保力、刁明安拿出来的，他们所开的大胡子饭店离马红旗的饭店不远。这个饭店是八年前开办的，每年能给刁带两三万元的利润。 　　

　　刁保力还是村里狮子队的负责人。兴源铺村的狮子队每年都代表灵井镇到市里参加比赛，而且年年获奖。刁介绍说，相对于其他村子，兴源铺的文娱生活是比较丰富的。 　　

　　而刁的家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村里的“吹拉弹唱”，刁的女儿说，她母亲常常会约了亲戚到城里练歌房唱歌。刁的女儿现在附近一个市的电视台工作。 　　

　　在参加拍摄的三台DV机中，有一台是刁保力家的。这台JVC是去年三月份买的，花了3000多元。“当时的考虑一个是为拍《鬼子进村》用，同时以后出去旅游可以拍录像。”刁保力说。 　　

　　一位专家对此的说法是，DV摄录为农村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娱乐元素。在胃的饥饿感消失之后，文化的饥渴感越来越迫切了。 　　

　　加入者——“哪个城里人会敢想到要自己拍电视剧？” 　　

　　3月18日下午，兴源铺村卫生服务站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剧组今天要拍八路军受刑一场戏。观众们也早早地聚拢来看热闹。 　　

　　化装师孙宝山调好了墨汁，悉数为日本兵画上仁丹胡。“没有钱弄真胡子，就是个意思。”孙说。但演员们仍为自己的新形象感觉甚好，他们互相调侃着。饰演行刑日本鬼子的演员对着镜子一遍遍演练着动作。 　　

　　剧组的道具一小部分是买的，大部分是村民们捐出来的，或者演员们自己制作的。拍电视剧的消息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后，村民们把自家的“古董”都送到了卫生服务站。如今这些道具都摆在服务站的几张床上，有各色刀剑，有手雷手榴弹，有以前的衣服，还有几支红缨枪。 　　

　　拍摄地点就在卫生站大院一侧的杂物棚内。一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女孩子被吊了起来，她的旁边是火焰熊熊的火炉，上面放着一块三角形的烙铁。 　　

　　这个女孩子是最近才加入剧组的，叫赵亚铭，在许昌市一所中学上初三。她曾为鬼子抓花姑娘一场戏配音。 　　“开始我听说农民拍电视剧，觉得真是异想天开。但是我来这儿看过之后就深受感动，决定加入他们。”这个15岁的中学生说，做演员是她的梦想。赵亚铭的姥姥家就在兴源铺，她从小也在农村生活过，“但是，现在社会上都看不起农村和农民，觉得他们贫穷、土气，可是，哪个城里人会敢想到要自己拍电视剧？” 　　

　　当地确有不少人认为赵兰卿的举动是“异想天开”，即便在兴源铺村，也有一些村民对拍电视剧嗤之以鼻，认为是“胡搞”。但赵兰卿说既然搞了就一定要搞成。 　　

　　18日的拍摄现场挺热闹，演员们自己在热烈地讨论着台词和动作，赵兰卿显得好整以暇，好像无需他操心。而他的儿子，赵胜刚，一个不太爱说话的年轻人，则跑前跑后张罗。虽然剧组演职员表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每次拍摄他都会帮父亲的忙。 　　

　　赵胜刚今年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是艺术方向的。在兴源铺，有十几个大学生，中专生更多一些。赵胜刚说自己的意识停留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的乡土观念仍然没有消失。他认为有一场戏农民们的表演超过了专业演员。“在农村，有许多你意想不到聪明才智。他们才是基础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农民是伟大的，农民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个年轻人充满感情地赞美他的乡亲们。 　　

　　赵胜刚还注意到，演员们现在开始跟父亲有争论了，他们会提出自己对角色的不同理解。“这说明他们开始对剧情进行思考，这就进入审美的层面了。” 　　

　　拍电视，让这个回汉混居、3000人的村庄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喜悦和亢奋。 　　

　　拍一部影像的村史 　　

　　向东，距兴源铺村600公里的山东宁津县大柳镇孟金寺村，也在发生着同样的故事。 　　

　　今年60岁的刘祺云三年前写好了村史《刘氏谱书》，在那年元宵节用DV机为村民们拍完庆祝活动后，刘祺云忽然就冒出了一句：以后给咱村拍部电视剧。 　　

　　跟兴源铺村的赵兰卿一样，“创举”都来自看似偶然的一句闲话。 　　

　　如今，刘的卧室里放着5台DV机，10集的电视片《刘氏春秋》也已拍到了第三集。刘的名片上印着：《刘氏春秋》剧组主持人，负责编剧、导演、摄像、剪辑合成。 　　

　　刘祺云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操作。他坚持说自己是个农民，“村里还有房子有地”。刘是1965年到宁津县城工作的，2001年退休。但他的家到1985年才搬到县里，他的妻子一直在孟金寺村做教师。退休前刘经常往老家跑，退休后，他更是骑着摩托往返于县城和农村之间。 　　

　　在孟金寺村人眼里，刘祺云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尽管他只是高中毕业。他还是个多面手，村民们说，刘祺云木匠、瓦匠、车床、电工都擅长，吹拉弹唱更是没说的，像村里的很多人一样，他也会武术。 　　

　　刘祺云此前还做过三件令村民们景仰的事： 　　

　　他根据各类史料写了一本书稿《中国历史摘编》，有八九万字。“就是一个中国历史大事记，从夏商周到近代史，让人一看就明白。” 　　

　　之后，他整理了村里的三部家谱。这些家谱各不相通，但互为印证，刘把他们整合为一个系统。 　　

　　2001年春天，刘开始写作村史；次年底，村史《刘氏谱书》完成，六万字。 　　

　　与兴源铺村不同，孟金寺村地处天津、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村民465人，95%是刘氏后裔。明永乐年间，在当时大规模的移民中，刘氏家族从北京密云县石匣村迁移至宁津。 　　

　　刘祺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写村史是想填补历史书籍的一些空白。“祖先们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刘说，现在的史料大多是大背景，缺少具体而微的记录，写《刘氏谱书》正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他找村里的老人座谈，将那些口头传承下来的掌故变成文字；为了材料的准确翔实，刘祺云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那段时间他成了新华书店、档案局和县史志办的常客。 　　

　　宁津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夏安亭对村史《刘氏谱书》评价甚高，1980年至1992年间，宁津县曾号召全县各村写村史，但后来写出来的多仅为资料，“刘祺云的村史跟他们的相比，那是一流的。” 　　

　　刘对这部村史显然也是满意的。“人的一生总要做点事业。村史是历史遗产，是时间所不能磨灭的。” 　　刘说，他的性格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好学，一个是上进。58岁那年，刘祺云学会了电脑技术。他专程到济南参加了一个培训班，成为班上年龄最大的学员。 　　

　　在写好村史后，刘祺云已经经常用DV机拍摄婚礼录像。在掌握了电脑技术后，农民老刘觉得可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他不但要写一部文字的村史，更要拍一部影像的村史。 　　

　　2004年8月7日，《刘氏春秋》开拍了。“那天本来定的是早晨6点开拍，但5点钟时演员就都到齐了。看热闹的群众来得更早，邻村有人早上三四点就跑过来。”演员刘俊博说。 　　

　　刘祺云用四个字概括拍第一个镜头的情形：手忙脚乱。《刘氏春秋》第一集反映的是刘氏祖先离开密云前往宁津的情况，涉及演员多，场面大，大家又是第一次上镜，一穿上明朝的衣服，表情立马不听使唤了，准备了几天的台词全忘了。 　　

　　但孟金寺村的快乐仍不难想见，村民们说，拍摄现场到处都是观众的笑声。 　　

　　在剪辑过程中，刘祺云对第一场戏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来他发现有一个演员穿了双塑料凉鞋坐在了移民的马车上。 　　现在，《刘氏春秋》已拍完第三集，后七集的剧本也已完成。 　　

　　村民对参加拍电视剧有着比较一致的说法：一是觉得好玩，图个痛快；二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段历史，可以看的历史，识字不识字，都能明白。一位村民补充说，谁也不能忘了祖宗，得有个传承。 　　

　　在自娱自乐的背后 　　

　　“过去修史是文人和专家的事情，现在农民开始自己写历史。”“过去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大历史，现在农民们开始拍自己的小历史了。” 　　赵兰卿和刘祺云都坚持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爱玩的农民。虽然经常跟城市生活接触，但他们更津津乐道于自己的乡土身份。 　　

　　兴源铺村与孟金寺村一样，都靠近城市。前者工商业发达；后者则有着600年村史及浓厚的文化底蕴，从清朝光绪年间起，该村的武术、舞狮、座腔、皮影就很有名了。 　　

　　兴源铺村村支书李学长告诉记者，做生意，使村民们衣食无忧，没有经济发展做保障，村民们不可能对新的艺术形式产生向往，也不可能想到拍电视剧。李还是村里的电影放映员，业余时间也是个爱玩的农民。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孟金寺村。村民在拍到第三集再回头看第一集的样片时，对自己最初的表演极为不满意，要求重拍第一集。 　　

　　拍电视剧给村里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剧组身上，村里打牌赌博、夫妻失和的现象少了。在孟金寺村，原来有矛盾的村民因为要在一起对台词而冰释前嫌。 　　

　　而更大的改变可能还在今后。《鬼子进村》行将收尾，但演员们希望电视剧拍完后，村里还能有这样热闹的事。 　　

　　现在，李学长和刁保力、赵兰卿正在商量建起村里的文化大院，“里面要有棋牌室、图书室，吹拉弹唱都齐全。”刁保力说。 　　

　　赵兰卿还在考虑将当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农民英雄的事迹拍成电视剧。“这个戏以前市里剧团排过，拍完《鬼子进村》后，打算拍这个，还是农民演农民自己的事儿。”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一位论者认为，正如农民致富需要带头人一样，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活跃同样需要“能人”出现，刘祺云和赵兰卿就是这样的能人。“过去在文化层面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民，开始变得主动了。” 　　专家们看到了农民们自娱自乐背后的东西。“农民自发地开始记述自己的历史，这是难能可贵的。”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夏挽群说，过去修史是文人和专家的事情，现在农民开始自己写历史，表现了文化的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它也是农民在温饱之后对文化的新追求。 　　

　　夏挽群还谈道，中国文化史一直是典籍文化、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对于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基本没有记录，这就造成了历史的不完整。过去我们看到的一直是大历史，现在农民们开始拍自己的小历史，他们所表现的历史的碎片，与大历史一起，共同构成历史的全部涵义。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李浩博士则进一步指出，农民自拍电视剧，背后的推动力是他们越来越强化和完整的阶层意识。 　　

　　■记者手记 　　一场“农民的文艺复兴”？ 　　

　　当李玟、尊龙等明星演绎一个乡村拍武侠片的真实故事时，尽管大家都说他们演得不像，但还是记住了“自娱自乐”这四个字。除了我们所关注的河南许昌兴源铺村和山东宁津孟金寺村，据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些村落在拍电视剧或者电视片。他们都说自己是“自娱自乐”。 　　

　　贫穷、沉默的中国农民形象，正在现实中发生着改变。在兴源铺村拍摄现场，我想起《自娱自乐》众多影评中的这句话：从来没见过如此轻松的农民。 　　

　　这种轻松无疑源自经济上的逐步自足。农民拍摄电视剧，拍自己的发展史，我们会看到三个层面的意义：自娱自乐是一种；弥补历史是一种。这第二种，有学者这样描述：多少年来，我们的民间叙事和历史记忆显得那么单调，那么千篇一律。只有宏大叙事而缺少具体细节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容易把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简单化的后果，会使社会进步失去参照，使民族思维出现退化。 　　

　　还有第三种，专家解读为群体意识或曰阶层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当农民这个阶层，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说法，在经济上有了发言权之后，他们开始谋求在文化上的一席之地，以期形成本阶层的可标识的文化氛围。所以也有人将他们的拍摄行为称作“农民的文艺复兴”。 　　

　　这也许正是农民文化带头人反复强调自己农民身份的意图所在。 　　

　　与民俗学博士对话： 　　

　　农民拍电视： 　　

　　一个底层群体的自觉表白 　　

　　从口头传承到DV记录 　　

　　民众文化在富裕的基础上，有了自觉的意识 　　

　　记者：中国的文化史分成怎样的层面？农民在中国的文化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浩(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过去的文化分为制度层面的文人文化和普通民众的文化。民众文化与文人文化不太一样，文人文化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由于整个古代社会当中，处在社会下层的民众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掌握文字，所以民众文化的传播主要采取口头传承或是行为方式。 　　

　　记者：底层民众在掌握了文字后，对文化的追求会否有一种自觉？ 　　

　　李浩：现在社会条件有了改进，农村人也掌握了文字，他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写下自己的生存感受。现代社会的有些技术也可以为其所用，比如DV机，他可以拍电影。这个转变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富裕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有了自觉的意识，过去民众对文化的传播可能出自于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出于一种惯性。 　　从内在来改造 　　

　　追溯村落的历史，营造村落中的文化氛围 　　

　　记者：在采访中我注意到，赵兰卿和刘祺云都着意强调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李浩：这种强调暗示了他对本阶层的一种认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经济地位的提高，农民也有自己的阶层意识，或者叫群体意识。这一点过去大家可能都不愿意承认。在我们现实政治社会当中，给人们划定身份性的标志还是比较多的，城里人啊，乡下人啊。随着农民群体意识的出现，他也希望营造村落当中的文化氛围。生活在城市当中，最大的好处就是享受文化教育和文化氛围。在乡村当中，如果他没能够离开乡村，不能够脱离乡村，一部分走在前面的人，接触外界多的人，会想方设法改造农村。这种现象在农村已经很多了，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即农民企业家，会把自己所在的村落改造成小乡镇。这是从外在方面来改造。还有一种是从内在来改造，这就是从文化上。这种改造有物质层面上的，如建设文化设施，深层次的则是对自己村落的来源，对自己文化的来源有一个交待。毕竟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具有悠久的历史那才是一个村落的荣耀，才有文化感。 　　

　　孟金寺村是一个单姓村，是一个宗族村。这就使其拍摄行为有了两种含义，一个是对文化的需求，追溯自己村落的历史，另一个是对自己血源的追溯。 　　

　　记者：农民拍电视，并非只此二例，这种现象跟国家的文化政策有没有关系？ 　　

　　李浩：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民族意识重新崛起、重新形成这样一个过程。从我们国家来说，也提倡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核心凝聚力，这是一个文化的背景。国家在文化政策上，对传统文化的凝聚人心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以前被打断了的文化记忆重新被接续起来，比如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农村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农民的阶层意识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同步的，他也会想法加强村落里的凝聚力，比如通过这种拍电视剧的形式。 　　

　　自主意识觉醒 　　

　　“乡下人”也有自己的阶层文化 　　

　　记者：当今农民在经济上特别是在文化心态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李浩：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就是有差别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城乡对立和差别进一步拉大。现在，农民被孤立在社会之外的感觉是很明显的，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这种意识可能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强烈。在“我是一个乡下人”的身份界定中，是有一种屈辱感的，自觉低人一等。 　　

　　记者：农民拍电视剧可能折射了他们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反抗，他们想以此摆脱自己身份上附加的屈辱感。 　　李浩：站在社会其他群体的角度上来看农民，他们都是最底层的，谁都看不起他，连城市的贫民也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怎么办？他们写村史、拍电视剧也许是不自觉地对自己阶层意识的某种强化，他似乎是要表明：作为一个农民，我也有自己的东西，也有属于自己的阶层文化。超越城里人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意识也可以叫自主意识。 　　

　　一种自主行为 　　

　　可能是将来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模式 　　

　　记者：农民的这种自主意识会对乡村形态有何影响？ 　　

　　李浩：社会的发展，应该造就社会的和谐，使所有人都能心情舒畅地生活。现在社会各个集团的差别太大。乡村建设当中，如果单靠国家的扶持，想让乡村跟上时代的发展，这很难。农民有了自主意识，一个村落，一个地区，形成自己的文化，将来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可能这也会是将来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模式。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发自本阶层的一种自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