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网络”

　　上网搜索，陈炳锡、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这些因毒品震撼国人神经的名字，均来自广东普宁。

　　从村民眼中最初的“绝对好人”蜕变成为一个“毒王”，这里的转变究竟有着怎么样的社会成因？

　　陈炳锡和普宁，这个毒品泛滥后的个体样本和地区样本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将两个“毒王”牵在一起的销售商

　　一直以来，陈炳锡的名字都是和刘招华以及12.36吨毒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陈炳锡制售毒品的最初合作者并不是刘招华，而是另两个“毒王”谭晓林和张启生(已执行死刑)。

　　根据张启生案和谭晓林案的审理情况，陈炳锡和谭晓林、张启生几个毒王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些事实：

　　1998年中秋节期间，张启生将300多块共100多公斤毒品海洛因，通过陈的手下朱二、阮亚明从云南运到广东省普宁市后，由陈炳锡指使“马仔”陈俊国，在该市流沙镇赤水村陈俊国哥哥的手袋加工厂内，将毒品海洛因交由张启生。

　　1999年11月，张启生通过阮亚明购得一批毒品海洛因108.85公斤，要陈帮忙联系买主销售。陈炳锡随后找到庄顺盛，商定由庄购买该批海洛因，并约定由罗建光(陈炳锡的手下，被判处无期徒刑)协助庄顺盛交接毒品海洛因。

　　福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队长傅是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谭晓林和陈炳锡的关系有一段这样的介绍：缅北“毒王”谭晓林与刘招华一个制造冰毒，一个贩卖海洛因，两个人是不同的线，将这两条线牵在一起的就是陈炳锡。陈炳锡就是这两个“毒王”的销售商。

　　记者也从相关资料中发现，谭晓林早在与陈炳锡接触之前就通过张启生和陈炳锡一起合作做毒品生意。1999年11月张启生购买的108.85公斤海洛因就是通过谭晓林运到陈炳锡手里。

　　公安部通缉的A级通缉犯刘招华虽然拥有制毒的知识和技术，但是销售却是他头痛的问题。他南下与陈炳锡合作，正是看中陈炳锡所拥有的大量的资金、购买毒品原材料网络和完备的毒品销售网络。

　　事实上，他们合作之后所生产出来的12.36吨的冰毒为什么会从遥远的宁夏运到广州，准备利用的正是陈炳锡的毒品销售网络。

　　利用“三个普宁”织成毒网

　　陈炳锡的毒品网络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张网络呢？

　　抛开具体执行的人，陈炳锡的毒品网络与此前破获的张启生、张瑞发、张纯烈、沈氏三兄弟等毒品大案所暴露的毒品网络惊人一致：都是利用普籍在外人员进行购买原料、销售毒品。

　　普宁市禁毒办对于这种毒品网络有一段这样的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毒品违法分子利用普宁比较完善的商贸流通网络，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致使普宁毒品违法犯罪日益猖獗。

　　这段解释里面其实包涵着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普宁当时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商贸市场；其二是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普宁籍人士。

　　普宁禁毒办的刘副主任和普宁市政法委调研科的周科长说，在90年代前后一段时间，普宁是潮汕地区通往外地的必经之路，324国道横贯普宁。当时，普宁更拥有着包括服装、布料、中药材、水产品等声名显赫的十大专业市场，无论是普宁到外地做生意的还是外地到普宁做生意的都非常多。普宁成为商人和物品的集散地，当时普宁商贸的活跃人们都是用“客商云集，万物涌市”形容。

　　商业的发展给普宁人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当时的普宁城市居民的生活收入并不比珠三角地区的居民逊色。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当时普宁人的有钱以及他们对刺激生活的追求：一天，三个生意上的老板到夜总会喝酒，晚上11时多，三个老板打赌，看看谁能在晚上12时以后凌晨1时之前拿出最多的现金来(错过银行开门和向朋友借钱的时间)，输的人就“买单”，结果最多一个拿出了300多万现金，最少的也拿出了近200万元。拥有经济基础的广大市民和寻求刺激的思想首先给毒品在普宁提供了生存的便利。此外，商贸网络的完善也给了毒品犯罪分子利用的机会，使得一些毒品可以随着一般的商品在这个网络里运转。

　　当商贸流通网络加上普宁在外人员的网络，“威力”便更加无穷了。据介绍，当地有“三个普宁”的说法，“一个普宁”是普宁市，有200万人口；“第二个普宁”是海外的普宁籍人士，有180多万人口，一些村落甚至出现了在国外或在外地的人比在村里的人还多的现象，像陈炳锡所在的赤水村，当地村民就宣称“在泰国的人比在村里的还多”，而陈炳锡事发后也是逃到了泰国老乡聚集区；“第三个普宁”是国内各省各市活跃的普宁籍人士，有几十万，这些人口分别在长三角、珠三角、渤海经济圈内的各个地方，还有许多人生活在云南贵州等地。例如，在云南的普宁人就有5000多人。

　　正是利用商贸流通网络，陈炳锡等大毒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毒品网络。从检察机关起诉陈炳锡以及他的一些手下的情况看，陈炳锡的交易相当一部分都是依靠在外的普宁籍人士。

　　一项调查显示，广东潮汕地区的毒品大多来源于普宁，而普宁的毒品除少量本地自制外，绝大多数来源于云南等地，并不处于边境地区、也并非罂粟原产地的普宁，实质上却成为国际贩毒分子的重要集散地。这明证了普宁毒贩对这张商贸流通网络的充分利用。

　　普宁公安机关也认识到了这个毒品网络的背后情况。在2003年，该市还专门向云南派驻了工作组，收集在云南的5000多普宁人的情况，仅那次摸查，就摸查出有价值的线索12条，破获毒品案件5宗。

　　毒品重灾区的成功脱毒

　　据介绍，从近几年的案件看，潮汕地区的贩毒呈现以普宁为中心，向潮汕地区其他地方四面辐射，并呈城市向农村蔓延的态势。

　　普宁禁毒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也显示，普宁农村的贩毒主要集中在“三镇六村”：即是燎原镇的果陇村、光南村；梅塘镇的石鸟村、涂洋村；大坝镇的白坑村、半径村。

　　如果将普宁作为17个全国毒品整治重点地区的地区样本的话，那么普宁燎原镇果陇村就是这个样本里面的样本。

　　2005年3月25日，记者到普宁燎原镇果陇村采访，村里到处都是禁毒的标语，其中有一条一公里多长的街道两边全部是禁毒的宣传画和标语。

　　果陇村是一个拥有1.8万人口的大村，全是庄姓，而该村在外的人比村里人多了十几倍，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侨已经超过十万人，这些华侨大多聚居在泰国。果陇是普宁的重点侨乡和“文化之乡”。

　　但就是这个村庄，1992年到2000年间，有105人因为毒品犯罪被判刑，其中有23人被判死刑。果陇村是目前作为普宁禁毒工作开展较好的村庄。该村的村民回忆起当时的“毒祸之害”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果陇村毒品泛滥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大批果陇人纷纷出外经商，在这过程中，一些人经不起诱惑，干起了贩毒买卖，而这批人靠贩毒发家回乡后，村里的人见他们发财这么容易，在“脱贫致富”的理想下，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业”，成为了毒品网络里的一条条网线。

　　毒品网络得到充实和发展的另一原因：毒品的泛滥使得吸毒人员增多，吸毒人员为了获取金钱和毒品又再次投入到这个网络，使得这个毒品网络继续发展。果陇村村民，2000年被判死刑的庄浩东、庄浩卫等人，本来家境十分好，家里拥有一个加油站，还有别的一些物业，但是因为染上了毒品，很快将家底败完，因此走上了贩毒的道路，成为震惊当时的大毒枭。

　　果陇村在2000年被列为普宁市毒品危害重点地区的重中之重，果陇村当时毒品犯罪活动的情况基本就是普宁当时毒品犯罪活动情况的缩影。

　　毒品的泛滥给了果陇村村民以极大的伤害，该村一个老父亲看到儿子吸毒变得瘦弱不堪后，决心要给儿子解毒，于是他自己购买了一些铁条，烧成了一个铁笼，然后将儿子关在笼子里，他和家人每天照看着他的生活。据说他的儿子每次毒瘾发作时的叫喊很远都能够听到，但是老父亲一边流泪，一边狠下心始终不放他出来，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的儿子成功戒掉了毒瘾。老父亲的做法给了当时村民以极大的震撼，村民们开始劝自己的亲人好友上戒毒所戒毒，并主动举报打击贩毒吸毒活动。果陇村这个毒品重灾区就这样一步一步成为了普宁禁毒成功的标本村庄。

　　贩毒的家族化和同乡化

　　在果陇村的禁毒展览馆，有一个展板的主题是：“家族齐贩毒，国法不容情”。上面介绍的该村的村民庄浩东、庄浩卫和庄浩仲三兄弟一起贩毒的情况，结果是两个被判死刑，另一个被判无期。

　　普宁市政法委的一位相关人士在研究了一些普宁籍毒枭贩毒的案例后，总结了几个共性：

　　其一，这些大毒枭均是做生意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再进行贩毒。普宁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商人强烈的谋利心理很容易与贩卖毒品的暴利产生吸引，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商人就很容易成为了毒枭。事实上，“毒王”陈炳锡也是通过承包村里的服装厂，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才走上贩毒的道路的。

　　其二，贩毒者的家族化和同乡化。贩毒是杀头的罪，形成规模的贩毒活动需要相当的人手，这就促使贩毒者要找自己信任的人做事。这种人自然以亲戚朋友为好，最起码也要找同乡，这样既便于控制，也便于沟通。以陈炳锡为例，手下罗建光、陈俊三、江炳鑫、纪文龙、纪文城、纪文生、陈俊国等人全部都是普宁籍。这些人均有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像纪氏三人就是亲兄弟，陈俊三则是陈炳锡的妻兄。此外，潮汕地区的人向来讲究“江湖义气”，虽然家族化和同乡化会使得犯罪组织相对松散，但却有利于一旦失手后建立“牢靠”的攻守同盟，甚至可以在关键时刻让一人承认所有的罪行，以便别的“盟友”能够安然逃脱以“安置好家人的生活”。

　　其三，普宁本地人和在外的普宁籍人互为补充进行贩毒。普宁本地人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取毒品，在外人员在所在地销售。以张瑞发、张纯烈在海南所犯的案子为例，他们就是利用在海南做了多年生意的优势，由普宁人陈某提供毒品进行销售。

　　陈炳锡与普宁的“毒帽”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陈炳锡被发现和被抓与普宁的戴帽摘帽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

　　1999年11月，陈炳锡案发之后，接着，在宁夏银川(银川正是陈炳锡10个月中制造12.36吨冰毒的地方)召开的“银川会议”上，普宁被公安部定为全国17个毒品整治重点地区之一；2003年11月4日，陈炳锡在泰国落网并移交回国。2004年，普宁就成功摘掉该顶“帽子”。

　　普宁市政法委一个高级官员说，公安部的同志曾私下告诉他，如果陈炳锡抓到了，普宁的“毒帽”就摘掉了九成。

　　普宁政法委调研科的周科长说，普宁的“戴帽”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当时普宁吸贩毒的人比较多；其二是在外普宁籍人员的贩毒问题比较突出；其三就是出了一些大的案件和大的毒枭。陈炳锡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戴帽”的一个导火索。

　　至于“摘帽”问题，国家禁毒办规定，一个地区要摘除“毒品整治重点地区”的帽子必须符合包括“毒品犯罪团伙被打掉，毒品犯罪分子被依法处理，毒品集散地被摧毁，贩毒主要渠道被斩断，制毒窝点被端掉，人员外流贩毒活动得到遏止，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现象被控制”等5项标准。

　　从2000年开始，普宁不断加大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力度，从2000年到2003年，该市分别捣毁了10个毒品加工工厂，分别是2000年5个，2002年4个，2003年1个。从2003年至目前为止，普宁已没有发现别的加工厂。

　　据介绍，普宁经过多年对毒品犯罪的打击，辖内有15个乡镇、481个村、居委达到了无毒社区的要求，覆盖面达到了该市总村数的85%，总人口数的70%。

　　普宁一政府工作人员说，尽管普宁已经摘掉了“毒帽”，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后的道路仍任重道远。采写/摄影：本报记者谭林(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