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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民王衡曾卖香油凑路费检测新型防治水害材料,表示将争取当选院士 13岁辍学回家,王衡成了一位农民。虽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但王衡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还种植了小麦。本报记者 李冬 实习生焦洁摄
王衡
1950年生,小学文化,山西省万荣县光华镇王胡村农民,现为山西建华化工厂厂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前日,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王衡申报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王衡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农民。
王衡
的发明被认为是国内外防治水害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代替部分进口产品。王衡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已在国内1180项工程中得到应用。专家估算,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11亿元。
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新京报:首先恭喜你获奖,作为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民,获得如此高的奖励,有什么感想?
王衡
(以下简称王):谢谢。首先要感谢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是他们使我从无知到懂得行业领域的知识,并发表了一些新理论,成为一名专家。
新京报:小学你共上了几年?为什么会辍学?
王:我生在天津河东区。1962年全家被下放山西省万荣县光华镇王胡村。第二年,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父亲病故了,母亲在当地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劳动力,挣不到工分,只能辍学回村里干活,那年我才13岁。
回到队里,每天白天给生产队饲养的7头牛割草,夜里就一个人赶到教室,借着同学的笔记自学半年,升六年级考试考了班上第二名。但因为家里没有收入,拿不上每学期两块钱的学费,只能辍学在家。
新京报:什么事情促使你去接触“地下工程水害防治”的?
王:1982年,我到天津办事,碰到一个人来天津走亲戚,老家是唐山乐亭县。他说唐山发生特大矿水害,我就坐火车去看了一下。
新京报:那时,你对矿水害了解有多少?
王:什么都不懂,纯粹出于好奇。到那儿一看,井架很多,抢险队员很忙碌。
我住在煤矿招待所,每天都有轮休的抢险队员回招待所休息。我就拿着红皮笔记本,一句一句地问他们。待了五六天,总算闹明白了:淹了4个大型煤矿,五六万工人下岗。这才知道矿水害的危害这么大。
有一次,我自己跑到井架旁边看了一下,发现抢险队员正忙着从火车皮上往下卸大豆,180斤一麻袋,扛到井坑边解开倒进里面。
我就问技术人员,为什么要倒大豆?他就告诉我,要抑制矿水害,就要向里面填石块,大豆是为了填石块间的空隙。
一火车皮的粮食啊,就这样倒掉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在唐山住了11天,本来应该回山西的,但我直接去了武汉。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去武汉呢?
王:水害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我想到南方看看。到了武汉,我就换上轮船,沿长江一直向下,到南京、无锡、苏州、常州、扬州,一路走,一路调查。
40多天,我走访了上百个单位,发现23%的工程要停工治水,58%的竣工后需二次修复。矿上是透水,人防是大面积渗水,深基坑是塌方。治水不力的原因主要在防水材料上。当时,我就想: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就干这个了!
折腾快3年,两千多次实验都失败了
新京报:既没有技术又没有设备,你打算怎么做呢?
王:首先我要测试水泥在水里是不是凝固。没实验室,水泥是从运城化工门市部买的,用村里孩子滚着玩的那种铁环糊成厚两公分的水泥饼。第二天成型后,再晾干一天,放进水缸里浸泡两天后,拿起来砸破,看里面是干的是湿的,干的多,就说明它的抗渗性能好,湿的多,抗渗性能就差。
新京报:这种实验方法是从哪儿学来的,书上?
王:书上没有,全是我自己琢磨的。
新京报:结果怎么样,成功了吗?
王:折腾快3年,2000多次实验,都失败了,糟蹋了不少钱,后来算算帐,欠了3.8万的债。
新京报:一点收获没有?
王:要说收获吧,就是,有一次,我在水泥里放进了有机物,裂得跟菊花一样,说明这种材料不行;有一种材料,两公分厚的水泥只有纸一样薄的地方是湿的,抗渗性能非常好。村里一个老瓦匠,拿瓦刀“啪”地打下去,说:哎呀,小王,真不得了,比砖头还硬!可你这么弄还不行,你应该到质检部门鉴定一下。
新京报:你去检测了吗?
王:去了。1986年3月24日,我连夜加工了25公斤新材料,准备去洛阳检测。
没有路费,一头还没养大的母猪卖了,还不够,只好把家里剩下的5公斤香油也卖了,才凑了180块钱。
新京报:去洛阳检测的情况怎么样?
王:到了洛阳,一位总工听说个体搞研究,非常支持,说:明天把你的新材料送到实验室吧,当晚别提我有多高兴。谁知第二天进了实验室大门,准备进里屋时,就听见实验室主任跟那位总工说:从不给别人做,做,就得交3000元试验费。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幕:没想到检测有这么难,要这么多钱!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
饿到第三天,栽倒在实验台上
新京报: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回去吗?
王:那位总工又把我介绍到南京军区一个同学那里,叫周久如。4月9日夜里,我背着那25公斤新材料上了火车。
11日到了南京后,直到14日才找到周久如。周久如说:检测可以,如果有抗渗性能,1分钱不要,如果糊弄他,3000元加倍。
然后把我介绍给实验室主任郜宝法。第二天一检测,有抗渗性能但不达标(部颁标准)。
新京报:似乎又失败了。
王:是。可我想,有抗渗性能说明路子是对的。我就跟郜主任说: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给你当一个长工行不行,一分钱不要,麻烦你借一点仪器给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步行四站地到实验室干活,晚上借仪器做实验,夜里12点回到招待所。
新京报:当时你的生活处境是什么样子?
王:招待所好象是3块钱一天。每天吃两袋方便面,没有包装的那种,一共三毛二分钱,不吃菜。过了两个月,开始断粮了,没钱了。
新京报:没钱了,生活怎么办?
王:我每天拼命喝水。
第一天晚上,挺一挺还能睡着,第二天,喝水,睡不着,再喝水,还是睡不着,一个晚上喝了很多水,就是睡不着。
新京报:这段时间,实验还在继续吗?
王:我没好意思跟他们说。饿到第三天,我走到实验室就已经大汗淋漓了。模块凝固后,有20多斤,等我抱着第二块模块时,头一晕,栽倒在实验台上。
其他人看到我昏倒了,就用担架把我抬到医院。医生检查后,就冲着郜主任嚷嚷:胃里没有一点东西,你怎么还让人干活?
新京报:在你记忆里,最后检测成功是哪一天?
王:12月9号,那天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平时我都比郜主任来得早,那天,我刚到,郜主任已经站在门口,看见我就喊:老王,成功了,达标了!我还不敢相信,问:郜主任,您说什么?郜主任又说了一遍,我才相信是真的。
郜主任马上又提出个问题,报告怎么写,产品叫什么名字?原来我只是想把东西弄出来,根本没想到起什么名字,想来想去,就把这项填补国家空白的新产品命名为“BR型增强防水剂”,B是抗渗指标,R是强度指标。
生产了25吨产品,一点儿也没卖出去
新京报:研制成功后,你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呢?
王:回到山西后,同村里的10个人凑到了一块,对产品都很有信心,成立了建华化工厂。又请了30个销售业务员,都是村里的农民。不到1个月,30个业务员只剩下了1个,10个股东走了6个。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生产了25吨产品,一点儿也没卖出去,买设备的9万6千块钱还是我向别人借的高息。都觉得无利可图。
我就跟他们说:赔钱,我来承担;挣了钱,我占一半,你们分一半。到了1988年年底,就产生了两万块利润,总算死里逃生了。
这两万块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制定了一项政策,4个股东每个人分5吨销售任务,轮流留一个人在家管账、看家。不到3个月就全卖完了。
新京报:5吨的销售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王:我主要是跑开滦。
第一个去的是钱家营矿,正碰上他们缆线渠挖沟。我就跟他们说,我先不要钱,你先做试验,看性能怎么样再说。他们就使用了一些,还在路段上插上写有“试验”的牌子。
紧接着工程出了点失误,按照要求必须刨掉已施工的水泥重新返工。别的路段早完成了,而试验路段却纹丝没动,矿上很生气,准备扣记施工人员的工作量。施工人员不乐意了:不是我们不好好干,是那里的水泥太结实。矿领导不信,亲自去试试,钢钎一打就冒火星,而别的水泥,一刨就散。矿领导说:这家伙不简单,怎么会有这么硬的水泥!这个矿订了我们不少产品。
家里的责任田,种了几亩小麦
新京报:(谈话中间,王衡拿出一瓶尼莫地片)你好象在吃药,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王:哦,1998年那年得过一次脑血栓。从那以后,出差就要麻烦一些。(翻开一个袋子,一盒一盒点着)银杏叶片、维生素E烟酸酯胶囊、尼莫地片,10多种药吧。
新京报:和工作太劳累有关吗?
王:1998年,新疆煤矿厅一连3次电话催要一个井下的抢救方案,我花了两天两夜总算干完了,心想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谁知早晨起来,穿不上毛衣了,左臂也抬不起来,想下床上卫生间时发现已经站不起来了。医院诊断是脑血栓,住了40多天院。
新京报:担心吗,那个时候?
王:身子不能动,但脑子想得比原来多。除了担心身体外,最担忧的是,搞了这么多年治水却没有系统地总结,技术发明能不能传下去。
养病的时候,每天早上输完液后,我便用能动的那只手写书,2000年,20多万字的《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技术研究》出版了,我自费印了5000册。
新京报:患病这么长时间,厂子怎么样了?
王:当我恢复到能扶墙走路的时候,厂子发生了变化———又有两名股东退出了。那个时候我80%的时间都是思考厂子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意识到企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身体恢复后,我便把申请专利放在重要位置。到现在,企业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59项,我的目标是以11项发明专利为基础,建设特殊混凝土研究生产基地。
对于个人而言,我想向院士冲击,但多少年能够实现,不敢说。(笑)
新京报:顺便问一句,你家里的责任田现在还在种吗?
王:种,几亩小麦。
新京报:你还下地吗?
王:收种麦子的时候,还要去看一下,都用机器了。
新京报:为什么不请别人种?
王:我们那里没这个习惯。
本报记者 谢言俊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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