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麻风和梦想煎熬

　　麻风病是不治之症的时代过去了，伤痛却不仅留在大营盘被疾病摧残的老人身上。年轻的脸上，忧愁的眼里，被遗忘、诅咒却无辜的命运，更在大营盘留下最深的创痕。

　　梦在大营盘

　　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然而无辜的脸。

　　撰稿／汪 伟（记者）

　　越西县城离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车程3个半小时。沿途高山入云，山风凛冽，盘山公路下临深壑，山阴处尚见积雪。车离越西，经过一处河谷盆地，油菜花和梨花却在竞相怒放。在水泥公路和卵石路上交相行进，半小时后拐入一条村道，希望之翼协会的执行长张平宜指着山坡远处，说：

　　看那里，大营盘。

　　海拔1800米左右的大营盘，是越西县的麻风村，也是一所小学的名字。好几里路外望得见学校的白色建筑，醒目地立在麻风村的土墙黑瓦中间。

　　说梦

　　一个孩子当众说出梦想，总会赢得笑声。大营盘的老师要学生说出自己的梦想时，情景也不例外。当警察、做医生、报答父母，大营盘的孩子做着与其他地方孩子一样的梦。张平宜却常常把它们挂在嘴边，逢人就说。

　　张平宜也当众讲过自己的梦。还做了一段影片，放给听梦的人看。影片的字幕说，“我的第一个梦，把大营盘变成正规小学，已经实现。”她请听她讲梦的人襄助自己的第二个梦：在大营盘打造一座希望学园。

　　那是2004年，一个专门资助别人完成梦想的活动。张平宜第一个上台说梦，打动了评委。获得了活动最高额的170万新台币资助。张平宜把一部分钱投进台湾麻风病老人的大病医疗基金，带着另一部分来到大营盘小学，规划起她梦中的图景来。

　　白色的大营盘小学，纸上和电影里的希望学园，这是现在的事了。2000年，张平宜想在凉山州找一个接受麻风病人子女的学校，几番辗转，来到大营盘时，大营盘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生。唯一的代课老师王文福正准备下山打工。

　　1986年建成的大营盘小学，直到2003年，才从四个年级的授课点，发展成六个年级的正规学校。有46年历史的越西县麻风村和有19年历史的大营盘小学，到2005年，终于有一个班的孩子可望小学毕业。

　　为此，张平宜努力了4年，王文福则等待了18年。或许有更多隐藏在病痛的面孔、残损的人生背后，无力表达因而不为人知的梦，藏在大营盘的土墙背后。送张平宜的车到大营盘的时候，大营盘的孩子用流利的普通话喊“张阿姨”，路边筑房的大营盘村民，用生硬的汉语喊“张小姐”，然而，不是说梦的声音。

　　王文福的梦

　　王文福最大的梦是转成公办教师，将来能领得一份退休工资。

　　凉山州教育局、台办和疾控中心的官员，还有越西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都建议去看看麻风村里的大营盘小学。大营盘小学面孔黝黑的代课老师王文福有一句口头禅：“谢谢，谢谢，辛苦了”，把它送给每一个到大营盘来的人。

　　凉山州17个麻风村唯一为麻风病人子女办的小学，会有学生毕业。王文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里唱独角戏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经历了和学生语言不通面面相觑的尴尬，郁闷时在凹凸不平的操场上拍打了无数次凹凸不平的篮球，跑了许多次不成功的“民转公”，流了许多委屈的眼泪，萌生了许多一去不回的念头……王文福和大营盘小学的转机，出现在2001年。张平宜来大营盘，和他商量重建大营盘小学。即使是那个时候，每个月拿56．5元工资的王文福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能看到大营盘小学的学生毕业。

　　2002年，大营盘盖了新教室；后来又新来了校长和老师，添了学生和两层楼的宿舍。今天的大营盘，超过了王文福梦想的边际。张平宜在大营盘小学的厨房里规划大营盘的将来，王文福只对他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发表意见。他从教育局领到的工资，仍然是56．5元，希望之翼帮他加到每月500元，希望他能留在大营盘。2005年，大营盘要在学校周围买一片地，村民们大年初一就来给王文福拜年。王文福觉出，这留守的重责，既是张平宜交给他的梦，也是一个苦涩的包袱。

　　实际上，除了大营盘，王文福也无处可去。妻子和大女儿翠兰在学校帮厨，二女儿今年从冕宁师范学校毕业，要回大营盘教书，三儿女飞跃正在念中学。王文福的老房已经摇摇欲坠，他的家已经搬进了大营盘。王家成了第一个搬进麻风村的健康家庭。

　　张平宜的梦

　　2005年新学期开学，大营盘小学少了8名学生。15个2004年8月从金阳县来跨县就读的学生，只有8个回到了他们在大营盘的宿舍，少掉了7个；一个大营盘的孩子寒假时摔下了山崖，再没能回到她的教室。

　　摔死的孩子原本上二年级，张平宜还叫不出她的名字来。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里吃饭，一、二年级的孩子只是在课间发放课间餐。这是张平宜的安排，原因是学校的食堂太小。现在成了无休止的愧疚的来源。

　　“她连学校的一口饭都没有吃到”，张平宜的眼泪流下来，“这么多钱都花了，我坚持这么一点事情干什么？”

　　然而，大营盘小学的新教室，新食堂，新宿舍，甚至新厕所，都多少得益于张平宜“坚持”按部就班、精打细算。1999年第一次到凉山，2000年发现大营盘。2001年辞掉工作，专心募款，到2003年创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为麻风村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这个不会算账、不会做生意、不会做家务、不会买衣服、也不会照顾孩子，原来只会做记者的女人，一切都要硬起头皮和心肠，人到中年，从头做起。

　　一切如此无端。张平宜不能解释其间的缘由。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做不到转头离去。”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然而无辜的脸，张平宜却要想，他们只不过恰好生在了麻风村。“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看不到尽头的“机会”让张平宜常常“抓狂”：下辈子什么都不做，只要做个有钱人。

　　可惜她不是。大营盘的钱，是她和朋友卖爱心蜡烛、卖爱心香包、写书、做演讲得来的，是她向朋友、向老板和老板的太太们张嘴要来的。每一分钱的来由、去处，都要做成账目，给政府也给出资人一个交代。

　　她辞掉了给她带来荣耀的工作。不做职业女性，却不能安享家庭主妇的悠闲。丈夫每个月给她1万元新台币零用钱，她要用这些钱坐出租车，去拜访大营盘的资助人，去演讲，卖她写的关于麻风病的书。

　　张平宜在大营盘“抓狂”的时候，就请朋友抽烟斗，说要借助慢条斯理的烟草气息，放松濒临失控的情绪。包里有松弛神经的药片，张平宜靠它们入睡。

　　在大营盘的晚上，张平宜的阳台外就是满天星斗。和大营盘的小学生胡乱指认了一番北斗星的所在，听学生们对她高歌一曲“楼上的女生看过来”。张平宜哈哈大笑。“抓狂”的事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是对她辛苦的回报。

　　“有人看不起希望之翼这个小协会，有人看不起这所小学校，不是朋友们跳出来帮忙，我支撑不下去的。”张平宜说，“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要折拗我的性子，去求人帮忙。我还要给资助的人一个说法，让他们觉得，钱捐给学校是对的，学校是一个有希望的事业。”

　　张平宜因此不愿扮演一个“出资人”的角色，“钱不是我的，我要监督它们用在恰当的地方。”凉山州台办、教育局和越西县政府的官员们，都夸奖台湾来的“张小姐”有激情、能坚持。他们同意“张小姐”的自况：这是个多少有点疯狂的女人。

　　大营盘也因此要不停地编织计划。张平宜新带来的计划叫做“希望学园”。学校要买20亩地，种庄稼，养猪，建一个能让孩子们吃饱饭、把麻风村里的年轻人一点一点吸纳进来的农场。在凉山州，在越西县，在大营盘，张平宜不厌其烦地给官员、记者和老师们出示“希望学园”的图纸，告诉他们，哪里要拆房，哪里要整地，哪里要盖楼。说的人兴致盎然，听的人表情各异，最后，饶有兴致的眼光纷纷转移到张平宜脸上：

　　那是一张总有梦想的脸。她一会梦想把凉山州所有麻风村的学童都招进大营盘；一会又梦想，这些孩子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离他们最近的学校读书。

　　4年的梦想之旅已归于大营盘几间小小的教室。她希望，梦能在10年内实现。那时她可以抽身离去，读书、写作，陪朋友们喝茶聊天。她希望那一天能尽早到来。

　　可是，大营盘的梦却像麻风村通往正常村落的3公里土路，狭窄得难以转身。

　　被麻风烙印的小孩

　　大营盘之外的世界，能许给毕业生什么样的未来？偶尔不说话时的神情，让整个空气突然落落寡欢，忧愁像白纸黑字一样清晰。

　　撰稿／汪 伟（记者）

　　大营盘到处都是狗和孩子。100多个孩子在大营盘小学读书，没有读书的孩子背着更小的孩子，在学校外面玩泥巴。晴天里，大营盘的小学生沙日尼姑带我们到她的姨妈沙日阿衣家去，路过五保户的家。肢体残缺的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孩子和狗就在老人间爬上跳下。

　　充满孩子的村庄

　　沙日阿衣有8个孩子，从1岁到18岁不等。4个和沙日尼姑一起，在大营盘小学里读书，正在学龄的老二在家放牛。沙日阿衣的大儿子吉布衣布是大营盘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坚持说已经18岁了。这个年龄也没有得到沙日阿衣的确证。吉布衣布一一说出每个弟妹的年龄，沙日阿衣反而记不住。

　　沙日阿衣不是大营盘孩子最多的母亲。孩子最多的人家生有10个子女。这个数字或许还会增加。

　　大营盘的孩子一直在没有节制地出生。大孩子带小孩子，小孩子带更小的孩子。弟弟能带妹妹的时候，哥哥就去上学。大营盘小学里那些“大龄”的学生，他们生活在别处的同龄人，应该上了高中。然而，他们要等到带弟妹的使命告一段落，才有时间读书。

　　弟妹长大了，读书的时间也不会长久。很快，他们将有自己的孩子。

　　理论上，麻风村并非是计划生育的死角。村长说，政策允许大营盘的彝族生三胎，超生也要罚款。只是，大营盘的孩子们还是一个个生出来，长大了。

　　六年级学生布都22岁，是3个孩子的爸爸。17岁结婚的时候，妻子比他还要小两岁。布都的同学毛木几24岁，刚刚结婚。新娘子是大营盘小学四年级的学生，17岁。木几的父亲患麻风病手有残疾，母亲年衰，家里急需劳动力。这是毛木几结婚的理由，也是他发愁的原因——以劳动力的标准看，妻子年纪有点小。

　　布都和毛木几在家都排行第五，还各有一个妹妹。布都的妹妹也是六年级的学生，毛木几的妹妹已经出嫁。彝族的风俗，女孩子要在单数年龄出嫁，15、17、19，大营盘的女孩子大多在这三个年龄成为大营盘新娘。大营盘的新娘，很快又成为大营盘的母亲。

　　只有布都羞赧地说，不想再生了。养不活。在青岛培训一年，布都强烈地想留在青岛。然而，张平宜说，他不回家，3个孩子怎么办？张平宜对悄悄结婚的毛木几说，木几，即使结了婚，也不要太早要孩子，你还能奋斗几年。我不想你像布都那样，那么早被家庭锁住。背过头，张平宜让木几的妻子来学校找她，“让我来教她避孕的知识。”

　　大营盘的孩子

　　不断有人想让孩子住到学校里来。大营盘的一户新盖起来的房里，西屋是牛圈，中间的堂屋喂着猪，东屋的床上睡着父母，地铺上睡着6个孩子，其中两个在小学读书。每天太阳下山，主妇就背着最小的孩子，来向王文福求情，想让读书的两个住到学校里来。

　　然而，学校只能拒绝。六年级和金阳县的学生已经挤满了宿舍。学校养的4条狗也睡在宿舍的过道里。夜半时分，狗们常常惊醒，好一阵狂叫。有人担心狗叫惊破孩子的睡梦，却招来王老师一家的嘲笑：第二天问孩子有没有被狗叫醒，他们都茫然地摇头。

　　大营盘小学的孩子吃饭，很少有人去添第二碗，习惯地吃完碗里的饭就去洗碗——添饭在大营盘，像是不受欢迎的奢侈。1986年分田到户后，大营盘的土地就再没有调整过，人均土地一直在减少，只是因为婚嫁全部在村内进行，人口村内流转，户均土地得以维持大体平衡。只是出路既蹙，一日两顿，吃在大营盘，是头等艰难的事情。婚宴上最高的礼节，是给宾客一碗盛得铁紧的饭菜。大营盘的村里的说法，种什么吃什么，还能吃饱；只吃大米，就要饿肚子。

　　山地不多，水田更少，土豆包谷是大营盘日常的正餐。不吃早餐，缺乏维生素，没有营养，大营盘的孩子很多嘴角溃烂，身材矮小。

　　吉哲阿宏12岁，和他的姐姐一起上学。傍晚，吉哲阿宏和大家一起去看学校种的菜地，他的姐姐就在家做饭。走到一片油菜花地，有人问：

　　阿宏，你爸爸妈妈在做什么？

　　吉哲阿宏仰起头说，叔叔，我妈妈死了。我爸爸挖煤去了。我姐姐在家里烧饭。

　　阿宏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模样。大人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把他举上田埂。阿宏不好意思地揩揩鼻子，他的同学们笑成一片。

　　大营盘有人在山西挖煤，也有人在附近的甘洛县挖铁矿。地面上的工作，是间或在附近乡镇的亲戚家帮忙栽秧收谷，打三两天的零工。此外少有其他的营生。

　　天色将晚，学校的菜地上，一家搬迁的农户在盖房。泥土浇湿，筑进两块木板之间，填紧夯实，就是一截土坯房的墙壁。地基旁边，一块塑料布搭在几根木头上，是看工地的窝棚。窝棚的出口匍匐在地上。一个小姑娘头勾在板凳上写作业。她和父亲晚上就睡在这里。

　　学生渐渐散去。回过头，还看到这个穿白衣服的女孩站在自家的土墙上，挥着手。

　　被麻风烙印的小孩

　　1999年在凉山州的美姑县麻风村，张平宜昔日的同事林国彰送给一个孩子纸笔，孩子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感到难言的震撼。2004年，他为大营盘的孩子拍下的照片《被麻风烙印的小孩》，在韩国东江影展上获得大奖，他领奖时讲的这个故事也感动了评委和观众。

　　林国彰5岁耳病，13岁开始使用助听器，如今只要取下助听器，外界似乎隔绝，他马上就会鼾声如雷。因为听力问题，他记得少年时母亲的告诫：别的孩子念书念一遍，你要念十遍。也许是这个原因让他相信，只有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从前是他，现今是大营盘被麻风烙印的小孩。

　　林国彰每年的年假都给了大营盘。他是张平宜昔日的搭档、好朋友，常常开车一个小时去希望之翼，喝下午3点的咖啡。工作之余，还要开车接送张平宜去为大营盘演讲募捐。两个女儿都来过大营盘，喝着女儿从自己大学农场买来的咖啡，林国彰满意地说，是个孝女。

　　抽烟斗、吸雪茄，泡茶、煮咖啡，谈诗，即使在常常缺水断电的大营盘，林国彰一样慢条斯理，悠然自得。他和心直口快敏感激烈的张平宜，处在性格的两极。这个听力不好的摄影师，有时候一天不说一句话，将身心低调地平衡，视作在大营盘坚持下去的必需。大营盘和跑马坪的孩子都喜欢围在林国彰周围。相机看起来很神奇，个头不高，因为听不清而永远笑容可掬的林叔叔，获得孩子们一致欢迎。

　　看到放羊的、烧粪的、无所事事的孩子，林国彰就上前去问：小弟弟（妹妹），几岁了？为什么不上学？想不想上学？有人说没钱，有人说已经初中毕业了，有人掉头就跑，有的吓得哇哇大哭，只有跑马坪的五保户家，一个拿着索玛花的小姑娘摇头说，不想。这个孤儿到哪里都要跟着爷爷。

　　林国彰的黑白胶片，记录下了大营盘的欢快多于悲伤。残缺的老人和残破的村庄里，衣火布都、毛木几、吉皮药布、吉布衣布、阿雄乌嘎、沙日尼姑还有唐先静，以及他们的同学，138个孩子和一所学校在成长。2005年3月，他和张平宜为大营盘46年来第一个小学毕业典礼欢喜、焦虑、失眠，在咖啡气息和蜡烛微弱的光中，每天狂想直到深夜：不知道对别人顺理成章的中学，会怎样迎接大营盘的孩子。张平宜预支的眼泪，让周围的人精神上倍受煎熬。

　　也许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在猜想命运的不测。在大营盘深夜的犬吠中他们个个安眠，却不知道大营盘之外的世界，能许给他们什么样的未来。偶尔不说话时的神情，让整个空气突然落落寡欢，忧愁像白纸黑字一样清晰。

　　隔绝之痛

　　撰稿／汪 伟（记者）

　　“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在各个城市的入口，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地方就属于‘非人世界’。”

　　福柯的名著《疯癫与文明》汉译本的副题叫做《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第一章中回顾了西方麻风病消失的历史。这位特异的思想家说，“麻风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现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

　　大营盘的孩子，却被无形地隔离在“医疗实践”完全能够检测、治疗和治愈麻风病的“理性时代”。

　　医学证明，药物作用能够有效防止麻风病菌的传染，而《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规定：对麻风病人的家属，在入学、就业、参军、婚姻等方面不得为难和歧视。医疗科学和法律已经允许麻风病人和康复者生活在正常社会之中，遑论他们身心健康的后代。

　　大营盘的隔离不是医学甚至恐惧心理的实际需要，毋宁说，健康而被隔离的麻风后代，是科学尚未昌明时代的遗留景观，社会转型时代未曾剪断的残酷尾巴。历史的列车转弯，惯性和离心力常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甩出窗外。列车滚滚向前，唯有那甩出车外的部分，像是为时间所隔绝和遗忘。

　　1959年大营盘成为麻风村的时候，他们未曾出生；命运却像是残酷的玩笑，坚持把他们遗留在这被麻风烙印过的土地上。隔绝和遗忘之痛，如此痛到麻木，却常不为列车上的人们所明了。不是大营盘前的层峦叠嶂遮住我们的视线，而是理性时代的视线惯于永远向前：遥远的地方，可怕的疾病，少数人的命运，与这奔驰的列车何干？

　　可是，要警惕福柯的话：

　　“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留存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

　　死于艾滋病的思想家担心的是：当有一天麻风病消失了，麻风病人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麻风院（村）代表的结构性的文化和心理力量，却会长存。

　　他引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的话，悲悯地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幽灵村庄

　　关于大营盘，传说总是多于数据。连这个麻风村的确切人数，虽多番探访，也仍不得而知。

　　撰稿／汪 伟（记者）

　　离县城11公里，距县城通往火车站的公路，不到4公里，距离最近的村庄，不到3公里。大营盘如此接近交通要道。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华介绍过，凉山州1959年在16个县里建立了17个麻风村，多在山高谷深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大营盘，是离县城最近的麻风村。

　　不确定的大营盘

　　刚到大营盘，就听到村里流传一个好消息：不久前，民政局在大营盘收取了一笔费用，要给大营盘人办理户口簿。切猪菜的老太太说，民政局说户口簿2004年底会办好。抽旱烟的老汉说，最迟不过2005年3月底。几个盖房子的年轻人说，假的吧？

　　大多数人对这个好消息将信将疑。早在几年前，民政局就在大营盘收过一次钱，说要办户口。不过后来事情不了了之。也有村民说，户口簿已经办好了，即将发到大营盘。可惜，这个说法被新民镇派出所的民警证明是无中生有。

　　关于大营盘，传说总是多于数据。派出所里查不到麻风村的人口资料，越西县288个行政村名录上，也看不到这个村庄的存在。麻风村有自己的村长、书记和村民小组，从行政建制上来说，具备一个行政村完整的组织构架。但麻风村理论上隶属于一个名叫“高桥”的行政村。

　　连麻风村的确切人数，虽多番探访，也仍不得而知。村长阿尔哈布说，村里共有1034人。这是记者得到的大营盘的人口数中，唯一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大营盘行政所隶属的高桥行政村，没有人知道大营盘的人口数字。大营盘的村民都说村里有1000多人，但只是出于“估计”。在大营盘和高桥村所属的新民镇，派出所里没有大营盘的人口和户籍资料。派出所里留守的警察回忆了很久，又打了几通电话，最后给出的数字是：大营盘有127户，800多人。这个数字和村长阿尔哈布提供的数字有不小的出入。

　　按照惯例，麻风村的人口和户政管理归口在县民政局。村长也说，县民政局每年底要来麻风村统计一次人口。但越西县委宣传部部长说，越西县委和政府专门开会讨论，要将大营盘居民的人口和户政管理正常化，因此，2004年12月底，民政局就将手头的资料移交到了新民镇派出所。新民镇派出所提供的数字，正来源于此。

　　派出所长在电话中说，从县民政局移交到他们手上的，是一份不完整的人口资料。姓名、性别和年龄等等人口资料，许多登记不全，无法作为录入电脑存档的依据。因此，派出所已将大营盘的资料打回了县民政局，要求民政局补充登记。

　　派出所警员说，本来派出所也可以入户调查，但是只有7名警员的新民镇派出所，所属警区下辖27个行政村、112个自然村。麻风村的事，实在管不过来。

　　布都的身份证

　　新民镇派出所的警员说，大营盘有几十个“麻风病人”。大多数是老人。

　　凉山州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纠正这个说法的错误：大营盘没有“麻风病人”，只有“麻风病康复者”。然而，这样的纠正显然效果不佳。

　　麻风村有5个村民小组，一到四组在大营盘；从大营盘步行3个小时，能到第五组，一处叫跑马坪的地方。现任大营盘村长于1962年患病进村，村里全是麻风病人。大营盘和跑马坪还是片片青山，松林密布。到1983年他当上村长的时候，全村600余人中，康复者、身体健康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营盘人，已经远远超过了患者的人数。又过了20年，麻风村中曾患麻风病的只有94人，不及人口总数十分之一。为了盖房，松树早已砍伐殆尽；为了吃饭，山头也已经翻成熟地，种上玉米、马铃薯，一切能吃的作物。

　　大营盘成了整个凉山州人口结构最年轻化的麻风村。第一代诞生在大营盘的孩子，是麻风病人之间婚姻的产物；第二代、第三代大营盘的孩子相继出世，大营盘的村内通婚，把麻风村变成了有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的大家庭。

　　大营盘周围的居民将大营盘的孩子称作“癞娃子”。1959年至今46年，大营盘像一个不断自我增压的气球，规模一直在膨胀，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却一直不能突破一层薄膜。本是集中隔离治疗麻风病人的麻风村，现今隔离着几百个正常健康的人。940个从未确认患有麻风病的正常人，因为出生在麻风村，至今没有居民户口和身份证，因此丧失一切与此有关的权利，如外出务工和迁徙等等。

　　大营盘小学门口，有人在盖房子。盖房的小伙子说，没有文化，没有身份证，就没有办法出去打工。他们中有大营盘小学成人班的学生，农闲时每天晚上到小学上两个小时课，农忙也要上一个小时。现今写得出自己的名字，还在课堂上念过“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的诗句。但身份证却不是夜校能够解决的事情。

　　其中只有一个例外。2005年，大营盘小学六年级学生布都，在大营盘所属的新民镇派出所，拿到了他的身份证。这是大营盘的后代拿到的第一张身份证。

　　2002年，希望之翼让王文福从他教过的学生中挑选两个人，资助他们到青岛接受职业培训。王文福挑选了22岁的布都和24岁的毛木几。经过张平宜一番奔走，在公安部门没有户籍和身份资料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办下来正式身份证，但由民政局开条子，县长签字，特事特办，办下来两张有效期3个月的临时身份证，让两人能够如期成行。

　　3个月临时身份证过期，青岛当地警方到厂里查身份证，只能托赖厂方说明情况。张平宜到青岛的时候，让布都和毛木几将临时身份证寄回越西，申请办理正式身份证。然而，直到二人完成一年的培训计划回到越西，正式身份证也没有办理下来。

　　布都和毛木几的母亲，常常相约到新民镇派出所，打听身份证的办理情况。两个60多岁的老人“都跑不动了”的时候，派出所终于通知布都和毛木几去取自己的身份证。

　　布都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第二天，毛木几取拿身份证时，派出所警察说，有印象，找一找。令人惊讶的是，毛木几的身份证没有找到。

　　毛木几再去派出所时，警察拿出20块钱，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身份证漏办了，办理费用退回。如要补办，需要提供户口本。

　　大营盘没有户口，也没有户口本。毛木几的身份证最后没有办不下来。好运的布都，成了大营盘唯一拥有身份证的麻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