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南风窗》创刊20周年庆祝酒会，我们既感到荣誉荣耀，同时也感到身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次酒会，迎来新老朋友，也是一次交流会和沟通会。

　　主持人：今天的交流会中，我们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对《南风窗》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首先请《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忠先生致辞。

　　陈中：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各位光临《南风窗》20周年招待酒会，我在这里想说两点。第一点，两个字，感谢。感谢各位领导长期以来对《南风窗》的关爱和支持，第二是感谢我们在座的很多嘉宾是《南风窗》的作者，直接参与了《南风窗》的建设。第三，感谢在京的各位朋友。第二点也是两个字，成长。《南风窗》的20年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重要历史阶段，《南风窗》自己成长了20周年和共和国共同成长了20年，伴随着中国一代人的成长。

　　陈中：作为新闻期刊，在中国林林总总的期刊里面，新闻期刊还只是屈指可数，可以说是一小撮，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新闻事业发展水平是以主流新闻为标杆的。我常常感叹，我们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空间很大，而《南风窗》的成长空间也很大，过去20年里在各位的关心支持下，《南风窗》健康发展，继续20年希望各位继续关爱和关注《南风窗》，使它健康地行走下一个20年。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的成长跟各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下面有请中国期刊学会的会长张伯海先生讲话。

　　张伯海：我代表中国期刊界同仁们衷心地祝贺《南风窗》创办20周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自己感触很多，算起来我跟《南风窗》的接触虽然没有20年，大概也在十七八年之久。这期间我亲眼看到承担着时政社会信息的《南风窗》杂志在政治上成长，在出版事业上成长，在社会舆论环境中他们的话语影响力量在发展壮大，在读者欢迎程度上不断扩大。为此，我深感欣慰，非常高兴。

　　张伯海：向在《南风窗》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同时再次衷心祝愿《南风窗》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谢谢。

　　主持人：谢谢张伯海先生的发言，下面有请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津均先生讲话。

　　罗津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南风窗》杂志创刊20年来在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展成今天成为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政经类杂志，成为了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政经类新闻杂志的一个品牌，为广东省建设文化大街，为广州市建设成文化强市应该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罗津均：刚才陈中先生说了，《南风窗》走过20年也伴随着一代人的心血，见证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这里我想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央各主管单位的各级领导、全国方方面面的有关专家学者对《南风窗》杂志的关心、支持、厚爱、呵护，我在这里代表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和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名义感谢中央各有关领导、全国各专家还有各位朋友特别是今天到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你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津均：同时也寄希望于各位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关注《南风窗》杂志，支持《南风窗》杂志，呵护《南风窗》杂志，使得《南风窗》杂志能够发展得更好。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罗部长，下面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嘉宾，因为我们《南风窗》杂志在多年的办刊实践当中一直紧跟时代发展转型的主旋律，这位嘉宾是我们关注采访的对象，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潘岳先生，有请。

　　潘岳：我代表国家环保总局，我正好兼两会会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首都新闻编辑记者协会，对《南风窗》20年创刊经验表示衷心的祝贺。其实更重要的，我作为一个老报人对这本很有影响的杂志表示祝贺和敬意。我筹备过几个报纸，也跟在座的朋友20年以上的新闻界的朋友是老战友，风风雨雨都做过这一行，现在20年以后能留下来比较有影响的不管是报还是刊屈指就这么几家，我们知道其中的艰辛和不易。

　　潘岳：国外很多人都很难理解，我们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有多么不容易，要有影响，还要兼顾生存发展奋斗。这点我确实对《南风窗》取得今天的成绩和影响表示敬意，并不是说我是被采访了，上封面了才说好话。为什么我会接受《南风窗》的采访，为什么我愿意接受《南风窗》的采访，而且这样的活动我出席得非常少，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说明重视这个活动，说明《南风窗》的影响力。

　　潘岳：希望《南风窗》继续奋斗下去，继续成为不仅是新闻杂志，也希望成为有益于现在发展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种思想的平台，把思想能够做一个汇总、提炼。很多前卫的思想，很多改革的思想，很多前锋的思想，甚至有些尖锐的观点都应该积极地探索下去，积极地发挥你们的特点，除了新闻性还增加一些深度和高度。

　　潘岳：既然来了我是代表环保局，环保问题不是成为中国的热点，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昨天晚上我刚从韩国回来，汉城通过一个部长宣言和绿色倡议，亚太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绿色增长是主题，提出绿色GDP，听说中国率先做这个事他们感到很吃惊，很多国家也率先表态要做。发达国家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也就是说环保已经成为大的热点，昨天闭幕的时候48个部长合影。中国的环境问题从绿色启蒙阶段基本完成，现在进入到利益、政策、法规的操作层面，牵扯到法律等等的修改，还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变，牵扯到一系列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二阶段。今后的第三阶段可能面向哲学层次，比如价值观的问题、理念的问题，思想方面的转型。这三个转型进入到第二个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环保总局宣教这方面的事情准备跟《南风窗》密切合作，也准备跟各位密切合作，把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落实到实处，变成可持续地发展的生产力才是真正的先进的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才能是真正先进的文化。可持续的执政政党才是先进的政党，可持续能够领先的理念才是先进的理念，可持续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潘岳：环保总局跟《南风窗》今后的合作将更加密切，同时见到很多新老朋友，在此问候各位，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潘岳先生的精彩讲话，也希望这次酒会促进同行各位朋友更加深入和可持续的交流。下面请出一位嘉宾，我们《南风窗》杂志隶属广州日报集团，有坚强的娘家人的后盾给我们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来自娘家的领导杜建青副总编辑给我们致辞。

　　杜建青：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朋友们，我首先代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对大家参加今天《南风窗》创刊20周年招待酒水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刚才张会长、罗部长刚才对《南风窗》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再补充介绍两位嘉宾，来自中宣部理论局的黄宗平先生，还有海军装备部的袁部长，他是我们《南风窗》去年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我们特意在首都北京举办这个招待酒会就是为了感谢全国各地的领导、各界的朋友对《南风窗》20年来的成长、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

　　杜建青：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报业集团，现在集团所属的传媒有20家，相当于报业的航母舰队。我们总报发行量是156万份，广告经营额去年是17.17亿元，连续11年在全国平面媒体是最多的。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系列传媒有更好的发展，《南风窗》做出了榜样，已经成为我们系列传媒中间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传媒。我们希望祝愿《南风窗》以20年为新的起点，特别是在在座各位朋友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越办越好，越办越强，越办越有成效。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的成长在社会主义新闻道路上一直跟很多同行友刊一直相互勉励，今天来了一位我们非常尊敬的同行《新闻周刊》总编辑刘北宪先生。

　　刘北宪：我已经不再担任《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我现在只是挂名担任社长。非常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招待酒会，《南风窗》是一本我十分尊重的杂志，我不像潘岳局长那么忙还是有点杂事，之所以来是因为《南风窗》在改革开放道路上20年来得风气之先，为中国的周刊类新闻传媒做出了一个榜样，实际上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开拓创新，成果显著、成果斐然，我也预祝它在今后的新闻事业发展上取得更大的成效，能够频频再给我们一股清新的南风。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自己要办成一个平台，要让先进的思想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今天来的学者专家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经常给我们撰稿的老作者，其中有一位毛寿龙先生，他给我们写了很多好稿子，我们欢迎他。

　　毛寿龙：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盛会，在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国家说新闻媒体是第四力量，政府、立法、司法，我们国家同样重要，但是重要地位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核心力量、核心政治权利、核心社会权利是政府，除此之外有一些新的，比如像企业家、学者、民众个人。

　　毛寿龙：政府和企业家如果发生关系肯定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私人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公共关系。

　　毛寿龙：也会有两种企业家，一种企业家私下跟政府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但是公共空间里面如果到了杂志里面到了媒体里面它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完全变成公共的，而且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对于学者来说是一样的，很多学者重视很多私下的交易，各种各样的说话，更多是御用。政府有很多选择性，要找一个政策搞听证会座谈会，找一些支持自己的学者，反对的这次找了下次就不找，往往是这种情况。如果学者进入到媒体，会把自己的偏见放到口袋里，体现出来是公共的智慧。个人找政府的时候通过上访或者通过找关系，我们特别痛恨找关系，但是自己一般有事情老百姓都会想着有没有关系，一旦找到媒体就会想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不仅对自己有益，而且对公共政策、公共制度的改善更有意义。

　　毛寿龙：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毛寿龙先生的精彩讲话，今天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南风窗》是作为一个媒体的平台，通过我们的传播来反映和维护民意，还有一位朋友是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来分析研究民意，这就是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先生，也曾被我们《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欢迎他。

　　袁岳：恭贺《南风窗》杂志20周年志禧，《南风窗》是一个很怪异的杂志，这个杂志不是很流行的杂志，但是这个杂志发挥了很独特的功效。跟其它所有媒体相比较，《南风窗》杂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反映公共意见方面比较严肃和认真。说到公共意见，在座的差不多有50个人，其实我们这50个人中间不见得有公共意见，我们听了潘局长的讲话，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潘局长内心系统的思想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潘局长跟其它局长部长相比他已经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思想，他的思想发表出来有人欣赏有人批评。通过这个过程，他的思想更加公共化，很多部长对于我们来说跟过去深宫大院里面的高官宦官思想差不多，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思想。

　　袁岳：什么叫公共意见？每个人我们把所有的想法加在一起不叫公共意见，只有每个人的想法说出来，被其他人听到，被其他人明白，而且受到其他人的支持、质疑、欣赏、评论、过誉，然后会分成一部分是大家的共识，还有一部分是大家的歧意，即使是歧意大家很明白这个时候的意见状态叫做公共意见。

　　袁岳：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媒体使大家的声音被大家听到。第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大部分人就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大家的意见再被其他人听到当中，被其他人质疑当中，我们才习惯于用公共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看法，同时使得自己的看法有更多的论据、依据和理由，从而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公共意见贡献者。站在这个角度具备贡献公共意见的媒体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这方面来看，《南风窗》是一个朝向这个方面建设的媒体。

　　袁岳：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我们大家都有善良的愿望想表达自己的意见。第一，不是所有的媒体愿意接纳。第二，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擅长说话的，很多人有想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有很多人很能说，但是他不说你的想法。我记得我们每年都做的县市长民意测评，市民说市长还可以被评吗？如果我要说市长的话，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意见的公共化存在向哪儿说，怎么说，由谁来说等等的问题。

　　袁岳：今天《南风窗》杂志作为公共意见的传播平台，过去已经通过发掘不同领域的话题和不同的文章和内容的贡献者在这方面起到了把多方面的内容汇集起来，试图反映或者投射公共意见轮廓的作用，应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草根民众的意见跟我们在座或者没有在座的精英阶层的体会方式还有很大的差异。真正把民意的其它方面的意见反映出来，构成一个完整、准确的公共意见途径，还需要很长的路走。这不仅仅是《南风窗》的使命，也是零点的使命，也是在座很多公共媒体的使命。 谢谢大家，也祝福《南风窗》的成长。

　　主持人：谢谢袁岳先生，《南风窗》的成长就像潘局长说的如果可持续发展一定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我们杂志也和企业界和市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下面有请凌视广告公司王悦女士讲话。

　　王悦：凌视传媒是《南风窗》的全权代理公司，同时我们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纸媒体代理公司之一，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分享《南风窗》在过去20年的成就和成绩。

　　王悦：我们多一些机会比其它读者或者外围看《南风窗》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工作过程里面和《南风窗》无论是社领导还是下面的记者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他们对自身的勇敢改变和提升，对整个中国民生经济、政治甚至一些重大事件改变的勇敢的记录，还有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无私关注都是非常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是看到《南风窗》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杂志。

　　王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凌视有机会与全国最大的新闻媒体，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合作，我们非常荣幸。我们今天看《南风窗》的时候，还是站在20年的结点上，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积淀，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深刻体会到，对于有生命力的媒体，我们相信对于它来讲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起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特别愿意能够和《南风窗》一起在媒体经营的探索和实践当中有更进一步的开发和了解，并且能够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把我们这个媒体经营的实践和能力提升。在此我代表凌视传媒董事长以及全体同事希望《南风窗》明天会更好。

　　王悦：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媒体的各位朋友，中宣部的各位领导、新闻出版署的各位领导，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更加深入更加愉快， 谢谢大家。

　　主持人：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准备了简单的餐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祝愿大家胃口好，同时也在下面有更加深入的交流。首先我们让陈中先生为大家致祝酒辞。

　　陈中：下午还有一个研讨会，很多在座的嘉宾都准备发言，我们还是先把肚子填饱，下午的研讨会我们再继续开。《南风窗》20周年我还是一句话，对大家的关爱和支持，对于今天光临我们酒会的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陈中：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祝《南风窗》在今后的道路健康成长，祝各位嘉宾无论是在工作、学习、生活、身体各方面都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主 题：“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研讨会 陈中：现在会议开始。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传媒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传媒的定位和属性有过很多不同的争论，但是传媒上是始终很清晰、很明确的。我们通常从传媒市场的角度是一个信息总汇，是一个平台。而从某些社会的一些功能上来看，已经强调的更多的是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实际上特别是这一次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且我们做了一些反思，特别是从我们《南风窗》20年的办刊实践来看，我们认为传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一个桥梁的功能，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我们当初办《南风窗》的时候是1985年，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起步时，实际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当年前沿地，无论是跟内地，无论是广东内部的一些在思想观念上面都会有一些冲突，他会产生很多误解，我们当时想办这么一个杂志，就提出了四新和四桥的办刊定位。

　　陈中：这四新、四桥，如果从现代传媒的语境去理解，更接近建设性的，是一种沟通对话的平台。社会的各个阶层更广泛的参与到政治、经济、生活当中。今天上午袁岳的发言也说明了是桥梁的作用，传媒的公共性，还有一个化解和建设性的作用。 因为我们发展良好的沟通是能够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的良方，有一些问题可能缺乏良好的沟通，发现了问题是问题的炒作和渲染，而且帮助各个有关方面沟通信息，减少因信息不畅产生的误解。

　　陈中：20年来《南风窗》的沟通和桥梁的作用，一直体现在具体的办刊方针当中，今天来看《南风窗》很重要的作用。20年《南风窗》是稳健不激进的，深入参与社会生活当中，这是《南风窗》的建设性力量更适合中国社会前行的脉搏。我们觉得在传媒的功能上面的一个定位、一个认识，因为在很多新闻事件的报道当中我们现在也存在一些炒作性的。

　　陈中：我们在知与行的新闻业务的操作上面，这一点上《南风窗》一直比较强调适度、分寸和社会效益，在这一点上，当然我们不是说好话，但是这个意识是很强的，所以每次出现了错误做了纠正、做了调整，所以《南风窗》基本上能够在基本健康的二十年的办刊体会也是跟各位分享，也是扣着这个题目，我想先做一个抛砖引玉。我相信更多的专家、学者、同行在这方面感觉会比我更深刻、更有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董郁玉：先说对《南风窗》的祝贺，《南风窗》从八十年代一创刊的时候，我就是读者。另外，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南风窗》跟我们的联系还比较紧。今天我回想起来《南风窗》这几个字，那个时候就特别有吸引力。今天讲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首先讲传媒功能，我们这个传媒功能有一个问题，中国的传媒功能是中国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还是说传媒有一种普遍的共性在里边，如果普遍共性跟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对传媒的利用主管机关对传媒的管理有没有什么冲突，我刚才跟陈社长讲了几句，分寸感，适度、稳健、不激进，我觉得翻译成一句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你没有分寸感，没有适度，首先你生存层面，这由此就引出中国传媒功能就有中国比较特殊的地方，如果你在其他的社会环境下传媒能不能成长，取决于读者、取决于市场，但是在中国不行，所以最近这两年我看也新创刊了不少杂志，有的刚创刊的时候来势比较猛，但是一年以后也都比较平，也可能是他们感受到了分寸、适度的压力，到底是传媒发挥什么功能，对社会最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这个跟生存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从我这个感觉来看，特别是从去年来讲，我感受最深的，现在的这种主管机关对新闻界的管理，已经影响到整个新闻界从业人员的状态，大家平时想的，首先日常工作当中也不会考虑这么多哲学问题，这个有没有利用建设什么社会，首先想能不能发的标准不是说对社会有没有利，而是是不是所谓的适度，有没有分寸，说到底就是能不能生存，别给自己所在的媒体惹麻烦，而且现在媒体人的精神状态，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我相信他们都是这种状态，这是首先要考虑的。而且现在管理已经具体到了做文章的题目，前两天一看传媒上有一张纸，是种族部保险办宣传小组，当然我知道这也就是中宣部排出的一个机构，光明日报评论部发表“保持先进性”，题目已经定好了，管得很具体的这种东西，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所干的工作内容，你所受到的同时又有来自市场大家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因为第一要生存，但是现在生存和以前又不一样，现在又有市场，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一个，上午有人说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我觉得现在主流和非主流正在发生一种转换，而且已经开始定型，大家看看原来我们所认为的主流媒体，所谓代表官方的这些媒介，他们所说的一些话题，我看已经开始边缘化，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首先不是市场关注的问题，我们看一看人民日报，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光明日报，他所讨论的问题，还有媒体我看到跟南方报业集团办的《新京报》，我看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重大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看不见，你仍然作为一种主流媒体的化，将来会产生一种主流媒体和主流话题的分裂。这个是不会是造成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如果再发展的话，会在潜意识当中也好，在民众的话语也好，也会造成一种分裂。 另外，来自市场的压力，比如说新闻的主观极端代表不了市场，解决不了市场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说发行的问题，但是发行来自市场方面是一种压力，主管机关是决定你生死的，这个时候传媒功能我觉得已经异化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有很多媒体他们主要的收入来自这一块，如果没有这个报纸很难生存下去。

　　董郁玉：另外，比如说去年说几大报，人民、光明和经济形象广告这块给取消了，给一些补贴，但是补贴的这一部分从经济上来讲仍然没有补上形象广告这一块，另外关键造成了经济上的影响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存是市场都是很脆弱的，所以在现代这种条件下，怎么样把主流的媒体和主流的话语统一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此外，主流画一统一起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说的管理语言，怎么样入脑、入耳，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是白搭的，因为现在毕竟有市场大家可以选择。今天我主要是带了一些问题想听一听大家对现在传媒的功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董郁玉：谢谢大家！

　　杨继绳：传媒是开放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没有传媒。前几年，三年以前我在会上资产阶级传播学，以及开传播学的课，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三年以前连传播学这个词都不能说，在封闭社会没有传媒，传媒是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开放社会愚昧的条件之一。

　　杨继绳：在封闭社会老百姓认为愚昧政策是最安全、最和谐、最稳定的，开放社会是信息共享的社会，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达到和谐、达到共识这个。

　　张剑荆：《南风窗》现在办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杂志办得非常好，另外结合的题目我想讲一些看法。江涛让我说两句，我准备了一下，讲讲新闻的正义问题，因为现在和谐社会今年提出了很强势的一个口号，尤其两会刚结束，两会的代表很多都讲和谐社会，几乎所有的代表只要是公开的都要讲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强势的话语，和谐社会的真正对象当然是不和谐。

　　张剑荆：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和谐的征兆，可以说是暗潮涌动，比如说上访、社会矛盾很突出，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和谐社会的概念的提出有很多问题，现在大家逐渐的经过讨论还有很多研究，大家逐渐达到了共识，不和谐出现了根本原因是不平等，比如说煤矿事件的发生，煤矿事件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与老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关系，农民的收入低，一个是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证。

　　张剑荆：另外，农民进城务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不平等的。现在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于土地，而是来自于进城，打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后，收入就得不到提高，所以分析到很多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权利的问题，所以和谐社会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围绕权利的本位的改革是一个反向，和谐社会需要仔细辨别，两种含义，一个是与革命联在一块，要建立和谐社会，要搞改变，改革就需要公民权利的改革。

　　张剑荆：还有一种和谐社会，使那些不和谐的现象不出现就是和谐了，这是另外一种和谐社会，我觉得第二种和谐社会是需要我们克服的，传媒需要站在改革的立场上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不是说没有去上访了，把这个压下来就是和谐，中国20几年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变化，在很多领域都形成了既得利益，在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变动的情况下形成和谐社会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必须要让步、要谈判、要沟通、要跟别人共同分享。最强大的口号就是共同分享，我们看今年的两会就是共同分享，这是我想对和谐社会的一个看法。

　　张剑荆：另外，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新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不和谐的是通过很多行为体现的，比如上访，但是很多是通过媒体表现的，这就涉及到新闻的正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所谓的权利，以前公民权利不太对等，这里面包含基本的人权的问题，就是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公民待遇这么低？就是因为表达权得不到保障，没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声音和渠道，当然也没有组织。

　　张剑荆：最近有一些可喜的现象，成立工会或者农会希望取得进展，这些表达权和知青权，这是新闻正义的和谐内容，新闻必须保证来提供这两个方面的权利，由于新闻权利的缺位，现在很多问题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解决，因为正义的缺位是造成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张剑荆：从新闻正义的角度讲，我觉得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究竟保障了这些权利是不是社会更乱，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担心，如果表达权有了、知情权有了是不是乱了呢？不是这样的，我最近看了一个书，叫惠尼诉嘉州政府案，惠尼支持美国的共产党，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成立了共产工人党，这就是要推动工人的权益，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工人权益得不到保证，各方面斗争很尖锐的，这个出身名门的惠尼就加入了这个党，被他们判了14年，说危害社会治安，然后她就上诉，布兰迪斯说了一个说明，说工人的权益保障是不会造成社会动乱的，说明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说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这是著名的案例。

　　张剑荆：为什么讲这个案例？与中国的现状有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就出现在资本和劳动的权利不对称，资本很强大，各个地方都把资本看作是最大的身，但是对劳动权利并不对称，因此从新闻的角度讲，新闻如果正义需要站在劳动这方面，替劳动者说话。目前新闻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现在媒体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媒体把自己定位的时候就说要定位为精英，这样就造成很多结果，在权利方面比较弱的媒体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和代价。那些权势想接近媒体很容易，而那些权益想得到保障的，比如农民、工人，他们想利用媒体，成本很高。

　　张剑荆：我做媒体的经常有这种感受，早上一起来，门卫就打电话，说有人来找你，上访的，他们把媒体作为解决问题，作为一个裁判所，作为像政府一样的东西，但是媒体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在无助的情况下找到媒体了，经常有满头白发的老头为了自己的房屋他们来，他们没有钱，如果有钱就可以做宣传了，这样媒体在经营化的情况下造成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联系到和谐社会我觉得是起到了强化不和谐而不是和谐，不和谐是知道的，相当多经营化的媒体我觉得面临的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为自己化装，老是为自己辩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很多记者写稿子都是站在既得利益上的，所以就是因为价格问题，如果出钱少当然买不了，就是价格的问题，目前媒体在涉及到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我觉得媒体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可以包含三个方面：

　　张剑荆：首先，要推动改革。第一和谐社会不是既得利益者理解的和谐社会，还是要扮演一个改革推动的作用，而这种改革就是以公民权益为宗旨和本位的改变。

　　张剑荆：第二，媒体还是要主持正义，能够避免过于经营化的倾向。著名的美国的报纸人讲过，他说我办的报纸是让大众来看的，而不是小众来看的，就好像更多的认不是办给政府官员和法官们看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媒体要面向更广大的人群，使广大人群不至于因为接近不了媒体，付不出这个成本接近媒体而造成了权利的分割，造成了媒体成了社会不和谐而强化者，而不是弥合者。现在媒体自身改革的任务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形成一个思维方式，一说什么问题就是别人的问题，一说媒体做得不好都怪别人，媒体首先要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看北京的一些报纸，在他们的那些报纸上根本看不到有弱势群体和民工的存在，社会都是和谐的，这个说明什么？媒体可能需要面临改革，就是在大的变动的时代，我觉得需要一个公民权利，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定位自己，能够做一个担当者，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健康、和谐的发展。

　　邵道生：在当前舆论控制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做了这么一个开场白可以理解。什么分寸、度啊，但是如果真的按照你的意见办，《南风窗》的经济状态达不到，《南风窗》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按照你刚才的观点，那只能够做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达不到最有影响力的。

　　邵道生：为什么呢？如果把传媒功能和和谐社会一还原、一还权，就变成传媒功能怎么更好的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现在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和谐社会，所以一还原、一还放权就变成这样的了。

　　邵道生：当前党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你的定位是在一定的适度、一定的分寸、一定的度的话，你对和谐社会怎么样做我感到有难度，相当大的难度，为什么？按照我做学问来搞，主要有三层，当前之所以社会产生这样不和谐的情况原因非常大，就有一个表现的规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意思，什么原因？第三层，怎么解决？无非就是这样的。现在看起来中国这个社会目前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是故意掩饰，本身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蛮多的。怎么说？我自己的两个数字，两个数字加起来七千万，他们都在求生存的情况下，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解决不了，我们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得了，现在我感觉到中央还是很清醒的，现在的的确确是有矛盾。

　　邵道生：我们过去这个社会应该承认之所以让矛盾体现得那么厉害，出了偏差了，我们作为一个传媒的功能就应该好好的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好好地帮助我们这个党去分析分析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整个社会的舆论前几年一片大好形势下掩盖了很多很多的矛盾，不让弱势群体说话、不让正义说话、不让公平说话，所以矛盾越积累越多。

　　邵道生：我在人民网有一个专栏，我写了不少的文章，我是深刻地感觉到现在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更加要理性的看待我们社会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好好反思我们的社会改革或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现在我们一提问题一些主流搞意识形态的，你一说问题，你这是否定党和国家取得的成果，你一说什么问题，你就是在蛊惑人心，不是执行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就是不让你很好的反思。

　　邵道生：而事实上，《南风窗》，因为你们每期都寄给我了，我看了，的的确确是在很好的反思，以前做得很不错，在我看的杂志里面是做得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方面反思我们增加一点分量。《南风窗》为什么叫南风窗？南边刮过来的风是改革之风，按照我的观点，这个杂志的名字取得相当不错的。我感觉到我不太同意陈社长开场白讲的，你讲适度、分寸、度，这个不好，把握几个字本身有一个度的问题。分寸问题不要过于保守，改革是今天的东西，我们更加要注重传媒功能，我们是传媒功能而不仅仅是要和谐，而是要帮助整个社会化解产生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去分析，用学者的优势去分析现在社会产生的原因，找出一些措施出来，所以我借陈社长的一句话开场白做不同的讨论。

　　牛文文：今天这个主题，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社会，前面很多老师讲了很多内容，我坐不住，本身是报道企业的，显然就是权贵化和精英化。

　　牛文文：前几年参加活动有一个讲话，当时我就是坐不住，这么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那么可怕的，我觉得我有一个观点，传媒的确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多元社会的产物，既然是多元社会有不同的利益阶层、有不同的社会团体，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杂志或者一个媒体是涵盖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人、各个阶层人的各种阅读需求的，这个挺难的。

　　牛文文：搜狐网就算很厉害了，但是我看他也还是代表不了所有的。我们按照不同的需求分类，有很多阶层，每个阶层代表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我们就成为各阶层意义的表达，我们农民和工人不能打架，我们农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可以打，这样打总比真的打起来好，我觉得这个时刻代表一个阶层也不觉得有太多的耻辱，就觉得总要有一个代表，我也希望有其他的阶层有其他的代表，大家一起把意见表达出来。现在社会比较麻烦的是，弱势群体没有表达的机会，表达的成本太高，这是政府的问题，本来人民日报就应该表达人民的生活，最弱势群体的声音，所有公款办的报纸和财政办的报纸，都是应该是代表人民的，如果政府不承担这个功能让我们这样的媒体承担这个功能太可怕了，政府本来收了税就应该做这个事情。

　　牛文文：我想越是弱势群体的媒体越应该是政府支持，有一种公益的效益在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如果完全说我是社会的话，除非有财政的支持，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你天天为公益呼唤，但是需要公益的人不买你的报纸，你活不下去。

　　牛文文：我知道经济时报曾经做过一个报告，北京出租车的，引起很大的轰动，出租车司机很高兴买这个报纸，但是第二天不买了，总的来说出租车司机不是他的读者，他不能维护和他不相符的人群的正义，当然我们做媒体有一个，从读者到广告客户、到报道对象，三个不统一。办媒体，第一，要对你的读者服务，要对你的读者忠诚。你把他卖过小部分人，他的故事不需要你报。广告客户是你的读者，你不需要为广告客户做什么东西，我们十大广告客户不是我们的报道对象，我们的十大广告客户都是跨国公司，实际上我们是反跨国公司的媒体，利益冲突就相对好一点。

　　牛文文：我还想说两句，我们代表的企业家阶层最近对和谐社会有一些反思，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小沙龙，今年谈了和谐社会，我们大学的孙教授，他把大家都震撼了，这批企业家和商人在一起，平常谈的都是投资、发展、管理这样的问题，孙教授上来就讲中国社会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丁字形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极其危险的，对于消费人群也是危险的，很容易形成从高端到低端的商品没有过渡，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讲完以后所有的参会企业家，基本围绕他的话题展开讨论。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少，而且企业家阶层和社会学家和其他的学家沟通就少，他只关注他自己关心的问题，社会学家能给这些人一个感觉，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特别好。

　　牛文文：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报道，我们做的时候觉得很好，后来何先生在美国给我写一个帖子，说你的拉美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的是说中国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慢慢失去对中国经营的主导权，慢慢变成跨国公司的加工厂，一旦当劳动成本上来之后马上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最后导致你像拉美一样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我们是这么想的，当时也是这么写的，但是何先生告诉我说，真正的拉美化是两极分化、真正的拉美化是城乡矛盾，这是最主要的拉美化。

　　牛文文：但是我觉得不敢是怎么样的拉美化，其实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怎么看待我们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好处，所谓的先富起来和后富起来，所谓的社会和谐，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感觉中国企业界对和谐社会的贡献有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大家只看到我多交一些税，我多创造一些就业，我对整个发展，GDP贡献多一点儿，我觉得现在很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本土企业的发展模式是违反和谐社会的取向的。

　　牛文文：中国企业我有一个比喻，有点像渔夫打鱼的鱼鹰，中国很多企业是跨国资本德鱼鹰，有大量的资本，这个资本没有对社会有回报，跟本土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制造极其低廉的消费品向全世界倾向，这种企业方式给本土社会没留下任何涵养，一般企业应该是一个树，这个树除了创造利润之外，给扎根的社会会留下一些养分。

　　牛文文：但是中国的本土企业大量的加工企业都是这样的企业，资本是跨国的或者是国有的，不需要有特别好的企业各种角色的社会和谐，另外是非常喜欢用大规模的采购、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价格战，搞成一个血汗工厂。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对本土资源是掠夺、对本土的回报是很小的。中国这样的企业到国际上发展就会导致反倾销，就导致蝗虫效应。

　　牛文文：李嘉诚去年4月份也讲，他说中国企业的发展不能再走下去了，你不到市场上去看价值链，你永远是为人家渠道打通，用人家的钱给别人生产，给欧美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商业模式，二十年形成的企业逻辑、企业哲学，我觉得就是鱼鹰哲学，也是蝗虫哲学，这种哲学是最不负责任，对和谐社会最没有好处，如果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如果看到这种发展局限和伤害，能够在后二十年的发展中间，能够在价值链上往上爬升，不要做血汗工厂，不要做鱼鹰，我觉得我们这个杂志就为中国和谐社会做一点回报。

　　袁岳：我觉得媒体对于和谐社会的五个功能，首先讲我们现在是不和谐的社会，所以媒体的基本功能是表达不和谐，不和谐者有一个好的沟通平台，从而把和谐社会作为共同的目标。所以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未来时，或者叫做现在进行时，而不要变成现在是和谐社会一定搞成像文化大革命粉饰态度，这个是反动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我觉得产生五个功能。

　　袁岳：第一，媒体很重要的是表达特定社会群体的动态名义。我非常同意刚才他说的意见，这里面两个概念，没有一个媒体能够通吃所有，媒体简单说就是传播产品，就是一种产品，市场上任何一种要做所有的不能做好，就像一个男人要讨所有女人喜欢就麻烦了。像他们就反映他们的利益，包括引导他们的想法。对于《南风窗》来说，你可以做一个拼盘，但是不同的媒体不能比较清晰地说你代表哪个群体的利益。

　　袁岳：另外，不是说今天能代表明天还代表的。国民党在历史上就出现好几次，不同的时期代表人都不一样，媒体也一样，为什么？因为社会群体是不断变化，因为现在社会发展非常快，社会群体不想发展都不行，因为受的刺激太多，不自觉的都发生变化，第二天一看可能就不是你了，因为昨天受的刺激太多，当天做的梦都不一样，所以执政党都要有危机感，一个企业要有危机感，一个媒体要有危机感，你不能跟他同步就会被抛弃。媒体不能同步，那社会群体的信息就是歪曲的，人家根据你的信息再做决策就是错的，这样就变成错中错，都不知道错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岳：第二，我觉得媒体要理所当然的成为利益的表达者，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很有意思，很多经济学家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实这个代言人本来一点不可耻的，尤其你代言得好人家都认你是我的代言人，如果你没代表，但是客观上代表了，人家精神上说你是领袖，这是很好的。人家说当代言人是可耻的，所有人都说我是公共的，公共就是谁也不代表，但是谁说的话我都能代表他们说话，第一是违公共，第二是反公共。

　　袁岳：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代言人就可以检验，因为这个群体说，你说的话不是我们要的，他是有检验的，一个人要谁也不代言就不负责任，当然有些媒体是非常明确的，是某些群众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也有一些群体，你可能是若干个群体的代表人，我把代表利益的学者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我要能像法官一样要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反映。我想叫做公开、明确的利益表达平台。

　　袁岳：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用嘴巴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就能够用文的方法解决，而不是用武的方法解决，这就是和谐社会的解决方面。

　　袁岳：第三，要有多面的立场观。世界上人文科学的事情是没有对和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是对我有好处所以我这么说，或者我的水平就这么高我只知道这个道理我就这么说，你是学法律的我就这么说，经济学就不一样，他一定是拿一个东西，等值跟我交换，所以这些东西就会使得我们表达一个问题，其实立场的前提是每个立场都跟针尖那么大，但是因为你只懂这么多所以你认为就是这么多。

　　袁岳：谁的声音大、权利大，立场就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媒体是多元的立场官，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了解这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没有绝对真理官，在媒体表达中间是非绝对性的。非绝对导致我认为这个和谐的前提，老公和老婆有对和错吗？老公天天干得很辛苦，老婆说不行，你没念书《三字经》，老公说我那么辛苦了，你还这样。有人来拉架，说没有道理啊。

　　袁岳：我以前做离婚例子就知道，你讲道理就讲到离婚，不讲道理就和谐，就是活稀泥，大家在情感上接受，就是和谐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多元立场官上。

　　袁岳：第四，推动沟通。所谓推动沟通的意思是，对一个问题、一个事实的表述或者一个观点的主张，要有交锋，有辩论，而不要变成某一种极端的关系，我比较同意陈社长刚刚讲到，我认为分寸是重要的，不过我认为这个分寸不是由我们陈社长掌握的，也不是由我们哪个领导掌握的，这个分寸是把大家的主张都能够表达出来，只要大家能够说上话，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媒体成为某一种极端观念的代表者，就顺着极端的路子一去不归了，一个沟通的前提是公共的谈判，大家都能够把意见放在一起，大家说我能够有一个对话这样的模式，使得我们有可能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寻求共识。

　　袁岳：第五，我认为是建设性的妥协。社会的安排没有最佳的，只有最被人接受的，没有人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能够接受，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我们其他人看着谁吃亏了，甘愿吃亏也没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和谐社会最靠近一点，我就叫建设性妥协，妥协的前提吃亏也是在这个面上，这回吃亏下回就占点好处，所以怎么放大，让人民群众或者利益群体都有一个长期的交易观，不争一朝一夕的，但是大家都有这种勤奋、有这种信用，有亏欠感，所以这样的妥协造成了社会的和谐。

　　袁岳：为了实现这五个功能，在两个方式上面：

　　袁岳：第一，深刻道理的通俗表达。《南风窗》做了很好的尝试，包括后面写的专栏都很好，这一点是要坚持的，尤其刚刚说到弱势民众，弱势民众要做30个采访你发现每个人都说不清，但是我们哪个学者总结的道理，你总结完了以后说这我代表你的利益，人家看不懂说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了解或者用采风的方法，了解普通民众的语言方式、沟通方式，我觉得我们的传播要下很大的工夫。

　　袁岳：现在看网络媒体就形成了网络表达方式，他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社会中我们信息办做数字鸿沟，我们一方面知道，经济收入有巨大的鸿沟，另外社会表达方式有巨大的鸿沟，他们讲不到一起去，我们不讲内容，就是讲讲话方式听不懂，这个差距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媒体要选一个相对的集中群体去代表的原因，你不要一堆语言在一起总有不懂，这就是所谓文字角度所谓的通俗。

　　袁岳：另外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兼顾道理和行动的平衡。有一些是讲道理的，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专栏作家，我认为过去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讲的是乌托邦道理，有的可以讲，听起来很爽，实际上不好。还有，他讲纯粹是比如我们讲的事情，但是他总结的道理我觉得是需要多听一些不同的人对一个问题的道理加以提炼，对我们其他人有启发的作用，所以把道理和行动，因为作为一个正面型的杂志还是蛮重要的，我们和谐社会是建设性的社会，建设本身和行动有密切关联。

　　袁岳：我们现代无论是工商管理还是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现中间，最多的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些道理不是他们弄出来的，不知道哪搬来的，所以作为媒体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面临很多普通的实践者，也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更多的本土的道理、本土的行动，进行反思、总结、提炼，我觉得反过来能够对于我们的公共管理的体系，对于我们组织管理者能够有很好的反思、推动的作用。

　　牛文文：我觉得弱势群体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投票。他看报纸怎么能表达他呢，但是他投票这个权利很大了，只要一投票就好了，让我们媒体建立和谐社会太难了，有一些办法是很简单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用，让我们代表弱势群体真的有点儿不对。南美社会整个向左转，左翼党执政，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这样的，就表明他对以前多少年的发展表达的一个反意见，表达反意见社会慢慢就和谐了，现在让媒体表达弱势群体，因为那么多党、那么多组织，让媒体来表达很难。

　　党国英：这个讨论的主题很有意思，我讲一个故事。

　　党国英：咱们北京有一家杂志，这个杂志有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大体上是农民维权如何如何，有一个照片，若干个农民坐在一个地方，整整齐齐的每个人旁边放一个棒子，这一期杂志到安徽就出了一番事情，农民拿着棒子就去了，把乡政府打得一塌糊涂。第二次审判农民的时候我在那儿，所以我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

　　党国英：农民维权北京的杂志，他们发表的照片就是一个棒子，四川的棒棒军他们用的工具，简单说这个杂志不好说复杂的原因，现在这个杂质已经停了，这个事情很容易被有关方面看成传媒建立和谐社会是冲突的，现在杂志已经停了，倒不一定是有关方面让他停的。

　　党国英：这个事情深入分析起来，杂志和媒体有可能被一种组织的力量利用，但是也有可能不被利用，如果是同样的一篇文章、同样的一期杂志，搁在不同的社会，恐怕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样一些事情，有关方面如果不去深入想的话很容易让这个媒体，尤其是不接受管束的媒体，好像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

　　党国英：这两天因为某个原因我就看给某个写的一封信，写发生在伦敦的一件事，有两个集会，一个是工会组织的集会，另一个集会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些警察雇佣的社会密探、动乱者，他们说我们去游行去，一游几条街道打砸就开始了，最后不可收拾。同是两个集会，结果很不一样。恩格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说法，他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我大体上有这么一个感受，还是我们原来爱说的话，就是组织程度高的这个群体容易被控制，不容易闹乱子，组织程度低的人不容易被控制。

　　党国英：我们要去游行，但是最后发现问题出了以后不容易控制。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是什么意思？看传媒如果看不好很容易抓住某一点，其实社会和谐还是不和谐，我老爱说一句话，和社会的程度很有关系，越是一盘散沙，到了某个时候可能起到点火的作用，这个点火很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杂志，所以江西发那个事情发了以后往回收杂志，他们害怕。我的意思是，鞭子不要打在媒体上，要找在社会结构上。

　　党国英：当前比较激进的社会革命者好多在英国，而英国偏偏比较安静。而大陆国家反而不安定，这个很有意思，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反省。我个人看法，如果我们社会结构和谐，传媒能够起到帮助提高组织化的作用，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辛鸣：首先祝贺我们《南风窗》，他们选题既道出了我们主管传媒的部门对传媒的希望，也表明了我们传媒对现实社会环境下对自身的定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传媒功能其实我们真正谈这个事情，功能是有应该是什么，从我的本质上来说、本性上来说，就像刚才牛总说的，从利益需求来说，我们有应该表达的理念。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传媒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又必须有一个不得不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往往很多时候是冲突和矛盾的。

　　辛鸣：现在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我们这两个功能是矛盾的，但是就我们传媒本身来说必须把这两个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不统一起来通常我们就会有很多事情，如果过分强调应当，可能就会存在刚才我们陈社长说的能非生存和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传媒作为社会主体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辛鸣：现在我们想，传媒在和谐社会应该是什么地位？我个人感觉真正有因然功能和使然功能结合起来，要有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至少有两条：

　　辛鸣：第一，也就是刚才陈社长讲的，他讲只是从我们上个世纪初1919年左右，就是传播新市场和启蒙功能，是把传媒的功能定义到上世纪去了，实际上这种功能在我们当代社会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应该继续往下发挥，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我们客观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社会状态、社会目标、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辛鸣：在这么一种社会变化中间，我们转轨也好、转型也好，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社会变了，这个社会变了就要有跟这个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以及一整相配合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民众并非因为我们社会状态的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就能跟得上，我们的行为模式就能跟得上。其实中国社会，社会管理者和社会，都存在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变化而进行思想和一些观念更新的问题。

　　辛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录两句话，尽管我们可能做得不太多，但是实事求是讲，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我们也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来说，多少年习惯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做法，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做得很好，让他们马上来，第一，有一个需要的过程。

　　辛鸣：第二，也有一个客观的刚性在背后起作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主动去管，有些时候恐怕我们也寄希望于我们共产党的觉悟和自觉意识，这个确实能看得出来是有这个自觉的意识，但是具体共产党员来说，我们是否能真正贯彻到这个理念去，我认为不仅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来自自身的，也就是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得不让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要按照社会进步的要求管理社会，这样才能够和谐，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传媒应该做的。

　　辛鸣：如果说我们中国社会主体，尽管现在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但是我们仔细想中国社会从客观上来说还是两个主体，第一，代表掌握执政权、政党。所以我们往往说党领导之下干什么事情，政府起主导作用推动做什么事情。影响我们中国社会的政府、政党、政治，这就是社会的力量。

　　辛鸣：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在比较封闭的经济下，在信息不畅通的社会中，政府的一元化主导起到社会整齐有序，能把中国11亿人团结跟一个人似的，那种情况下对社会也是相当有利的，如果不是靠高度团结我们中国社会也发展不下去，但是到了现在开始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意味着什么？要求有不同的主体表达的意志，我们是企业家主体就要把企业家的声音让其他社会群众所了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各个不同主体的意识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媒体做另外的事情。

　　辛鸣：我们把新闻媒体称之为党的喉舌，这个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党的喉舌的前提是，我们拿党和国家财政养的，就要为公共服务。除了党的喉舌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社会的喉舌、民众的喉舌，我不是说党和社会、民众之间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客观上是不同的主体，我们党可能代表这方面的利益能做得很好，但是这是另外层次的问题。客观社会结构上来说，党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媒体应该做什么。

　　辛鸣：在做好党的喉舌，保证我们有生存和立足的前提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做民众的喉舌，做社会的喉舌，而且现在我们也有必要通过我们这样做过去，让大家看到社会利益推动我们社会发展。

　　辛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探讨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我想我们社会除了我们政府主体是作为政权行为以外，这是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政府主体、民众主体能不能再成为一种思想主体，现在社会思想的力量是越来越大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思想影响或者思想的传播，可能会改变社会，我们的媒体应该勇于成为中国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中思想的重要体现。

　　辛鸣：学者可以进行很理性的探讨，但是学者作为思想的深层探讨，可能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是很理性的，但是很理性的东西并不一定在现实社会上确确实实做得到。理论上做得通是现实中做得好的，我们如何把理论上做得通的在现实中体现，我认为应该交到传媒上去，他们传媒也有内在的压力和责任做这个事，学者就要从思想层面上解决。这个思想能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这个度应该是传媒来做。

　　辛鸣：我认为传媒应该做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建设性的初衷和批判性的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构建和谐社会传媒就要去宣扬大好形势，这个需要，宣传功能很必要，但是宣传也是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通过治病救人把这个事情做好最好。

　　辛鸣：我们这个批评的行为前提是建立在建设性的出发点和初衷的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对管理者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对我们社会也尽了了我们起码的责任。

　　辛鸣：最后一句话，在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媒体承担的功能我认为就是在新闻社会管理者和社会民众的需求之间标尺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非常重要，这种张力很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出来，很重要的就是媒体。

　　吴思：传媒与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我想说得具体点儿。就着党国英刚才举的例子说，刚才党国英说安徽的杂志，关于农民减赋的中央文件，那个杂志发下去了被当地政府给收了，这是具体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杂志，就是传媒，这个杂志承载了宣传中央文件的功能，我看到传媒功能这四个字。农民花了很多钱买了，跑了很远，而且高价，最会让当地政府给收了，我们认为这肯定是不和谐的。

　　吴思：但是前半段我觉得是和谐的，农民掏钱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上面承载了他们需要的观点、政策和信息，买到了这就是和谐，我把这个和谐作为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词，比如说交易均衡，这个东西，一堆大白菜5毛钱一斤我买了，5块钱一斤我不买，过两天烂了我降价，最后大家达到协议，这就是和谐。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杂志印了那么多，农民都买了，满足了双方的需求，我们看到这就是传媒的功能与社会需求、农民的需要达成了一致，在那一点上达到了和谐。

　　吴思：我觉得这个和谐对中央政府来说也对，因为登的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有人免费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农民又愿意掏钱来买，这是多重的好事，就是和谐加和谐。但是地方政府觉得是添乱，因为不许乱收费的政策弄到农民手里去，他们拿着这个本本不交税，跟我们闹别扭，这不就是找不和谐嘛。

　　吴思：所以和谐社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各个社会集团确实存在着利益冲突，比如说农民和地方政府的收费之间就有利益的冲突，要说这个冲突存在又没有达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比如说一个人交50还是500，没有找到这个标准，或者农民压缩的更厉害，农民能接受的就是交80，你非得让我交180，这就是冲突。中央政府文件拿出来就是50，地方政府就不高兴。

　　吴思：在这样真实的厉害关系中，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之中传媒能起什么作用？是能够使某一方更了解自己的利益边界在哪儿，怎么做更妥当？或者做什么可能成功，做什么可能不成功，这就与实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权利相关的信息，还有相关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有需求的，如果满足了这个需求，从传媒的功能来讲就已经达到了。

　　吴思：至于传媒的功能实现了地方政府觉得亏了、不满意，这个传媒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传媒只能说尽我的力量满足读者的需求，把读者要的信息，而且是合法的信息提供给他，这就是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觉得你干扰了他的和谐，他把你收了，地方政府这么做有道理，因为他也的确中央财政拨款，那么多人他得养，费他得收，他也有理，这是难以避免的。

　　吴思：传媒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而且这个信息主要是合法的，这就是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起到的作用。

　　吴思：至于被地方政府收了，召开了不和谐，我们看到，正是这些不和谐的发生，收了以后不解决问题，农民没有这个本子跟你讨价还价，他可能就拿着棍子去了，他可能出现更暴烈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多了，中央政府发现光靠信息的控制，或者地方政府也发现靠信息收缴这些文件、收缴这些杂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把这个事情掩盖住，要正式这个问题，减赋各种各样的农业税费，而且创造很多条件让农民进城打工，这样问题就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至少在这个领域就和谐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传媒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只要是如实的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就能够起到促进和谐社会，至少是把不和谐的矛盾暴露出来，让人们尽早的合理的解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能够起到的作用。

　　吴思：我也在办杂志，20多年就梦想做杂志，我看到你们的杂志有很多会心的东西，当时都是办杂志的，办到那个程度就知道我们的限制在哪儿，比如有些限制是没办法的，读者想要什么，你不一定全满足，比如刚才说到你给农民办，农民报办了10年，这是没有办法的，读者需求什么是对我们杂志的一个限制。

　　吴思：还有政府的种种纪律约束，那个规定纪律都在这儿，这也是一个限制。 作者的水平也给你杂志有的限制。 这些最基本的约束都在这儿，剩下的就是编辑在里面弄，怎么把分寸拿好，在这个范围之内办的尽量的漂亮，尽量的合乎读者的需求，让人们很轻松的把复杂的事搞明白，而且恰好是这段所关心的事，这个范围之内利用把分寸已经掌握的相当高明了。

　　吴思：我的感觉，跟政策规定，跟种纪律的规定约束之间，你们已经走到了这个边上，不能再冒得厉害了，再冒得厉害就有违规的嫌疑了。 在使用挖掘作者资源上，你们也搞得很充分，很多都是高手，文章写得非常漂亮，那都是一流高手，能挖的尽量挖，在这个方面也做得很好。

　　吴思：再往下一步，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比如说，你们再往下冒进，你们改造读者有点浮躁，你们想培养作者，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万一培养好了他又走了，这就不好了。但是编者的范围内能不能把活干得漂亮点儿，我觉得还有改进。

　　吴思：你们杂志给我的印象，刚刚说了，是在政府和读者的关系之中，你们很尊重政府，但是尽量的更尊重读者，尽量的靠近读者，在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在最有利于读者的方面，同时努力的不犯规，在杂志的风格上，在虚与实之间，你们在中间点稍微靠虚一点儿。比如在新闻性和话题性之间可能偏于有点儿虚的色彩，看跟谁比了，比如跟《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比，或者跟财经比，你们在煽乎性和质朴性方面你们贴近煽乎性，这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你喜欢什么多一点，这个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读者欢迎，只要发行量到了20万，就已经走到了和谐社会的地步。

　　吴思：但是有一个，如果纯粹从艺术上来看，比如从我的个人偏好来看，我就喜欢更实一点儿，新闻性要强一点儿，当然要有深度性。在新闻上你们没法跟报纸和电视比，在煽乎性和朴实性之间我希望你们朴实点儿，在虚和实之间我希望你们实一点，在话题性和新闻性之间我希望你们新闻性强一点。如果有一些调整，这个杂志可以显得更加厚重，同时仍然很好看。这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感觉这是一个30多岁的，我希望再长10岁，你说30多岁好、40多岁好？30多岁的可能喜欢30多岁的，40多岁的可能喜欢40多岁的，但是40多岁肯定比30多岁更成熟。

　　吴思：同样的一期杂志是不是可以做出很切近读者的方面，比如这里面就有一个“旧日茶香淳”，中国的茶是什么昂的东西？里面是有什么农药残留吗？大家都听说点儿，但是这个事是一个可以涉及到上亿人的切身厉害关系的话题，也是一个新闻，这个东西可以夺得很精彩，而且做出来，中国的茶下面一个冒号怎么怎么样，这本杂志我觉得会更有卖点，比这个标题卖得好，这是一个有学术而且有视觉偏好的东西，如果有茶字的，如果两本让我选择我就买那个。

　　吴思：改革开放，标题就是战略性怎么怎么样，有几个人懂，可能经济学的都懂，但是普通人不一样，你们读者几个人是经济学家，我觉得话可以说的更加朴实、更加朴素，也就是更少煽乎，实际上你说的话一点儿分量也没降低。同样的杂志，比如选专题、深度报道的内容，如果再实一点儿，再切近老百姓，可能以茶为专题而不是以这个，没有什么时效性，也没有多大新闻性，而且假定有偏好存在的读者面就没有那么大，我觉得编者可以在自己的约束之下再做调整，在标题上、在选题上，都能够做得精益求精和改进的方面。

　　吴思：现在我说如果我要办，我的梦想当年办出这样的杂志来我就会非常满意的，但是要是大家都花那么多的钱请大家开这么一次会，要挑点儿毛病，我挑的就是编辑方面仍有改进余地，改进之后能够使这个杂志更加大方、更加朴实，而且更厚重。

　　秦辉：今天我想的可能是比较形象的问题，我们办这个杂志强调这个杂志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刚才也有一些专家讲了，我们的社会虽然是正在走向和谐社会，但是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在办杂志的过程中经常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南风窗》在20多年的历史当中，比如说有很多有影响的企业的报道，属实不属实的问题也容易产生一些纠纷。

　　秦辉：我觉得司法界在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诉讼领域的规定，也就是面对司法中的原告，被告是不负有罪处分的责任，这个责任是谁告谁负的。这样的司法原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而制定的，这样的原则实际上在传媒，如果转化为一个舆论监督的课题，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原则是类似的，但是提法上可能有不同。在理论监督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有错纠正原则。就是当传媒面对公共性机构或者公共性的个人，包括名称，包括其他的机构，这些机构由于具有公共资源，那传媒在报告中如果涉及到这个问题，应该是被监督者要负无错的责任。也就是说被监督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无错举证，他就有错，就是说这个举证责任不能倒置。被监督者有错举证的责任，而传媒不应该负有错举证责任的。这个我觉得是使得传媒能够正常发展，能够履行正常功能很重要的原则。

　　秦辉：如果传媒不负无措举证的责任，或者是有错举证的责任，那传媒应该负什么责任呢？当然这个报道应该是有依据的，但是这个依据我觉得即使有再充分的依据，作为传媒来说不具有法人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具有判断的依据。所有的传媒报道即使再有判断的依据，他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说到底就是一般的公民或者对公共事物的怀疑，提到这个怀疑咱们就说了，难道我们能够怀疑人民政府吗，怀疑什么什么吗，首先我要给大家讲，说有某种权利并不是提倡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婚姻自主权，当然我们也有离婚的权利。这是第一。

　　秦辉：第二，其实我觉得承认怀疑权恰恰是建立信任的前提。信任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信任，比如说上帝，只要信基督教的就信他，这没有什么怀疑不怀疑，的这是一种无疑而信，这种信仰基本上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性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政教分离，像这样的信任范围是比较局限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机构在内，都不能说他是上帝。既然这些认不是上帝，这个信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所谓的适宜而信，就是说允许怀疑但是我解决这个怀疑，就建立信任了。

　　秦辉：这种基础上，这样一种人民的所谓知情权，这种所谓的传媒，以及传媒最后代表体现的公众，公众有怀疑和公共人物和公共机构，有解释这个怀疑、化解这个怀疑的责任，就是刚刚讲的所谓无措举证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任何具有这种信任机构有很多的责任，其中有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无措举证责任。这样一来他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呢？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呢？会不会影响我们各种公共机构行使公共职能呢？

　　秦辉：我们对媒体的定位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媒体发表的言论，哪怕是再没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当成是一种法庭的判断，传媒和法庭是不一样的，传媒再有根据也是怀疑，这种怀疑不应该影响各种公共服务的职能，各种公共服务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经常谈论舆论的影响、司法的影响，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就应该划清界限，舆论就是舆论，司法就是司法，司法是审判机关，有这个权利，正因为有这个权利就可以行使。

　　秦辉：如果把传媒当做法院当然就应该实行所谓的无措推定或者有错推定，之所以传媒在舆论监督问题上应该有所谓的有错推进，前提就是传媒就是一个怀疑和判断的功能。只要没有正式的审判机关或者判断机关做出结论，一切机构，包括这些个人，他们的运作，他们正常职能的行使，应该不受干扰。我觉得只有我们把这种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一种行政性的判断权利严格分开来，把所谓有错推定原则和无错推定原则仔细界定开来，我们这个社会从法制的角度、从其他的角度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周汉华：我经常看《南风窗》，《南风窗》过去是知识，现在是信息，面很广，有历史、经济、政治角度的，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不是标签特别明显的杂志，做得是很成功的。作为读者，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杂志很幸运。

　　周汉华：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最近在做和信息有关的研究，信息的保护、信息的传播机制，我觉得所到这儿我就想起前天晚上，前天晚上我看一个调查，调查广州的私家侦探非常厉害，私家侦探可以从银行、法院，甚至可以从公安，到所有的信息部获得，就卖钱，要是能出两千块钱，我可以提供你电话号码，还可以把手机上的短信全部给你复制出来。

　　周汉华：另外，现在国际的调查公司做的调查，这个调查公司也很厉害，也进入中国市场要提供高端服务，刚刚讲中国的是低端，高端还厉害。高端信息现在调查中国的商业伙伴，如果跨国公司要雇人的话，国际的高端公司就调查中国雇员的相关情况。

　　周汉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对这种公司，我觉得私家侦探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传播，这点上来说显然在现代社会是有价值的，他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我们的媒体，实际上在信息传播功能上是一样的，传播信息可能是打了擦边球，我们有一些国家机关的没有充分利用，这就加大了成本。在信息法里面像传媒、律师事务所，就是社会的中介服务机构，他们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信息。

　　周汉华：当然传播信息的时候不是通过非法的途径传播信息，这是法律要管的，你把通话记录、银行存款都弄出来，你首先就是违法的，这当然是另外一方面。这样他提出一个问题，禁止私家侦探吗？我觉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要来谈私家侦探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促进信息的流动，对于降低交易的成本，提高交易的安全，增大信息，实际上都有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都是传媒的功能，就是信息传播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说，我想应该是信息传播的越多、越快越好。如果传播有了这个功能，可能传媒的力量就会受到影响。

　　周汉华：第二，还有一个价值表达的功能。传媒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同于那些商业机构，不同于律师事务所，不同于私家侦探。传媒价值表达需要表达自己的独立价值、独立意见，实际上是大家表达自由实现的场所。我想在这个层面上，他和信息传播又有点儿不一样，我觉得传媒主要也就是在一个事实和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因为我价值的表达是多元的，每个人不一样，比如大家对私家侦探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学者没有钱也包不了二奶，私家侦探越多越好，没关系。老板就不一样的，私家侦探他肯定希望存在，如果出现不同的利益方，要是企业、律师肯定也希望私家侦探存在，因为减少他企业的风险，这是价值曾经，这是多元的问题，这是事实的东西，事实是有价值标准的。

　　周汉华：我想传媒应该在这两个功能之间进行协调，纯粹的属于把传媒只是变成一个事实发现的功能，他和平就和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不如普通的商业机构，普通的商业机构可以通过擦边球的手段，比如你有你的办法弄你的资源，但是我想律师事务所更厉害了，人家是替人拿钱帮人消灾，我想传媒必须有旗帜鲜明的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价值的选择。

　　周汉华：反过来我觉得也一样，如果仅仅是表达一个价值，比如像大家说的，我贴一个标签，我这个就是这个派或者那个派，或者我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传媒可能也会失去你的中心，因为你可能会忽略一些事实性的东西。有时候协调起来很困难，我只是作为一个技术研究的搞法律的，但是有时候看一些现象就发展，有一些媒体往往出现一些偏颇。就不讲传统的体制下的媒体，即使是新兴媒体，像《南风窗》的新兴媒体，这个问题也时候也忽略过。

　　周汉华：我觉得一个媒体很重要的，实际上媒体是价值的表达，应该是价值的交流。但是怎么样能够形成，不太容易，有时候现实摆在这儿，有时候传播媒体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传媒的出现是多元化的产物，如果你主管的东西过强，过于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会走到一个窄路上去。我觉得功能上去，我觉得有一个事件分析媒体，从这个角度分析媒体的报道，这个时候把握比较好，可能媒体就会发挥更好的功能，否则就跟传统的媒体区别不是太大。我想是一个功能的问题。

　　周汉华：我想谈功能可能还要联系到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功能不太一样了，我们讲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传统上定义传媒挺容易界定的，现在就不那么容易界定什么是传媒了，我到美国去跟他们谈，美国就界定不了，因为社会变化到底什么是传媒，已经不一样了。

　　周汉华：我们很容易说出来，中央电视台只要有许可证的就叫传媒，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南风窗》和其他的报纸、杂志也都是传媒，但是其他的难道就不是传媒吗？我们手机难道我们自己就不是传媒嘛，我们来个群发。我们E—mail，比如来一个日本的问题，你说有这个消息，有那个消息，功能不比你传媒小啊。一个BBS，BBS上同时在线两万人，比《南风窗》厉害多了。因为你的20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呢，我想谈到传媒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联系到一起。这个角度上谈传媒就很有意思了。

　　周汉华：我们跟很多国外专家讨论国外的本质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涉及到传媒的个性，对电视的传媒对管制跟平面不一样，因为电视传媒一定要管制，为什么？因为你受频率资源的限制，频率就这么多，我必须保证资源化，我不能全批在左派或者右派， 我就会限制你。你要做什么节目我也要管制你，你不能全搞体育节目，现在体育越来越多，也不能全搞电视剧，所以涉及到哪一种性质的传媒，但是纸面传媒不存在这个问题，纸面传媒不存在稀缺性的限制，你可以有多元的表达，你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你要说纸面传媒的管制就会很难接受。

　　周汉华：最复杂的，现在说网络这个东西。网络事最新的传媒，原来没有许可办不了传媒，现在自己在网上开个聊天室，或者自己弄一个网站，这个东西怎么搞，这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自己分析，网络实际上代表了最新型的交往方式，传媒是单向的，我说你听，但是现在传媒实际上是双向、互动的，这就是现代传媒和传统传媒很大的区别，而且不用负责任。你在网上说你是哪个明星，谁也不相信你，但是如果是《南风窗》登个消息，人家就信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因为他是一个纸面媒体。

　　周汉华：有时候反过来了，比如说中央电视台，说中央电视台不能插播广告，现在插播最多的就是中央电视台，越需要管制的越不管制才有结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探讨。

　　周汉华：再一个，传媒因为涉及到不同的权利关系，前面讲到传媒和公权利的、传媒和私权利的关系，传媒和私权利的关系又不一样，法院如果办案，那个时候传媒不是和法院的关系，是传媒和被告的关系，被告是私人主体。中国现在这种制约性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梳理出来，所以往往传媒没法说，没有规则，又没有共识。 我想借着这个研讨会的机会，传媒的功能及其实现可能更有利。

　　何力：刚才我一进来很多人在讲，偶尔讲的话我同意，有的话我不同意，但是我没有办法打断他告诉他我哪个同意哪个不同意，只是一个一个听完记下来，没有办法参与讨论。

　　何力：从理论上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传媒的功能，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相互比较的。和谐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和谐？有不同的声音就是和谐，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和谐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如果一个乐曲都是一个调显然不是一个优美的乐曲。人也是这样，人长的都不一样，人的十指有长有短。所谓建设社会无非是差差异之间找到均衡的利益机制，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了，这个观点我也是完全赞同的，从理论上并不复杂。

　　何力：所谓传媒的无能，无非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这些差异之间，他们达成均衡的其中一个要素，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手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工具，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具、手段，法律也是，传媒的功能实际上是他们之间有互相沟通、互相表达，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他们可能诉诸武力，这在理论上并不复杂。

　　何力：在达成和谐的手段，其实在自然科学手段上主要第二定律，只要遵守第二定律就会无穷大，最终达成一个平衡。在人类社会的理论，刚才我所讲的诸多功能都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倒是从技术上我确实想说几点，因为也是在做报纸，所以有些技术上的体会。

　　何力：比如讲传媒的功能，刚才这位先生也讲到，在现代社会上确实面临很多变革或者非常严峻的考验。我最近看像纽约时报写有一个人他现在不知道我们传统的媒体比较好的行为模式这种好的表达方式，能不能最终跨越这种数字时代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还有各种的介质，以及在这种介质中如何呈现，特别是更多的商务模式。

　　何力：我刚刚还在讲，那么多的媒体请那么多优秀和不优秀的人才写新闻，我们门户网站在内容的成本上又是很低的，我们不断的利益输送是不是可持续的呢，如果报纸经营越来越困难，我知道全世界的日报日子都不太好看，像华尔街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不过七八个亿美金，整个那么多媒体也不过三十多亿美金，他们可能会在不断的新的商业模式掉吞食掉，他们无论是报纸、杂志，所面对的非常严峻的考验，你能不能成为未来转播的决心，我不知道新的牌照发了以后，他们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思考。

　　何力：从技术角度来说，其实包括我个人的体会。刚才讲所谓传媒的功能也是达到社会均衡或者共同利益表达之间的军情，在现代社会里可能均衡最重大的两个工具，其实一个就是我们找到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制度。另外一个，就是法制的政府。

　　何力：我觉得这两样工具一定是所有工具里最主要、最重要的，但是坦率讲，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认识这两个工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偏差，包括我们自身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很多不坚定的东西。我发现我们传媒在市场经济面前很不坚定。我们回过头来想，三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很多说法，近期内坏处比较大，远期可能好的方面比较大。其实回过头来看，这种说法不太正确，政府的是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都是好处，几乎看不到什么负面影响，我们看到竞争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促进了繁荣。

　　何力：再比如说讲煤电油运的涨价，你控制他们，这些成本都是在里面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很有本领的，我们可以管住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管不住，我们为什么不能坚定市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刚才在讲，我一进来，有人在讲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最近我看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有位先生又做了一个报告，中国到2010年汽车的饱有量会很多，说这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思想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就是我们没有足够坚定市场一定会解决问题。

　　何力：200年前我们认为树木完蛋我们马上就完蛋了，现在我们认为石油完蛋我们马上就完蛋了，其实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是最重要的财富，只要有人的智慧存在很多问题都能解决。其实我过去也是犹豫的，也有困惑的，前几天我跟胡祖六聊，他是坚定的爱国的人，他给我很多信心。包括我最近看杨鹏他们的谈话，包括他有一偏文章，叫“警惕绿化版权”，我们那天跟壳牌搞大赛，他说现在以人为本，我们动物的怎么办，也要以人为本，森林也要以人为本，我当时很吃惊。

　　何力：有两种不同的人文情怀在里面，一种是关心人的，这是真道德。我们已经有60亿人口，总不能杀死30亿吧。那些伪环保主义者是最可恨的，我们现在最宝贵的就是在座的诸位，我们要为诸位去发展，我们人类智慧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动物、森林也好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而不是讲终极的问题，怎么可能平等，怎么可能以森林为本，一定要以人为本。我确实觉得，可能跑题了，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何力：我们讲GDP的时候，绿色GDP，好像有一个潜台词不敢讲GDP了，有一位先生写“GDP是衡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终于看到这样的文章了，真的很好。还有一偏文章也很好“苏丹红与半根烟”，我觉得很好。苏丹红的危害还不如半根烟呢，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确实带来很大的危害。

　　何力：我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当时的美国财长来，跟温家宝总理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美两国是非常有共识的，都认为应该朝着形成汇率机制市场化要素的方向发展，我们主流媒体做的标题是什么，意思是中国又赢了，中国又对美国说不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也是认为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是市场化的，只是现在条件不成熟而已。我们如果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相信市场规律，能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的这样的媒体，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在这方面要冷静，要多下决心，要警惕似是而非的东西。

　　何力：我这两天特别困惑，最近因为我们有一个报道，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在报道日本教科书问题，其中有一个媒体报道提到了一条，说“朝日啤酒”资助他们，他们知道了以后就把这个啤酒下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应该做某种表达，哪位有高见，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应该怎么表达。 谢谢大家！

　　马宇：去年我搞加工贸易调查的时候给我感受非常深，我们从前年开始就有劳工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想，到底怎么存在这样一个事情？当时调查的时候我跑了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尤其是欠债在加工贸易企业里存在特别突出。但是最后我调查的结果，劳工荒和劳工权益受不到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就发现各有关方面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

　　马宇：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劳工的权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我们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现在说和谐社会，我们是保护大多数的，为什么这点做不到。并不是我们没有法律，我们有关于工资怎么支付，包括权益都有。出现很多问题，最后总理出面解决，这样有什么意义呢？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媒体在里面宣传的问题，我们说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一方面确实是对这个现象确实是持非常抨击的态度，都是说资本很可恶。资本本来就是绝对的，不是主要的。

　　马宇：我们把责任都推给资本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相当多的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在这方面做的比国有企业做得好，我就觉得很奇怪。资本本来就是独立的，天生的降低成本，或者有剥削劳动者的动力，马克思说的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就不能这么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不能休几天假？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能拖欠工人工资，为什么到中国敢？其实还是有问题。

　　马宇：媒体我们在这块一方面是选择总体帮人民跑工资，另一方面，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马宇：另外，我们在政府这个地方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我本身是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也是研究这一块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现在在国际贸易谈判里面，我们国家是坚决反对把劳工标准纳入到谈判中的，我们还没有成为WTO成员的时候，1998年当时在美国西雅图搞会议的时候，我们作为观察员的角度就不同意把这个纳入到里面。我们就担心他成为一个贸易壁垒，因为我们老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劳动力多的国家，我们主要的就是劳动力资源，我们竞争力也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上。假如发达国家把这个拿出来作为贸易壁垒，会给我们出口造成很大的障碍。大家都知道，在WTO谈判里面，一票否决就是，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能达成。

　　马宇：现在很奇怪的是，WTO一点儿都不谈，但是大家知道，像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公司，他要考虑你是不是守着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刚才他说没有责任就有钱，他肯定是为了钱，但是他的手段现在不是以前的手段，他必须是在法理，甚至是在道德规范之内赚钱。他们说这样的企业让你加班，不像我们这样，领导要视察提前多少天告诉你，他是找咨询公司，晚上10点、12点到你这儿看是不是在工作，每天去说你又加班了。

　　马宇：还有一个民营企业，我当时在广州的时候，广州有一个民营企业，有一个标准，民营企业非要说通过这个认证才能进入主流市场的主流商业渠道，否则上不去。或者说我要做中国的大公司，我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公司形象或者公司的商业追求来说，就是单靠一个商业利益我们可以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这是国际的标准。

　　马宇：可是在我们国家里面，连我们的法律甚至是政策导向都不能讨论，在研究这个案例以后，我当时也写了一篇稿子，就是“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与劳工标准”，也是前两个月发表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很遗憾，这里面不同的参与者，当然说劳工是绝对的受害者，我们说你为什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国外谈判的时候有一个，让劳动力集体谈判权，很明显的在劳资谈判里面，必须要有工会，要有这个权利，在我们国家恰恰这个做不到。我们也有工会，但是我们的工会不是代表工人跟资本谈判的。当然说为了社会和谐不允许对着干，但是恰恰造成了社会矛盾，并且导致最终的结果是不和谐甚至是爆发。

　　马宇：我们不能说媒体没尽到责任，我们是赞扬本来不应该赞扬的东西。我们在政策导向上，我们在国际商谈劳工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的事情。在劳工荒或者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和谐是谁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马宇：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学术界的问题，学术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能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标准，甚至说真正保护劳工权益以后我们竞争力会降低，这是很荒谬的。你靠剥削工人，压力劳工权益，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事情。你给他500块钱一个月，明摆着他自己都没法生存他怎么弄，所以你就没法从这个角度谈竞争力问题。

　　马宇：从政策角度来说，相当多的方式可以降低劳动成本。比如说对劳动力不合理的收费，对劳动力不合理的限制，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这方面学者起的作用很不好，没有说明白。 实际上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要把这个事情做和谐了，可能几个方面都要有条件。 我就这么一个案例谈点基本的看法，谢谢！

　　董郁玉：刚才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应该把话题拉回来，党国英说的最能说明和谐社会与传媒的关系问题，我一开始说的问题，你的传媒功能和和谐社会是为和谐和谐社会而实现和谐社会，还是说你要通过发挥媒体的而构建和谐。

　　董郁玉：毫无疑问就是媒体的功能，我觉得今天有的人讲了，虽然有人在媒体工作，有的人没在媒体工作，但是讲的起码从我在媒体工作的二十年来看他们讲的不是媒体，读者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媒体是代表哪各阶层的，不对，媒体存在朴实的价值。比如就是企业家杂志，你能够说刚才那位先生讲的，这件事是合理的吗？哪个企业家敢出来说，“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就是因为工人的工资低，没有人。

　　董郁玉：我们光明日报，知识分子读的报纸，我们为农民说话。我刚来的时候交了一篇稿，我提一个关键，温家宝总理说今天他要研究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说我们的制定设计一开始就不是为农民准备的。我们农民根本就不享受财政所支出的公共产品，我讲的难道是要代表什么阶层，不是。我觉得刚才他讲的，确实存在一种朴实的价值在里面，我们讲来讲去就是两句话，如果这两个价值如果都不认识到我觉得讨论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包括大家刚刚讲的这些。

　　董郁玉：第一，市场经济。 第二，民主政治。 这不就是世界潮流嘛，你看一看清朝派六个大臣出洋考察回来写的奏折，写的英国没有这么强大。如果过一百多年我们还在这儿假装讨论问题，假装讨论那些我们觉得没有风险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白说了。

　　董郁玉：另外，今天我想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传媒，这个市场远远没有被划分完，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南风窗》还抱有希望，是希望他在传播一些朴实的价值方面能够尽可能的代表社会的普通大众表达出一些观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新京报》，两个星期的广告等于光明日报一年的广告额，原来说北京市场很难，其实相当脆弱。我看我们同学，到他家一看你不看《新京报》，他说我就看你们的社论版，他在跨国公司工作，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谁能说跨国公司的人就不关心中国社会的问题。

　　董郁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在该谈价值的时候谈技术，真正在该谈技术的时候他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比如我可以说《南风窗》叙事性、故事性，因为从现在来讲媒体的发展越来越讲故事，还应该加强，但是不能说这个评论，因为不是搞这方面的，你非得让他实践，回过头来搞这个，不合道理。我在报社搞评论工作，我这个评论是综合，我不可能实践一下回来写。我不可能研究农民问题，我不能像党国英那样把农民问题研究得很透，我不可能是一个财政专家，但是我就知道现在这种财政制度太不合理了，多少贪官啊。

　　董郁玉：电力系统、修路，这就是我们财政预算里列支最大项目，出贪官最多的地方，我知道当中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我先要研究研究财政，然后回过头来才能写吗，显然不是这样，包括劳工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们解决汇率机制的办法，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讲的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董郁玉：所以我就说，有一些是常识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心理都知道，但是在这种会议上，在这种场合上，我们有不要假装讨论问题，我们要把问题对准了，否则时间太宝贵了。而且《南风窗》在天伦王朝这个地方，花这么多钱，所以我们要讲一点儿真话。刚才说的大方面，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市场经济，我们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我看现在《南风窗》做的就不错，但是还有余地，还可以再往上做一做。

　　方刚：我结合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讲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我个人在想，如果说把传媒做好、做大、做成功就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贡献。如果说这个传媒做不大，影响力不够，不够赚钱，你传媒不能生存，我想这个做好了，就对和谐社会有好处。

　　方刚：刚才何总讲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渠道，现在形成传播的特性。但是我想互联网，我来搜狐做主管，我的体会很深刻，搜狐花了上亿，几亿美金，现在能够做到更快、更广的把信息传播出去，能够做到让更多人参与新闻和讨论中，同时能够提出更多的观点，充分的、平衡的、连续的信息。何老师讲的好像声音就是和谐，这也是一个特点。

　　方刚：同时说，网络现在通过网友的个人写作、各种声音等等方式、观点，可以传播。我觉得搜狐花这么多钱，建立更广的传播，更快的信息到达，建立更多的人民的知情，容纳更多的观点，平衡、延续的这样一种特性，同时让受众参与进来，他的成功本身我觉得也是对这个社会和谐的某一种贡献。当然如果来看，哪一天搜狐死掉了，对和谐社会也是一个损失了，但是死掉了是自己经营不善，是自己的问题。 我简单把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穆军：我讲两句，传媒与和谐社会，身上有一个责任，我相信每个事情都有自己的定位，至少有商业上的市场群的定位，我相信自己有自己的观念上的定位，我觉得有的人就想愉悦大众，有的人就想启发民智。我希望像《南风窗》这样的，我称之为启发民智的杂志，从和谐社会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促成共识，然后揭示矛盾，反过来说揭示矛盾也是为解决矛盾或者自己心里有一个共识，所以我特别强调共识，觉得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有责任感的人总是希望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穆军：解决矛盾的效能是什么？原来有矛盾的达成共识了。像《南风窗》这样启发民智的杂志，从社会、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努力促成社会共识，同时揭示矛盾，揭示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促成新的共识，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

　　穆军：另外，像《南风窗》我喜欢这样的杂志我提点儿意见。《南风窗》这样的杂志，我自己觉得主题，请学者钻研一个领域的时候，花了很多工夫，但是现在资源似乎没有充分使用，我为了做一偏专题文章可能背后的编辑组织了很多讨论，花了很多工夫，印出来以后没事了，我建议，当然一家可能负担不了，比如说几家同类型的传媒，比如说共同的把这种研究，除了印出文章以后，类似的做成一个访谈节目，比如说卖给电视台，比如像光线这样的，娱乐节目可以卖给全国各个省的有线台，有一天《南风窗》做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共，在另外一种介质上，比如像互联网的介质上做再次的变现，除了经济还有扩大影响力的作用。因为你的信息，比如我研究的很到位，我的社会责任感很大，我希望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促进共识。

　　穆军：第二个小的建议，我自己觉得现在平面媒体的杂志，好像给大家留互动的可能性不大。我举个例子，互联网经常有互动的可能性，《南风窗》我经常发现，比如我看到一篇好文章，比如谁写的，假如我不认识他我有点感同身受的灵感也好，哪怕说哥们儿表达得真好，我怎么表达？我可以写封信寄给杂志，比如可以留一个作者的联系地质，或者一个平台，或者报纸组织一个作者的信箱，我希望可以推出一个全国记者的信箱，比如我想给你写信就发到的信箱，我今天要给你写信，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写信，这样可以扩大读者群和作者之间的互动。比如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文章，特别的人鼓励我，或者更多的人骂我就促使我反思。

　　穆军：一方面《南风窗》可以做，另外一方面搜狐也可以做，我就盼着有这样的桥梁的工具，使作者和编者群有更好的沟通。

　　朱学东：我觉得陈社长刚开始讲的话我是认同的，有几位先生讲的话我不定赞成，我认为媒体首要的功能在于沟通、交流。

　　朱学东：第二句话，在关注政经和民生这些主流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表达方式。解决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社会现实的表达方式也不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是匹夫之勇。写过一个小小文章，我说“生于梦想，死与浮躁的冒进。”这是我们很多媒体，年轻媒体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朱学东：第三句话，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扶梯本身也是责任。以前我们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南风窗》本身就是大家庭，如果我们都不现实，去冒进，刚才有一位先生讲的很好，我觉得确实是。如果这样走，对不起我们《南风窗》的出资人，对不起《南风窗》全体同仁，对不起广告者，对不起所有的读者。

　　朱学东：有一句话说，《南风窗》走了20年，在世界上生存了20年，我们在中国算算在市场上生存20年的不多，为什么不多？这是现实，你要理解这个现实，不仅要在社会上生存，还要在市场上生存。我们的企业走20年也不容易。我跟陈社长聊天的时候说，过去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但是过去不代表现在。我的下属采访过《南风窗》的人，讲了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句话，长线新闻做的非常好。第二句话，新闻思想性。第三句话，在不给增长添乱的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探讨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也代表我的心声，我希望《南风窗》越来越好。 谢谢！

　　陈中：今天我们是从一点钟到现在，在座的很多老师、很多专家都对这个主题提了很多很好的想法、很好的观点，刚才我和石处长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石处长也非常重视，这个题目确实是我们当下应该探讨的题目。 我觉得今天大家谈其实围绕主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陈中：第一，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市场经济为主的，这是我们社会最基本的课题。

　　陈中：第二，我还听了多人提出了两个，一个是主流社会，一个是底层关怀，当然也有政府和民众。在这个里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媒体、传媒应该在社会进步，在当下所占的历史阶段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功能？为什么我说陈独秀新青年是启蒙和传播新思想，因为是历史阶段。传媒功能是朴实标准的还是中国特色的？我觉得最务实的历史无政府主义者，是离不开现实的历史阶段的，我们在现阶段。

　　陈中：虽然可能大清帝国的时候和革命研究的时候和建国初期的时候到现在都不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谈这个题目。我相信在我刚才讲的一百年新闻史的前面都谈不到新闻性的问题，也是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但是这个我觉得不仅是政府、不仅是业内、不仅是社会，我们开研讨会真的是抛砖引玉，这次确实大家围绕这个题目谈了很多好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大收获，而且我也是希望大家对这个有所思考。但是我觉得离不开现实和历史阶段，从无政府主义还是历史阶段。

　　陈中：另外，我们很多在传媒功能特别突出的强调是责任、理念、道德、良知，这首先是建设性的初衷，这个初衷和理念上的怎么结合？当然有一些我为了获利我要市场上的，我不要传媒的公德，那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作为严肃的主流的传媒，我们是建设性的，刚才有一位老师也说了，责任、理念和良知和建设性的初衷是否一致，我们往往要警惕的可能有几个：

　　陈中：第一，避免一种，比如说是轰动效应或者吸引眼球的这种，就是有点偏颇的情绪化的失分寸可能有时候会产生这种。

　　陈中： 第二，我们会产生对媒体的侵蚀。我们常常自己在理性、理想和饭碗、市场上我们自己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像我们在座的都是搞媒体的，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宗旨、定位、理念、责任，我觉得初衷和分寸，其实放宽了一点，更成熟一点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不能回避的，而且这个确实就摆在面前，是怎么处理好的问题。

　　陈中：我相信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主管部门，实际上对媒体的发展包括管理，也都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按照十六大的报告精神，要文明产业化，文化体制要改革，要创新，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很艰难的探索，这个我觉得是社会的进步和向前的发展是一致的，政府和我们传媒现在所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在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的研讨会上，今天有很多同志都发了言，我觉得很好。但是这个题目我想今天解决不了，还得继续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在办刊和社会发展同步的过程当中，逐步的清晰、完善和成熟。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