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几经周折，备受争议的圆明园防渗工程，在即将完工之际终于被迫停工。

　　从目前的形势看，圆明园防渗工程想再次复工并投入使用，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一来专家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工程进行了否定，二来各大媒体毫无例外地对这一工程进行了声讨，三来公众也反对这一工程。据央视东方时空的一个调查，82%的被调查者反对防渗工程，此外，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的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表示，“达到防渗效果有其他的方法，铺设防渗膜的方法很可能不会被通过。”

　　防渗工程一旦流产，那就意味着上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不仅如此长期的，大规模施工作业对圆明园的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这样的损失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那么，谁该为这样巨额的投资失误负责，谁该为圆明园的这次生态危机负责呢？

　　目前，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圆明园的管理者。的确，圆明园的管理者是防渗工程的始作俑者，应该承担责任。

　　但没有经过上面批准，它不敢，也没资金启动这么大的工程。所以问题的关键出在决策程序上。

　　据《南方周末》报道，圆明园防渗工程“没有经过像一般建设项目那样繁琐的审批程序，区长办公会讨论就通过了，”一个区长办公会就有权决定在圆明园，这一国宝级的文物上大兴土木；就有权在水体，这一圆明园的灵魂与命脉上做文章，可见，圆明园管理的决策程序是多么的粗糙和草率。

　　记得去年媒体曾报道，作为印度的国宝，泰姬陵内开一场音乐会，举办一次新年庆祝活动，需要印度最高法院来批准；泰姬陵允许夜晚参观，这也需要印度最高法院出台临时法令授权。

　　处置圆明园的水系命脉，只要一个区长办公会就可以作出决定；而泰姬陵很微观的一次管理决策，都需要这个国家最高的司法权威来权衡把握。同为国宝，命运却如此迥异，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圆明园的危机只是千千万万国宝命运的一个缩影。典型的就是，由于决策的草率，全国各地的屈指可数的世界遗产，几乎都面临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黄山大量的宾馆疗养院正使其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庐山乱建别墅甚至惊动了中央；张家界天梯揽客、索道迎宾；泰山上索道缆车川流不息，岱顶闹市店铺林立……

　　那些正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景点情况也不乐观，就在近日媒体曾报道，南京准备在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南京明城墙架设4个电梯。

　　所有这些国宝的命运危机提醒我们，该是为国宝级景点建立一个国宝级保护程序的时候了。因为只有严格的程序，才能让任何人都不能在国宝级的景区随意动一铲土，搬一块石头，拔一根草；只有严格的程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国宝景区人工化，商业化的危险，确保我们忘情于山水的权利；只有严格的程序，才能迫使那些现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管理者，今后不得不守着金山过清淡日子；只有严格的程序，才能最终保证国宝景区的管理决策非人情化，从根本上杜绝权力的专断和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