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的本义是人的脖子，要紧的地方多和领有关，提纲挈领、不得要领，这些词古已有之；导和引是同义的，又有教的意思，时至今日，各种入场式都需要引导员。即使日常生活，无论是穿衣服还是挂衣服，找到领子是关键；无论是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有人引导最重要。总之，领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掌握要紧的资源，而且走在前面，是群众的带路人。可以说，“先进”就是“领导”的应有之义。

　　但是，两千多年前的《道德经》却十分强调“以身后之”。《道德经》的话语常常令人费解，至少大家都熟悉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被简化为“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可见，“先进”其实也常常体现为“落后”。

　　《道德经》把“不敢为天下先”看成是“三宝”之一，甚至认为“舍后且先”是死路一条。韩非子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说事物都有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等等一定的原理，“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会随着长官的更替而变化。所以韩非子说：“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不是把自己的先入之见美化一番，渲染一番，强加给百姓，而是“尽随于万物之规矩”。

　　反观今日某些领导，不正之风多表现在“没有规矩”或“全凭长官意志”。无论是干部提拔，还是城市建设，都是“尽随于个人之好恶”，跑官要官者、跑项目要项目、跑指标要指标的自然极尽阿谀奉承、巴结贿赂之能事。一个“跑”，一个“要”，多么勤快！多么贪婪！而有关的领导就是千方百计掌握资源，巧立名目，下面的人跑得越勤快，要得越急切，他就越可以卖关子，收赃物，公器私用，肆意妄为。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随意改动程序和条件，通过莫名其妙的“干部交流”制造卖官鬻爵的机会，获利数百万，还感慨“书记和县长就是不一样”；某副省长的“贪内助”也咆哮“法律就那么回事”，这些倒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其实也有规矩，就是“权钱交易”的“潜规则”。

　　“潜规则”的说法近年颇为流行，从“官场”到“演艺界”，似乎无处不在。出卖者和收受者都以“潜规则”为自己开脱。殊不知那些规则之所以只能“潜”，而见不得阳光，经不起考验，就是因为其腐朽性、腐蚀性———腐烂的地方能量也很大，不能根治，可以使得任何强大的肌体迅速败亡。“不敢为天下先”可以是一个药方。

　　《道德经》中比较完整的说法是“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这是强调“不敢为天下先”是领导者之所以为领导的原因。多研究一下客观事物的规矩，多限制一下个人的好恶，“随”着客观规则来做事，才能真正成为“长官”，古人对此早有洞见。

　　“不敢为天下先”，还可以理解为尊重天下人，也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性活动。诗人可以高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因为鸭子就是“活”在水里的。迷信群众运动固然是谬误，但是也不能否认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创造力首先来自民间，来自基层，来自群众。

　　《道德经》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能力完备的领导者，其言行都是把民众放在前面，自己在“后面”去做应该做的事，作为上司而没有给民众带来沉重压力，作为领导而没有为害于百姓。如何在机制和程序上确保这样的“天下乐推而不厌”而自己“不争”、“不敢为天下先”的人成为领导，或者在机制上和程序上确保领导者“不敢为天下先”，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