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本报记者 张炜

　　近期与中国银行有关的案件频频被曝光，先是中行大连市分行营业部员工挪用600万美元败露后潜逃，于3月21日在黑龙江被警方抓获，3月24日被押回大连；接着，中行北京分行曝出更大的案件，在给北京“森豪公寓”项目发放按揭贷款的过程中，高达6亿多元的巨额资金被骗贷。

　　如果再算上之前被“双轨”的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国有银行在农历春节后的丑闻可谓接二连三。案件何以如此集中，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解释称“在加速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对全行的业务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检查，使一些隐藏的案件暴露了出来。”至于张恩照被“双轨”，人们也已感到不怎么惊讶。几年来，与张恩照级别相当的“落马”行长已有多位，发生在中国银行就有王雪冰、刘金宝。国有银行加快股份制改造固然是揭开冰山一角的部分原因，可在股市投资者看来，国有银行的“篱笆”扎得不够紧，同时还面临“家贼”难防。

　　那么，国有银行何以“家贼”难防呢？

　　首先，银行内的“家贼”错误地认为行窃收益大于风险。根据商务部2004年8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我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用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的话来说，“最大的外逃贪官就出在银行界。”既然有如此多的外逃银行官员并挪到境外如此多的资金，境内的“家贼”自然蠢蠢欲动。那些境内“家贼”错误地认为，外逃贪官是“榜样”，行窃的收益大于风险，于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其次，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国有银行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违规问题，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缺位。国有银行的所有者长期缺位，使得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并推进其上市准备进程，目的之一是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但从实践来看，公司治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也待加强。本质上，“家贼”们把国有银行看作国家的，而国家这个股东也无法像私人老板那样来管理国有银行。

　　再次，国有银行的人事任免机制存在问题。有位专家分析的十分恰当，“从我国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来看，基本上没有走上市场，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进行。国有银行不是企业、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事业单位，但又是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事业单位，追求人事级别化；作为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行政级别最高化。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而且这种干部机制还在政治上赋予这种一体化的合法性，国有银行的行长既是银行家也是行政官员。”显然，在上述人事机制下，一是国有银行的干部素质存在疑问，尤其专业技术素质，成为不少支行中困扰银行规范运作与发展的一个因素。二是国有银行行长面对行政级别激励与货币化激励会无所适从，最终导致的是经营中的相机抉择问题。甚至，银行家会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优势在两市场之间进行交易。

　　2003年7月，针对审计署查出违规经营及私设“小金库”等问题，建设银行提出要“五管其下”。包括，完善治理结构，健全经营机制；坚持把管理和内控作为发展的保障；健全信贷经营管理机制，严格监督检查；推行基层机构会计主管委派制，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开展有章不循、违章操作专项治理。可到了2005年，还是曝出了张恩照被“双轨”的丑闻。单从结果来看，国有银行防风险隐患的手段还非常“单薄”。现在，中行表示“将继续开展拉网式大检查，以确保中国银行在上市时是一家安全的银行。”投资者仍然会用结果来评判，但愿国有银行能够有效防范住“家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