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湖南衡阳市商业银行纪工委副书记罗衡俊在家中自缢突然身亡。据悉，在他被任命为纪工委副书记之前，他已被衡阳市经侦支队调查，原因是其担任信用社主任期间涉嫌违法贷款1700万元给长沙的一家公司。

　　看到“湖南衡阳商业银行纪工委副书记罗衡俊自缢身亡”这样的新闻标题，笔者的第一反应是该官员自杀肯定与腐败有关系。果不出所料，文中援引衡阳市经侦支队负责人的话说，罗衡俊涉嫌违法贷款的事已侦查清楚，事实确凿，不久将移交检察机关。笔者没有为自己的预料成功而高兴，而是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大多数人们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大概是从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开始，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媒体。香港《文汇报》曾经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提供的一个数据：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1252名官员自杀。从今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的自杀官员就有河南新郑市长、甘肃泾川县长、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官员自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许多人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是认为其与腐败有关。确实，官员自杀大部分涉及腐败——已经被审查或者自知难逃被审判的命运。如江西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死后，江西省纪委的结论就是“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但是也有官员是因病自杀，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死后，当地公安部门的调查结论是“因精神焦虑症而自杀”。可是，不管官方结论如何，人们总是难免将官员自杀与腐败联系起来，甚至对那些“因病自杀”的官方结论颇为怀疑。这恐怕不单是一个人们不信任有关政府部门的问题了。

　　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角度阐释张之琛自杀的原因，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情怀。可是，为什么在内地，人们对于官员自杀却首先想到的是与腐败有关呢？其中固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人们关注点不同的背后，更反映了内地人们对官员道德形象的普遍怀疑。用邵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在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只要官员有动静，不管他是辞职、调任还是自杀，怀疑官员腐败几乎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

　　应该说，“官员自杀”当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但是面对“官员自杀”，人们首先与腐败联系起来，更是值得人们研究的社会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有当官员腐败成为社会的特例，只有官员恢复了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时，人们才会像对待普通人自杀那样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像对待普通人自杀那样以悲悯的情怀对待官员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