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报道

　　萨达姆倒台两年间

　　中东是否处在一个破旧迎新的“早春二月”，还有待观察

　　两年前的4月9日,美英联军2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攻克巴格达。位于巴格达市中心天堂广场的萨达姆雕像随之轰然倒地，萨达姆政权宣告垮台。

　　经历过萨达姆倒台之初的短暂喜悦之后，接下来的两年对伊拉克民众来说漫长而又痛苦。不但缺水缺电，爆炸、绑架、自杀性袭击与他们形影相随。

　　但是另一方面，伊拉克人也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滋味。

　　既是征服也是救赎

　　哈瓦大夫被公认是中东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但是他还是被迫关闭了他的诊所。有人曾经警告他说，他可能会被绑架。

　　汽车司机奥达准备不再为任何西方人当司机。有一个邻居威胁他说，“如果你继续拉外国记者，我们就会把你和他们一起杀死。”

　　28岁的桑图斯说，她想去死，在2年中她失去了第二个丈夫，上周当她的男人走进清真寺时，一个汽车炸弹爆炸了。他们是1月份才结婚的。

　　奥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说，“我们与死亡一起生活。这是令人厌恶的。你时刻感觉到死人的气味。”

　　战争被宣布结束后，伊拉克平均每天发生80起袭击事件。2005年1月30日大选之后，平均每天仍发生60至80次袭击。

　　除了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外，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也陷入困境。目前，伊拉克供电仍时断时续;在这个富产石油的国家里,汽车仍需要排队加油。

　　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认为，伊拉克战争从主观上讲是一种征服。除了给伊拉克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外，他表示“这场战争的发动违背国际舆论、联合国宪章，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不道德的”。

　　但是马晓霖同时认为,从长远来说，伊战是一种救赎。通过战后对伊拉克民众的一线采访，他说大多数伊拉克人是痛恨萨达姆的，希望萨达姆下台。“战争客观上迎合了伊拉克多数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战争进程本身就是明证，美国没有动用多大兵力，也未必说伊拉克军队就多么不堪一击，说到底是人心垮掉了。”马晓霖说。

　　1月30日,伊拉克举行大选。此前，由于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大选投票率将非常低，甚至大选能否如期举行也受到怀疑。然而选举的结果令各方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统计显示,伊拉克共有约846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约59%。

　　“这相当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正常国家的选举投票率，说明伊拉克人是珍惜这种新局面的。”马晓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民主有遭到劫持的可能

　　3月29日，伊拉克国民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但最终仍是不欢而散。虽然经过激烈的争论，但大会仍未能就选出议长问题达成协议，各媒体记者甚至被提前请出会场。对此，CNN以“刻毒辛辣控制伊拉克国民大会会议”为题进行了报道。

　　如果说1月30日的大选意味着伊拉克民主进程走出第一步的话，那么今后伊拉克的民主道路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可能还有很多曲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田文林认为，在政治重建方面，大选似乎使伊拉克政治重建走向了正常的轨道，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

　　田文林说，这次选举并没有解决教派冲突问题。无论什叶派还是库尔德人，他们更多的是从教派的角度来投票，而不是根据各方提出的治国方略来投票。“这种潜在的危机非常大，教派的隔阂将会演变为现实政治的隔阂”。

　　民主“变异”的问题对一心要改造伊拉克的美国来说是另一个心头大患。“自由民主到中东可能变成极权民主。”田文林说,“中东国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真正具有力量的反对派都是伊斯兰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搞民主化很容易使这些力量上台。”

　　西方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民主遭到劫持”。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消息是伊拉克的民主也有遭“劫持”的可能。

　　1月30日伊拉克大选的结果，什叶派组成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得到了140个议会席位，排名第一。库尔德政党联盟获得75席,而获得美国支持的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民族和谐组织仅获得40席。

　　大选得势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和库尔德政党联盟都与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美国所忧虑的。

　　田文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伊斯兰派别上台后不一定会推行美国希望看到的内外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改造中东徒劳无功或为人作嫁衣是有可能的。”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融合”

　　除了伊拉克大选及此前的巴勒斯坦大选外，后萨达姆时代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动向。

　　2月10日，沙特阿拉伯在利雅得省举行历史以来第一次地方选举。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被炸身亡，2月底黎巴嫩人民通过上街抗议和示威的方式，迫使总理卡拉米辞职。随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又爆发针对叙利亚的示威游行，要求叙利亚撤军。

　　接着3月初,埃及的穆巴拉克政府决定允许反对党参加秋天的埃及大选。穆巴拉克长期在埃及推行的“权威政治”呈现出松动的迹象。这些迹象累加到一起,一些专家认为中东政治出现了民主的“早春二月”。

　　除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改革诉求外，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变化与美国的压力有关。3月8日,布什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称“大中东地区民主进步的机会被冻结了数十年,现在最终清晰而又突然地开始‘解冻’了”。

　　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认为，沙特与埃及增加民主因素的政治改革究竟能够走多远，依然难以确定。这些措施究竟是为了巩固现有政治体制，还是一个破旧迎新的新进程的开始，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由于“9·11”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曾热销一时，不过随着中东民主进程的进展，人们关心的问题显然已经由“文明的冲突”转移到“文明的融合”上来。

　　伊斯兰文明能否与西方文明融合？马晓霖说:“某些国家可以,某些国家很难。某些方面可以，某些方面很难。”他认为，伊斯兰文化有一千多年历史,民族性的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

　　他举例说,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妇女要抛头露面、参政议政、领导男人,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在此次沙特的地方选举中，妇女仍然被禁止参加投票。科威特妇女选举权经过几年努力，也仍然没有得到议会认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李伟健认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的,比如土耳其也是伊斯兰国家,但民主体制运行得很好。

　　基辛格博士曾经撰文说:“西方的民主是历经几个世纪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它首先需要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分离，随后是允许宗教多元化的宗教改革运动，然后是启蒙运动，再然后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后是强调竞争和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些条件在伊斯兰世界都不完全具备。”

　　“不过,中东出现的这些变化是积极的。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中东国家肯定要继续变，二是变化之后的中东肯定不会和美国一样。”李伟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