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候，我们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点干。

　　当年，我们自己总结了四句话，也算是座右铭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黄总与核潜艇合影

　　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官套，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经历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团队精神，不过那个团队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们的四句话还是不同，我们做事可不讲什么条件，我们之所以做就是为了国家能硬着腰杆说话，因为我们中国人爱国。

　　当年同志们聊天说：“我们这辈子，如果将来在子孙面前说说我的往事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这辈子没有虚度。”

　　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鹅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记者：美国人研制第一代核潜艇鹦鹉螺、海狼是常规艇型，

　　到1959年的鲣鱼级才变成水滴型，而我们的研制则是一步到位，当时是怎么做出这种决策的？

　　黄总：美国第一条是常规线型，因为当时美国还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对了，这只是个试验，鹦鹉螺号完全是为解决核动力上艇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触及。

　　它的航速潜深都较低。同时他们又造了大青花鱼，这是为解决核潜艇长时间水下高速航行的问题，要研究线型如何适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顾。两个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鲣鱼。

　　我们则是一步跳到鲣鱼，这个跳不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他们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分析，那些弯路不必再走了，从他们的弯路里我们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骤，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中国海军战略核潜艇

　　本刊记者：1988年，我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总：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 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

　　09造价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进行发射试验。

　　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

　　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

　　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