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南风窗》创刊20周年庆祝酒会，我们既感到荣誉荣耀，同时也感到身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次酒会，迎来新老朋友，也是一次交流会和沟通会。

　　主持人：今天的交流会中，我们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对《南风窗》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首先请《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先生致辞。

　　陈中：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各位光临《南风窗》20周年招待酒会，我在这里想说两点。第一点，两个字，感谢。感谢各位领导长期以来对《南风窗》的关爱和支持，第二是感谢我们在座的很多嘉宾是《南风窗》的作者，直接参与了《南风窗》的建设。第三，感谢在京的各位朋友。

　　第二点也是两个字，成长。《南风窗》的20年记录和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重要历史阶段，《南风窗》不仅自己与共和国共同成长了20年，而且伴随了中国一代人的成长。

　　陈中：作为新闻期刊，在中国林林总总的期刊里面，新闻期刊还只是屈指可数，可以说是“一小撮”，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新闻事业发展水平是以主流新闻为标杆的。我常常感叹：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的商业文化和庸俗的艳媚文化的泛滥。我们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空间很大，而《南风窗》的成长空间也很大，过去20年里在各位的关心支持下，《南风窗》健康发展，今后的20年，希望各位继续关爱和关注《南风窗》，使它健康地行走下一个20年。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的成长跟各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下面有请中国期刊学会的会长张伯海先生讲话。

　　张伯海：我代表中国期刊界同仁们衷心地祝贺《南风窗》创办20周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自己感触很多，算起来我跟《南风窗》的接触虽然没有20年，大概也在十七八年之久。这期间我亲眼看到承担着时政社会信息的《南风窗》杂志在政治上成长，在出版事业上成长，在社会舆论环境中他们的话语影响力量在发展壮大，在读者欢迎程度上不断扩大。为此，我深感欣慰，非常高兴。

　　张伯海：向在《南风窗》岗位上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同时再次衷心祝愿《南风窗》越办越好，越办越强。谢谢。

　　主持人：谢谢张伯海先生的发言，下面有请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京军先生讲话。

　　罗京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南风窗》杂志创刊20年来在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展成今天成为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政经类杂志，成为了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政经类新闻杂志的一个品牌，为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为广州市建设成文化强市应该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罗京军：刚才陈中先生说了，《南风窗》走过20年也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见证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这里我想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央各主管单位的各级领导、全国方方面面的有关专家学者对《南风窗》杂志的关心、支持、厚爱、呵护，我在这里代表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和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名义感谢中央各有关领导、全国各专家还有各位朋友特别是今天到会参加这个活动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你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京军：同时也寄希望于各位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关注《南风窗》杂志，支持《南风窗》杂志，呵护《南风窗》杂志，使得《南风窗》杂志能够发展得更好。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罗部长，下面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嘉宾，因为我们《南风窗》杂志在多年的办刊实践当中一直紧跟时代发展转型的主旋律，这位嘉宾是我们关注采访的对象，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先生，有请。

　　潘岳：我代表国家环保总局，我正好兼两会会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首都新闻编辑记者协会，对《南风窗》20年创刊经验表示衷心的祝贺。其实更重要的，我作为一个老报人对这本很有影响的杂志表示祝贺和敬意。我筹备过几个报纸，也跟在座的朋友20年以上的新闻界的朋友是老战友，风风雨雨都做过这一行，现在20年以后能留下来比较有影响的不管是报还是刊屈指就这么几家，我们知道其中的艰辛和不易。

　　潘岳：国外很多人都很难理解，我们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有多么不容易，要有影响，还要兼顾生存发展奋斗。这点我确实对《南风窗》取得今天的成绩和影响表示敬意，并不是说我是被采访了，上封面了才说好话。为什么我会接受《南风窗》的采访，为什么我愿意接受《南风窗》的采访，而且这样的活动我出席得非常少，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说明重视这个活动，说明《南风窗》的影响力。

　　潘岳：希望《南风窗》继续奋斗下去，继续成为不仅是新闻杂志，也希望成为有益于现在发展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种思想的平台，把思想能够做一个汇总、提炼。很多前卫的思想，很多改革的思想，很多前锋的思想，甚至有些尖锐的观点都应该积极地探索下去，积极地发挥你们的特点，除了新闻性还增加一些深度和高度。

　　潘岳：既然来了，我是代表环保局，环保问题不仅是成为中国的热点，已经成为世界的热点。昨天晚上我刚从韩国回来，汉城通过一个部长宣言和绿色倡议，亚太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绿色增长是主题，提出绿色GDP，听说中国率先做这个事他们感到很吃惊，很多国家也率先表态要做。发达国家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也就是说环保已经成为大的热点，昨天闭幕的时候48个部长合影。中国的环境问题从绿色启蒙阶段基本完成，现在进入到利益、政策、法规的操作层面，牵扯到法律等等的修改，还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变，牵扯到一系列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二阶段。今后的第三阶段可能面向哲学层次，比如价值观的问题、理念的问题，思想方面的转型。这三个转型进入到第二个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环保总局宣教这方面的事情准备跟《南风窗》密切合作，也准备跟各位密切合作，把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真正落实到实处，变成可持续地发展的生产力才是真正的先进的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才能是真正先进的文化。可持续的执政政党才是先进的政党，可持续能够领先的理念才是先进的理念，可持续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潘岳：环保总局跟《南风窗》今后的合作将更加密切，同时见到很多新老朋友，在此问候各位，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潘岳先生的精彩讲话，也希望这次酒会促进同行各位朋友更加深入和可持续的交流。下面请出一位嘉宾，我们《南风窗》杂志隶属广州日报集团，有坚强的娘家人的后盾给我们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来自娘家的领导顾涧清副总编辑给我们致辞。

　　顾涧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朋友们，我首先代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对大家参加今天《南风窗》创刊20周年招待酒水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刚才张会长、罗部长刚才对《南风窗》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再补充介绍两位嘉宾，来自中宣部理论局的黄宗平先生，还有海军装备部的袁部长，他是我们《南风窗》去年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我们特意在首都北京举办这个招待酒会就是为了感谢全国各地的领导、各界的朋友对《南风窗》20年来的成长、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

　　顾涧清：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报业集团，现在集团所属的传媒有20家，相当于报业的航母舰队。我们总报发行量是156万份，广告经营额去年是17.17亿元，连续11年在全国平面媒体是最多的。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系列传媒有更好的发展，《南风窗》做出了榜样，已经成为我们系列传媒中间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传媒。我们希望并祝愿《南风窗》以20年为新的起点，特别是在在座各位朋友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越办越好，越办越强，越办越有成效。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的成长在社会主义新闻道路上一直跟很多同行友刊一直相互勉励，今天来了一位我们非常尊敬的同行《新闻周刊》总编辑刘北宪先生。

　　刘北宪：我已经不再担任《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我现在只是挂名担任社长。非常高兴应邀参加今天的招待酒会，《南风窗》是一本我十分尊重的杂志，我不像潘岳局长那么忙还是有点杂事，之所以来是因为《南风窗》在改革开放道路上20年来得风气之先，为中国的周刊类新闻传媒做出了一个榜样，实际上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开拓创新，成果显著、成果斐然，我也预祝它在今后的新闻事业发展上取得更大的成效，能够频频再给我们一股清新的南风。 谢谢大家。

　　主持人：《南风窗》自己要办成一个平台，要让先进的思想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今天来的学者专家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经常给我们撰稿的老作者，其中有一位毛寿龙先生，他给我们写了很多好稿子，我们欢迎他。

　　毛寿龙：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盛会，在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西方国家说新闻媒体是第四力量，政府、立法、司法，我们国家同样重要，但是重要地位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核心力量、核心政治权利、核心社会权利是政府，除此之外有一些新的，比如像企业家、学者、民众个人。

　　毛寿龙：政府和企业家如果发生关系肯定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私人关系，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公共关系。

　　毛寿龙：也会有两种企业家，一种企业家私下跟政府有各种各样的交易，但是公共空间里面如果到了杂志里面到了媒体里面，它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完全变成公共的，而且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对于学者来说是一样的，很多学者重视很多私下的交易，各种各样的说话，更多是御用。政府有很多选择性，要找一个政策搞听证会座谈会，找一些支持自己的学者，反对的这次找了下次就不找，往往是这种情况。如果学者进入到媒体，会把自己的偏见放到口袋里，体现出来是公共的智慧。个人找政府的时候通过上访或者通过找关系，我们特别痛恨找关系，但是自己一般有事情老百姓都会想着有没有关系，一旦找到媒体就会想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不仅对自己有益，而且对公共政策、公共制度的改善更有意义。

　　毛寿龙：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毛寿龙先生的精彩讲话，今天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南风窗》是作为一个媒体的平台，通过我们的传播来反映和维护民意，还有一位朋友是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来分析研究民意，这就是零点调查公司的袁岳先生，也曾被我们《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欢迎他。

　　袁岳：恭贺《南风窗》杂志20周年志禧，《南风窗》是一个很怪异的杂志，这个杂志不是很流行的杂志，但是这个杂志发挥了很独特的功效。跟其它所有媒体相比较，《南风窗》杂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在反映公共意见方面比较严肃和认真。说到公共意见，在座的差不多有50个人，其实我们这50个人中间不见得有公共意见，我们听了潘局长的讲话，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潘局长内心系统的思想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潘局长跟其它局长部长相比他已经是一个很透明的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思想，他的思想发表出来有人欣赏，有人批评。通过这个过程，他的思想更加公共化，很多部长对于我们来说跟过去深宫大院里面的高官宦官思想差不多，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思想。

　　袁岳：什么叫公共意见？每个人我们把所有的想法加在一起不叫公共意见，只有每个人的想法说出来，被其他人听到，被其他人明白，而且受到其他人的支持、质疑、欣赏、评论、过滤，然后会分成一部分是大家的共识，还有一部分是大家的歧意，即使是歧意，大家也很明白，这个时候的意见状态叫做公共意见。

　　袁岳：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需要《南风窗》这样的媒体使大家的声音被大家听到。第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大部分人就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大家的意见再被其他人听到当中，被其他人质疑当中，我们才习惯于用公共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看法，同时使得自己的看法有更多的论据、依据和理由，从而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公共意见贡献者。站在这个角度具备贡献公共意见的媒体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这方面来看，《南风窗》是一个朝向这个方面建设的媒体。

　　袁岳：另外一个方面，即使我们大家都有善良的愿望想表达自己的意见。第一，不是所有的媒体愿意接纳。第二，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擅长说话的，很多人有想法，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有很多人很能说，但是他不说你的想法。我记得我们每年都做的县市长民意测评，市民说市长还可以被评吗？如果我要说市长的话，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意见的公共化存在向哪儿说，怎么说，由谁来说等等的问题。

　　袁岳：今天《南风窗》杂志作为公共意见的传播平台，过去已经通过发掘不同领域的话题和不同的文章和内容的贡献者在这方面起到了把多方面的内容汇集起来，试图反映或者投射公共意见轮廓的作用，应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草根民众的意见跟我们在座或者没有在座的精英阶层的体会方式还有很大的差异。真正把民意的其它方面的意见反映出来，构成一个完整、准确的公共意见途径，还需要很长的路走。这不仅仅是《南风窗》的使命，也是零点的使命，也是在座很多公共媒体的使命。 谢谢大家，也祝福《南风窗》的成长。

　　主持人：谢谢袁岳先生，《南风窗》的成长就像潘局长说的如果可持续发展一定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我们杂志也和企业界和市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下面有请凌视广告公司王悦女士讲话。

　　王悦：凌视传媒是《南风窗》广告的全权代理公司，同时我们也是中国最大的纸媒体代理公司之一，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分享《南风窗》在过去20年的成就和成绩。

　　王悦：我们多一些机会比其它读者或者外围看《南风窗》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工作过程里面和《南风窗》无论是社领导还是下面的记者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他们对自身的勇敢改变和提升，对整个中国民生、经济、政治甚至一些重大事件改变的勇敢的记录，还有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无私关注都是非常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是看到《南风窗》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杂志。

　　王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凌视有机会与全国最大的新闻媒体，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合作，我们非常荣幸。我们今天看《南风窗》的时候，还是站在20年的结点上，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积淀，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深刻体会到，对于有生命力的媒体，我们相信对于它来讲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起点。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特别愿意能够和《南风窗》一起在媒体经营的探索和实践当中有更进一步的开发和了解，并且能够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把我们这个媒体经营的实践和能力提升。在此我代表凌视传媒董事长以及全体同事希望《南风窗》明天会更好。

　　王悦：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媒体的各位朋友，中宣部的各位领导、新闻出版署的各位领导，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更加深入更加愉快， 谢谢大家。

　　主持人：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在这里准备了简单的餐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祝愿大家胃口好，同时也在下面有更加深入的交流。首先我们让陈中先生为大家致祝酒辞。

　　陈中：下午还有一个研讨会，很多在座的嘉宾都准备发言，我们还是先把肚子填饱，下午的研讨会我们再继续开。《南风窗》20周年我还是一句话，对大家的关爱和支持，对于今天光临我们酒会的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陈中：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祝《南风窗》在今后的道路健康成长，祝各位嘉宾无论是在工作、学习、生活、身体各方面都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研讨会

　　陈中：现在会议开始。 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传媒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传媒的定位和属性有过很多不同的争论，但是没有一个始终很清晰、很明确的说法。回顾10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100年前的《警世钟》《新青年》，传媒功能突出体现在传播新思想和民众启蒙上，到了革命战争时期，更多强调的传娉功能是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武器，建国初期，传媒成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捷报频传”的鼓动家，在“文革”等政冶运动时期，传媒功能更多的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今天，我们通常从市场的角度看，传媒是一个信息总汇，是一个平台。而从某些社会的一些功能上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业内，强调的更多的是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这一次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我们做了一些反思，特别是从我们《南风窗》20年的办刊实践来看，我们认为传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一个桥梁的功能，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

　　陈中：《南风窗》1985年4月创刊。20年前，《南风窗》诞生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改革开放正在探索中启步前行之际，当时，一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体尚未改革，大部分报刊仍处于“板着脸孔的文件式报道”，另一方面，地摊式文学的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泛滥，到处是“拳头加枕头”。《南风窗》以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环境优势，现念更新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被读者称之为“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带来一股新闻改革的清新之风”。创刊伊始，《南风窗》就提出了“四新四桥”的办刊理念，“四新”是指“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观念、新趋势、新潮流”，“四桥”是指政治与经济、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几代人之间的桥梁。

　　陈中：《南风窗》当时推出的“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的活动，让市民为市长提建议，被国际传媒誉为“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先声”。《南风窗》也迅速成为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刊林奇葩”。从现代传媒的语境去理解这个20年前《南风窗》所提出的“桥梁”作用，它更接近“建设性”一词，或者说试图建立一种沟通对话制度，让社会各个阶层能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去。良好的沟通是真正解决存在问题的良方。一些问题及冲突的恶化也许仅仅在于缺乏良好的沟通。发现了问题，不是恶意炒作和渲染，而是应该尽量帮助有关各方信息互通，减少因信息不畅造成的误解，化解由此产生的困境。这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与方向。

　　陈中：20年来，这种“建设性”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一直体现在《南风窗》的具体办刊方针中。即使从今天办刊的角度来看，《南风窗》20年前的这种经验依然具有生命力。建设和谐社会更需要这种沟通和桥梁。20年来《南风窗》稳健而不激进地深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是因为《南风窗》这种建设性的力量更契合中国社会前行的脉搏。

　　陈中：我们觉得建设性的初衷和沟通桥梁是今天在传媒功能上面的一个定位、一个认识，因为在一些媒体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现在有些媒体也存在一些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擦边球”或失分寸的、甚至是恶性炒作性的现象。

　　陈 中：要做能够影响主流社会的新闻，自己首先就要做主流社会的人，而且要比被影响人群有更成熟的思想，要有建设性、前瞻性，更要有分寸感。这是杂志对采编人员的要求。

　　陈中：《南风窗》在沟通和桥梁功能上的经验，强调新闻采编工作要实事求是和掌握分寸：一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科学数据和第一手材料，决不人云亦云；二是正视群众的阅读习惯、文化水平和接受心理；三是明确杂志的目标是促进谅解和团结，促成问题的解决、合作的成功，而不是激化矛盾，导致纷争，引起对立；四是加强分寸感，要把握好“适度”。《南风窗》的作者大部分是主流社会精英。在一些选题上，《南风窗》主动组织专家、学者写稿，采访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者、政府智囊班子和顾问，《南风窗》为他们提供互动平台，主流话题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展开，这也得到了主流社会、甚至高层领导的认同。

　　陈 中：任何一个编辑都有自身局限性，而杂志应该是有整体认同感的，这需要编辑逐步成熟。同时，“社会公认”也是动态的，办杂志要有历史眼光。“知与行”，知是理性，但道理可能是对的，但明天的话放在今天说是不对的，行则是务实的新闻操作。“知与行”也是随着社会发展、编辑认识能力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在新闻业务的操作上面，《南风窗》一直比较强调适度、分寸和社会效益，《南风窗》在建设性和“桥梁”作用的意识是很强的，所以每次出现了偏差能够及时做出纠正、做了调整，这是《南风窗》能够在20年来基本健康的办刊体会，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同时也是扣着今天研讨的这个题目，我想先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发言。相信更多的专家、学者、同行在这方面感觉会比我更深刻、更有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董郁玉：先说对《南风窗》的祝贺，《南风窗》从八十年代一创刊的时候，我就是读者。另外，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南风窗》跟我们的联系还比较紧。今天我回想起来《南风窗》这几个字，那个时候就特别有吸引力。今天讲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首先讲传媒功能，我们这个传媒功能有一个问题，中国的传媒功能是中国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还是说传媒有一种普遍的共性在里边，如果普遍共性跟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对传媒的利用，主管机关对传媒的管理有没有什么冲突，我刚才听陈社长讲了几句，分寸感，适度、稳健、不激进，我觉得翻译成一句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果你没有分寸感，没有适度，首先你生存层面就会有问题，这由此就引出中国传媒功能就有中国比较特殊的地方，如果你在其他的社会环境下传媒能不能成长，取决于读者、取决于市场，但是在中国不行，所以最近这两年我看也新创刊了不少杂志，有的刚创刊的时候来势比较猛，但是一年以后也都比较平，也可能是他们感受到了分寸、适度的压力，到底是传媒发挥什么功能，对社会最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这个跟生存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从我这个感觉来看，特别是从去年来讲，我感受最深的，现在的这种主管机关对新闻界的管理，已经影响到整个新闻界从业人员的状态，大家平时想的，首先日常工作当中也不会考虑这么多哲学问题，这个有没有利用建设什么社会，首先想能不能发稿的标准不是说对社会有没有利，而是是不是所谓的适度，有没有分寸，说到底就是能不能生存，别给自己所在的媒体惹麻烦，而且现在媒体人的精神状态，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我相信他们都是这种状态，这是首先要考虑的。而且现在管理已经具体到了做文章的题目，管得很具体的这种东西，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所干的工作内容，你所受到的同时又有来自市场大家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因为第一要生存，但是现在生存和以前又不一样，现在又有市场，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上午有人说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我觉得现在主流和非主流正在发生一种转换，而且已经开始定型，大家看看原来我们所认为的主流媒体，所谓代表官方的这些媒介，他们所说的一些话题，我看已经开始边缘化，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首先不是社会关注的问题，我看到跟南方报业集团办的《新京报》，我看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重大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看不见，你仍然作为一种主流媒体的化，将来会产生一种主流媒体和主流话题的分裂。这个是不会是造成一种分裂，这种分裂如果再发展的话，会在潜意识当中也好，在民众的话语也好，也会造成一种分裂。 另外，来自市场的压力，比如说新闻的主观极端代表不了市场，解决不了市场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说发行的问题，但是发行来自市场方面是一种压力，主管机关是决定你生死的，这个时候传媒功能我觉得已经异化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有很多媒体他们主要的收入来自这一块，如果没有这个，报纸很难生存下去。

　　董郁玉：另外，比如说去年说几大报，人民、光明和经济形象广告这块给取消了，给一些补贴，但是补贴的这一部分从经济上来讲仍然没有补上形象广告这一块，另外关键造成了经济上的影响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存是市场都是很脆弱的，所以在现代这种条件下，怎么样把主流的媒体和主流的话语统一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此外，主流话语统一起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说的管理语言，怎么样入脑、入耳，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是白搭的，因为现在毕竟有市场大家可以选择。今天我主要是带了一些问题想听一听大家对现在传媒的功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谢谢大家！

　　杨继绳：传媒是开放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没有传媒。前几年，在三年以前连传播学这个词都不能说，在封闭社会没有传媒，传媒是开放社会的产物，这是开放社会的条件之一。

　　杨继绳：在封闭社会老百姓认为愚昧政策是最安全、最和谐、最稳定的，开放社会是信息共享的社会，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达到和谐、达到共识。

　　张剑荆：《南风窗》现在办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杂志办得非常好，另外结合研讨会的题目我想讲一些看法。讲讲新闻的正义问题，因为现在和谐社会是今年提出很强势的一个口号，尤其两会刚结束，两会的代表很多都讲和谐社会，几乎所有的代表只要是公开的都要讲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强势的话语，和谐社会的真正对象当然是不和谐。

　　张剑荆：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和谐的征兆，可以说是暗潮涌动，比如说上访、社会矛盾很突出，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和谐社会的概念的提出有很多问题，现在大家逐渐的经过讨论还有很多研究，大家逐渐达到了共识，不和谐出现了根本原因是不平等，比如说煤矿事件的发生，煤矿事件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与矿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关系，农民的收入低，一个是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证。

　　张剑荆：另外，农民进城务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是不平等的。现在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于土地，而是来自于进城，打工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后，收入就得不到提高，所以分析到很多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权利的问题，所以和谐社会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围绕权利的本位的改革是一个反向，和谐社会需要仔细辨别，两种含义，一个是与改革联在一块，要建立和谐社会，要搞改变，改革就需要公民权利的改革。

　　张剑荆：还有一种和谐社会，使那些不和谐的现象不出现就是和谐了，这是另外一种和谐社会，我觉得第二种和谐社会是需要我们克服的，传媒需要站在改革的立场上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不是说没有去上访了，把这个压下来就是和谐，中国20几年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变化，在很多领域都形成了既得利益，在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变动的情况下形成和谐社会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必须要让步、要谈判、要沟通、要跟别人共同分享。最强大的口号就是共同分享，我们看今年的两会就是共同分享，这是我想对和谐社会的一个看法。

　　张剑荆：另外，这里边又涉及到一个新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不和谐的是通过很多行为体现的，比如上访，但是很多是通过媒体表现的，这就涉及到新闻的正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所谓的权利，以前公民权利不太对等，这里面包含基本的人权的问题，就是知情权和表达权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公民待遇这么低？就是因为表达权得不到保障，没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声音和渠道，当然也没有组织。

　　张剑荆：最近有一些可喜的现象，成立工会或者农会希望取得进展，这些表达权和知情权，这是新闻正义的和谐内容，新闻必须保证来提供这两个方面的权利，由于新闻权利的缺位，现在很多问题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解决，因为正义的缺位是造成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张剑荆：从新闻正义的角度讲，我觉得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究竟保障了这些权利是不是社会更乱，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担心，如果表达权有了、知情权有了是不是乱了呢？不是这样的，我最近看了一个书，叫惠尼诉嘉州政府案，惠尼支持美国的共产党，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成立了共产工人党，这就是要推动工人的权益，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工人权益得不到保证，各方面斗争很尖锐的，这个出身名门的惠尼就加入了这个党，被他们判了14年，说危害社会治安，然后她就上诉，布兰迪斯说了一个说明，说工人的权益保障是不会造成社会动乱的，说明了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说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这是著名的案例。

　　张剑荆：为什么讲这个案例？与中国的现状有关系，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就出现在资本和劳动的权利不对称，资本很强大，各个地方都把资本看作是最大的神，但是对劳动权利并不对称，因此从新闻的角度讲，新闻如果正义需要站在劳动这方面，替劳动者说话。目前新闻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现在媒体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媒体把自己定位的时候就说要定位为精英，这样就造成很多结果，在权利方面比较弱势的群体需要花很大的成本和代价。那些权势想接近媒体很容易，而那些权益想得到保障的，比如农民、工人，他们想利用媒体，成本很高。

　　张剑荆：我做媒体的经常有这种感受，早上一起来，门卫就打电话，说有人来找你，上访的，他们把媒体作为解决问题，作为一个裁判所，作为像政府一样的东西，但是媒体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在无助的情况下找到媒体了，经常有满头白发的老头为了自己的房屋他们来，他们没有钱，如果有钱就可以做宣传了，这样媒体在经营化的情况下造成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联系到和谐社会我觉得是起到了强化不和谐而不是和谐，不和谐是知道的，相当多经营化的媒体我觉得面临的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为自己化装，老是为自己辩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很多记者写稿子都是站在既得利益上的，所以就是因为价格问题，如果出钱少当然买不了，就是价格的问题，目前媒体在涉及到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我觉得媒体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可以包含三个方面：

　　张剑荆：首先，要推动改革。第一和谐社会不是既得利益者理解的和谐社会，还是要扮演一个改革推动的作用，而这种改革就是以公民权益为宗旨和本位的改变。

　　张剑荆：第二，媒体还是要主持正义，能够避免过于经营化的倾向。著名的美国的报纸人讲过，他说我办的报纸是让大众来看的，而不是小众来看的，就好像更多的认不是办给政府官员和法官们看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媒体要面向更广大的人群，使广大人群不至于因为接近不了媒体，付不出这个成本接近媒体而造成了权利的分割，造成了媒体成了社会不和谐的强化者，而不是弥合者。现在媒体自身改革的任务我觉得非常重要，现在形成一个思维方式，一说什么问题就是别人的问题，一说媒体做得不好都怪别人，媒体首先要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我看北京的一些报纸，在他们的那些报纸上根本看不到有弱势群体和民工的存在，好象社会都是和谐的，这个说明什么？媒体可能需要面临改革，就是在大的变动的时代，我觉得需要一个公民权利，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定位自己，能够做一个担当者，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健康、和谐的发展。

　　邵道生：在当前舆论控制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做了这么一个开场白可以理解。什么分寸、度啊，但是如果真的按照你的意见办，《南风窗》的经济状态达不到，《南风窗》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按照你刚才的观点，那只能够做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达不到最有影响力的。

　　邵道生：为什么呢？如果把传媒功能和和谐社会一还原，就变成传媒功能怎么更好的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现在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和谐社会，所以一还原就变成这样的了。

　　邵道生：当前党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你的定位是在一定的适度、一定的分寸、一定的度的话，你对和谐社会怎么样做我感到有难度，相当大的难度，为什么？按照我做学问来搞，主要有三层，当前之所以社会产生这样不和谐的情况原因非常大，就有一个表现的规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意思，什么原因？第三层，怎么解决？无非就是这样的。现在看起来中国这个社会目前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是故意掩饰，本身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蛮多的。怎么说？我自己的两个数字，两个数字加起来七千万，他们都在求生存的情况下，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解决不了，我们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得了，现在我感觉到中央还是很清醒的，现在的的确确是有矛盾。

　　邵道生：我们过去这个社会应该承认之所以让矛盾体现得那么厉害，出了偏差了，我们作为一个传媒的功能就应该好好的帮助我们这个社会，好好地帮助我们这个党去分析分析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整个社会的舆论前几年一片大好形势下掩盖了很多很多的矛盾，不让弱势群体说话、不让正义说话、不让公平说话，所以矛盾越积累越多。

　　邵道生：我在人民网有一个专栏，我写了不少的文章，我是深刻地感觉到现在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更加要理性的看待我们社会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好好反思我们的社会改革或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现在我们一提问题一些主流搞意识形态的，你一说问题，你这是否定党和国家取得的成果，你一说什么问题，你就是在蛊惑人心，不是执行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就是不让你很好的反思。

　　邵道生：而事实上，《南风窗》，因为你们每期都寄给我了，我看了，的的确确是在很好的反思，以前做得很不错，在我看的杂志里面是做得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方面反思我们增加一点分量。《南风窗》为什么叫南风窗？南边刮过来的风是改革之风，按照我的观点，这个杂志的名字取得相当不错的。我感觉到我不太同意陈社长开场白讲的，你讲适度、分寸、度，这个不好，把握几个字本身有一个度的问题。分寸问题不要过于保守，改革是今天的东西，我们更加要注重传媒功能，我们是传媒功能而不仅仅是要和谐，而是要帮助整个社会化解产生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去分析，用学者的优势去分析现在社会产生的原因，找出一些措施出来，所以我借陈社长的一句话开场白做不同的讨论。

　　牛文文：今天这个主题，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社会，前面很多老师讲了很多内容，我坐不住，本身是报道企业的，显然就是权贵化和精英化。

　　牛文文：前几年参加活动有一个讲话，当时我就是坐不住，这么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那么可怕的，我觉得我有一个观点，传媒的确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多元社会的产物，既然是多元社会有不同的利益阶层、有不同的社会团体，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杂志或者一个媒体是涵盖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人、各个阶层人的各种阅读需求的，这个挺难的。

　　牛文文：搜狐网就算很厉害了，但是我看他也还是代表不了所有的。我们按照不同的需求分类，有很多阶层，每个阶层代表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我们就成为各阶层意义的表达，我们农民和工人不能打架，我们农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可以打，这样打总比真的打起来好，我觉得这个时刻代表一个阶层也不觉得有太多的耻辱，就觉得总要有一个代表，我也希望有其他的阶层有其他的代表，大家一起把意见表达出来。现在社会比较麻烦的是，弱势群体没有表达的机会，表达的成本太高，这是政府的问题，本来人民日报就应该表达人民的生活，最弱势群体的声音，所有公款办的报纸和财政办的报纸，都是应该是代表人民的，如果政府不承担这个功能让我们这样的媒体承担这个功能太可怕了，政府本来收了税就应该做这个事情。

　　牛文文：我想越是弱势群体的媒体越应该是政府支持，有一种公益的效益在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如果完全说我是社会的话，除非有财政的支持，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你天天为公益呼唤，但是需要公益的人不买你的报纸，你活不下去。

　　牛文文：我知道经济时报曾经做过一个报告，北京出租车的，引起很大的轰动，出租车司机很高兴买这个报纸，但是第二天不买了，总的来说出租车司机不是他的读者，他不能维护和他不相符的人群的正义，当然我们做媒体有一个，从读者到广告客户、到报道对象，三个不统一。办媒体，第一，要对你的读者服务，要对你的读者忠诚。你把他卖给小部分人，他的故事不需要你报。广告客户是你的读者，你不需要为广告客户做什么东西，我们十大广告客户不是我们的报道对象，我们的十大广告客户都是跨国公司，实际上我们是反跨国公司的媒体，利益冲突就相对好一点。

　　牛文文：我还想说两句，我们代表的企业家阶层最近对和谐社会有一些反思，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小沙龙，今年谈了和谐社会，我们大学的孙教授，他把大家都震撼了，这批企业家和商人在一起，平常谈的都是投资、发展、管理这样的问题，孙教授上来就讲中国社会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丁字形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极其危险的，对于消费人群也是危险的，很容易形成从高端到低端的商品没有过渡，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讲完以后所有的参会企业家，基本围绕他的话题展开讨论。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少，而且企业家阶层和社会学家和其他的学家沟通就少，他只关注他自己关心的问题，社会学家能给这些人一个感觉，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特别好。

　　牛文文：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报道，我们做的时候觉得很好，后来何先生在美国给我写一个帖子，说你的拉美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的是说中国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慢慢失去对中国经营的主导权，慢慢变成跨国公司的加工厂，一旦当劳动成本上来之后马上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最后导致你像拉美一样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我们是这么想的，当时也是这么写的，但是何先生告诉我说，真正的拉美化是两极分化、真正的拉美化是城乡矛盾，这是最主要的拉美化。

　　牛文文：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拉美化，其实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怎么看待我们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一些好处，所谓的先富起来和后富起来，所谓的社会和谐，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感觉中国企业界对和谐社会的贡献有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大家只看到我多交一些税，我多创造一些就业，我对整个发展，GDP贡献多一点儿，我觉得现在很大的问题，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本土企业的发展模式是违反和谐社会的取向的。

　　牛文文：中国企业我有一个比喻，有点像渔夫打鱼的鱼鹰，中国很多企业是跨国资本的鱼鹰，有大量的资本，这个资本没有对社会有回报，跟本土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制造极其低廉的消费品向全世界倾向，这种企业方式给本土社会没留下任何涵养，一般企业应该是一个树，这个树除了创造利润之外，给扎根的社会会留下一些养分。

　　牛文文：但是中国的本土企业大量的加工企业都是这样的企业，资本是跨国的或者是国有的，不需要有特别好的企业各种角色的社会和谐，另外是非常喜欢用大规模的采购、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价格战，搞成一个血汗工厂。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对本土资源是掠夺、对本土的回报是很小的。中国这样的企业到国际上发展就会导致反倾销，就导致蝗虫效应。

　　牛文文：李嘉诚去年4月份也讲，他说中国企业的发展不能再走下去了，你不到市场上去看价值链，你永远是为人家渠道打工，用人家的钱给别人生产，给欧美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商业模式，二十年形成的企业逻辑、企业哲学，我觉得就是鱼鹰哲学，也是蝗虫哲学，这种哲学是最不负责任，对和谐社会最没有好处，如果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如果看到这种发展局限和伤害，能够在后二十年的发展中间，能够在价值链上往上爬升，不要做血汗工厂，不要做鱼鹰，我觉得我们这个杂志就为中国和谐社会做一点回报。

　　袁岳：我觉得媒体对于和谐社会的五个功能，首先讲我们现在是不和谐的社会，所以媒体的基本功能是表达不和谐，不和谐者有一个好的沟通平台，从而把和谐社会作为共同的目标。所以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未来时，或者叫做现在进行时，而不要变成现在是和谐社会一定搞成像文化大革命粉饰态度，这个是反动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我觉得产生五个功能。

　　袁岳：第一，媒体很重要的是表达特定社会群体的动态名义。我非常同意刚才他说的意见，这里面两个概念，没有一个媒体能够通吃所有，媒体简单说就是传播产品，就是一种产品，市场上任何一种要做所有的不能做好，就像一个男人要讨所有女人喜欢就麻烦了。像他们就反映他们的利益，包括引导他们的想法。对于《南风窗》来说，你可以做一个拼盘，但是不同的媒体不能比较清晰地说你代表哪个群体的利益。

　　袁岳：另外，不是说今天能代表明天还代表的。国民党在历史上就出现好几次，不同的时期代表人都不一样，媒体也一样，为什么？因为社会群体是不断变化，因为现在社会发展非常快，社会群体不想发展都不行，因为受的刺激太多，不自觉的都发生变化，第二天一看可能就不是你了，因为昨天受的刺激太多，当天做的梦都不一样，所以执政党都要有危机感，一个企业要有危机感，一个媒体要有危机感，你不能跟他同步就会被抛弃。媒体不能同步，那社会群体的信息就是歪曲的，人家根据你的信息再做决策就是错的，这样就变成错中错，都不知道错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岳：第二，我觉得媒体要理所当然的成为利益的表达者，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很有意思，很多经济学家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实这个代言人本来一点不可耻的，尤其你代言得好人家都认你是我的代言人，如果你没代表，但是客观上代表了，人家精神上说你是领袖，这是很好的。人家说当代言人是可耻的，所有人都说我是公共的，公共就是谁也不代表，但是谁说的话我都能代表他们说话，第一是伪公共，第二是反公共。

　　袁岳：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代言人就可以检验，因为这个群体说，你说的话不是我们要的，他是有检验的，一个人要谁也不代言就不负责任，当然有些媒体是非常明确的，是某些群众的利益代言人。但是也有一些群体，你可能是若干个群体的代表人，我把代表利益的学者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我要能像法官一样要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反映。我想叫做公开、明确的利益表达平台。

　　袁岳：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用嘴巴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就能够用文的方法解决，而不是用武的方法解决，这就是和谐社会的解决方面。

　　袁岳：第三，要有多面的立场观。世界上人文科学的事情是没有对和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说？是对我有好处所以我这么说，或者我的水平就这么高我只知道这个道理我就这么说，你是学法律的我就这么说，经济学就不一样，他一定是拿一个东西，等值跟我交换，所以这些东西就会使得我们表达一个问题，其实立场的前提是每个立场都跟针尖那么大，但是因为你只懂这么多所以你认为就是这么多。

　　袁岳：谁的声音大、权利大，立场就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媒体是多元的立场观，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了解这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没有绝对真理观，在媒体表达中间是非绝对性的。非绝对导致我认为这个和谐的前提，老公和老婆有对和错吗？老公天天干得很辛苦，老婆说不行，你没念《三字经》，老公说我那么辛苦了，你还这样。有人来拉架，说没有道理啊。

　　袁岳：我以前做离婚例子就知道，你讲道理就讲到离婚，不讲道理就和谐，就是活稀泥，大家在情感上接受，就是和谐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多元立场观上。

　　袁岳：第四，推动沟通。所谓推动沟通的意思是，对一个问题、一个事实的表述或者一个观点的主张，要有交锋，有辩论，而不要变成某一种极端的关系，我比较同意陈中社长刚刚讲到，我认为分寸是重要的，不过我认为这个分寸不是由我们陈中社长掌握的，也不是由我们哪个领导掌握的，这个分寸是把大家的主张都能够表达出来，只要大家能够说上话，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媒体成为某一种极端观念的代表者，就顺着极端的路子一去不归了，一个沟通的前提是公共的谈判，大家都能够把意见放在一起，大家说我能够有一个对话这样的模式，使得我们有可能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寻求共识。

　　袁岳：第五，我认为是建设性的妥协。社会的安排没有最佳的，只有最被人接受的，没有人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能够接受，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我们其他人看着谁吃亏了，甘愿吃亏也没事，所以我觉得其实和谐社会最靠近一点，我就叫建设性妥协，妥协的前提吃亏也是在这个面上，这回吃亏下回就占点好处，所以这么放大，让人民群众或者利益群体都有一个长期的交易观，不争一朝一夕的，但是大家都有这种勤奋、有这种信用，有亏欠感，所以这样的妥协造成了社会的和谐。

　　袁岳：为了实现这五个功能，在两个方式上面： 第一，深刻道理的通俗表达。《南风窗》做了很好的尝试，包括后面写的专栏都很好，这一点是要坚持的，尤其刚刚说到弱势民众，弱势民众要做30个采访你发现每个人都说不清，但是我们哪个学者总结的道理，你总结完了以后说这我代表你的利益，人家看不懂说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在了解或者用采风的方法，了解普通民众的语言方式、沟通方式，我觉得我们的传播要下很大的功夫。

　　袁岳：现在看网络媒体就形成了网络表达方式，他是一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社会中我们信息数字鸿沟，我们一方面知道，经济收入有巨大的鸿沟，另外社会表达方式有巨大的鸿沟，他们讲不到一起去，我们不讲内容，就是讲讲话方式听不懂，这个差距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媒体要选一个相对的集中群体去代表的原因，你不要一堆语言在一起总有不懂，这就是所谓文字角度所谓的通俗。

　　袁岳：另外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兼顾道理和行动的平衡。有一些是讲道理的，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专栏作家，我认为过去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讲的是乌托邦道理，有的可以讲，听起来很爽，实际上不好。还有，他讲纯粹是比如我们讲的事情，但是他总结的道理我觉得是需要多听一些不同的人对一个问题的道理加以提炼，对我们其他人有启发的作用，所以把道理和行动，因为作为一个正面型的杂志还是蛮重要的，我们和谐社会是建设性的社会，建设本身和行动有密切关联。

　　袁岳：我们现代无论是工商管理还是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现中间，最多的就是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些道理不是他们弄出来的，不知道哪搬来的，所以作为媒体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面临很多普通的实践者，也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把更多的本土的道理、本土的行动，进行反思、总结、提炼，我觉得反过来能够对于我们的公共管理的体系，对于我们组织管理者能够有很好的反思、推动的作用。

　　牛文文：我觉得弱势群体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投票。他看报纸怎么能表达他呢，但是他投票这个权利很大了，只要一投票就好了，让我们媒体建立和谐社会太难了，有一些办法是很简单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用，让我们代表弱势群体真的有点儿不对。南美社会整个向左转，左翼党执政，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这样的，就表明他对以前多少年的发展表达的一个反意见，表达反意见社会慢慢就和谐了，现在让媒体表达弱势群体，因为那么多党、那么多组织，让媒体来表达很难。

　　党国英：这个讨论的主题很有意思，我讲一个故事。咱们北京有一家杂志，这个杂志有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大体上是农民维权如何如何，有一个照片，若干个农民坐在一个地方，整整齐齐的每个人旁边放一个棒子，这一期杂志到安徽就出了一番事情，农民拿着棒子就去了，把乡政府打得一塌糊涂。第二次审判农民的时候我在那儿，所以我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

　　党国英：农民维权北京的杂志，他们发表的照片就是一个棒子，四川的棒棒军他们用的工具，简单说这个杂志不好说复杂的原因，现在这个杂志已经停了，这个事情很容易被有关方面看成传媒建立和谐社会是冲突的，现在杂志已经停了，倒不一定是有关方面让他停的。

　　党国英：这个事情深入分析起来，杂志和媒体有可能被一种组织的力量利用，但是也有可能不被利用，如果是同样的一篇文章、同样的一期杂志，搁在不同的社会，恐怕后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样一些事情，有关方面如果不去深入想的话很容易让这个媒体，尤其是不接受管束的媒体，好像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

　　党国英：这两天因为某个原因我就看给某个写的一封信，写发生在伦敦的一件事，有两个集会，一个是工会组织的集会，另一个集会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些警察雇佣的社会密探、动乱者，他们说我们去游行去，一游几条街道打砸就开始了，最后不可收拾。同是两个集会，结果很不一样。恩格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说法，他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我大体上有这么一个感受，还是我们原来爱说的话，就是组织程度高的这个群体容易被控制，不容易闹乱子，组织程度低的人不容易被控制。

　　党国英：我们要去游行，但是最后发现问题出了以后不容易控制。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是什么意思？看传媒如果看不好很容易抓住某一点，其实社会和谐还是不和谐，我老爱说一句话，和社会的程度很有关系，越是一盘散沙，到了某个时候可能起到点火的作用，这个点火很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杂志，所以江西发生那个事情发了以后往回收杂志，他们害怕。我的意思是，鞭子不要打在媒体上，要找在社会结构上。

　　党国英：当前比较激进的社会革命者好多在英国，而英国偏偏比较安静。而大陆国家反而不安定，这个很有意思，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反省。我个人看法，如果我们社会结构和谐，传媒能够起到帮助提高组织化的作用，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辛鸣：一个传媒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又必须有一个不得不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这两个方面很多时候是冲突和矛盾的。我们传媒必须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不统一起来通常我们就会出很多问题，就会存在刚才我们陈社长说的能否生存和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传媒作为社会主体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传媒在和谐社会应该是什么地位？我个人感觉传媒要有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至少有两条： 第一，就是传播新思想和启蒙功能，实际上这种功能在我们当代社会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应该继续往下发挥，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我们客观上说是一脉相承的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社会状态、社会目标、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么一种社会变化中间，我们转轨也好、转型也好，总而言之就说明这个社会变了，这个社会变了就要有跟这个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以及一整相配合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民众并非因为我们社会状态的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就能跟得上，我们的行为模式就能跟得上。其实在中国社会，社会管理者和社会，都存在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变化而进行思想和一些观念更新的问题。

　　辛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录两句话，尽管我们可能做得不太多，但是实事求是讲，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我们也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来说，多少年习惯这种社会管理理念、社会管理做法，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做得很好，让他们马上来，有一个需要的过程。

　　辛鸣：第二，有一个客观的刚性在媒体背后起作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者是否愿意主动去管，有些时候恐怕我们也寄希望于我们共产党的觉悟和自觉意识，这个确实能看得出来是有这个自觉的意识，但是到具体的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们是否能真正贯彻到这个理念去，我认为不仅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来自自身的，也就是是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得不让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要按照社会进步的要求管理社会，这样才能够和谐，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传媒应该做的。

　　辛鸣：如果说我们中国社会主体，尽管现在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但是我们仔细想中国社会从客观上来说还是两个主体，第一，代表掌握执政权、政党。所以我们往往说党领导之下干什么事情，政府起主导作用推动做什么事情。影响我们中国社会的政府、政党、政治，这就是社会的力量。

　　辛鸣：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在比较封闭的经济下，在信息不畅通的社会中，政府的一元化主导起到社会整齐有序，能把中国11亿人团结跟一个人似的，那种情况下对社会也是相当有利的，如果不是靠高度团结，我们中国社会也发展不下去，但是到了现在开始建立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意味着什么？要求有不同的主体表达意志，我们是企业家主体就要把企业家的声音让其他社会群众所了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各个不同主体的意识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媒体做另外的事情。

　　辛鸣：我们把新闻媒体称之为党的喉舌，这个也没有必要回避，但前提是，媒体拿国家财政养的，就要为公共服务。除了党的喉舌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社会的喉舌、民众的喉舌，我不是说党和社会、民众之间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客观上是不同的主体，我们党可能代表这方面的利益能做得很好，但是这是另外层次的问题。客观社会结构上来说，党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在做好党的喉舌，保证媒体有生存和立足的前提基础之上，媒体就应该更多的去做民众的喉舌，做社会的喉舌，而且也有必要通过这样做过去，让大家看到社会利益推动社会发展。

　　辛鸣：学者可以进行很理性的探讨，但是学者作为思想的深层探讨，可能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是很理性的，但是很理性的东西并不一定在现实社会上确确实实做得到。如何把理论上做得通的在现实中体现，我认为应该交到传媒上去，传媒也有内在的压力和责任做这个事，学者就要从思想层面上解决。这个思想能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这个度应该是传媒来做。

　　辛鸣：我认为传媒还应该做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建设性的初衷和批判性的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构建和谐社会，传媒就要去宣扬大好形势，宣传功能很必要，但是宣传也是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如果通过治病救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做好也不错。

　　辛鸣：批评的行为是建立在建设性的出发点和初衷的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媒体这样去批评了，对管理者有很大的好处，对我们社会也尽了了起码的责任。

　　辛鸣：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媒体承担的功能我认为就是要在社会管理者和社会民众的需求之间表现出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非常重要，这种张力很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表现出来。

　　吴思：传媒与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话题，我想说得具体点儿。就着党国英刚才举的例子说，刚才党国英说安徽的杂志，关于农民减负的中央文件，那个杂志发下去了被当地政府给收了，这是具体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杂志，就是传媒，承载了宣传中央文件的功能，我看到了传媒功能这四个字。农民花了很多钱买了，跑了很远，而且高价，最后让当地政府给收了，我们认为这肯定是不和谐的。

　　吴思：但是前半段我觉得是和谐的，农民掏钱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上面承载了他们需要的观点、政策和信息，买到了这就是和谐，我把这个和谐作为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词，比如说交易均衡，这个东西，一堆大白菜5毛钱一斤我买了，5块钱一斤我不买，过两天烂了我降价，最后大家达到协议，这就是和谐。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杂志印了那么多，农民都买了，满足了双方的需求，我们看到这就是传媒的功能与社会需求、农民的需要达成了一致，在那一点上达到了和谐。

　　吴思：我觉得这个和谐对中央政府来说也对，因为登的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有人免费宣传中央政府的政策，农民又愿意掏钱来买，这是多重的好事，就是和谐加和谐。但是地方政府觉得是添乱，因为不许乱收费的政策弄到农民手里去，他们拿着这个本本不交税，跟我们闹别扭，这不就是找不和谐嘛。

　　吴思：所以和谐社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各个社会集团确实存在着利益冲突，比如说农民和地方政府的收费之间就有利益的冲突，要说这个冲突存在又没有达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交50还是500，没有找到这个标准，农民能接受的就是交80，你非得让我交180，这就是冲突。中央政府文件拿出来就是50，地方政府就不高兴。

　　吴思：在这样真实的厉害关系中，在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之中传媒能起什么作用？是能够使某一方更了解自己的利益边界在哪儿，怎么做更妥当？或者做什么可能成功，做什么可能不成功，这就与实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权利相关的信息有关系，这些信息都是被需求的，如果满足了这个需求，从传媒的功能来讲就已经达到了。

　　吴思：至于传媒的功能实现了，地方政府觉得亏了、不满意，这个传媒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传媒只能说尽我的力量满足读者的需求，把读者要的信息，而且是合法的信息提供给他，这就是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觉得你干扰了他的和谐，他把你收了，地方政府这么做有道理，因为他也的确中央财政拨款，那么多人他得养，费他得收，他也有理，这是难以避免的。 传媒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而且这个信息主要是合法的，这就是媒体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起到的作用。

　　吴思：如果政府发现光靠对信息的控制，或者地方政府也发现靠信息收缴这些文件、收缴这些杂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把这个事情掩盖住，而政府如果正视这个问题，减少各种各样的农业税费，而且创造很多条件让农民进城打工，这样问题就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至少在这个领域就和谐了。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传媒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只要是如实的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就能够起到促进和谐社会，至少是把不和谐的矛盾暴露出来，让人们尽早的合理的解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能够起到的作用。

　　吴思：我也在办杂志，办到一定程度就知道我们的限制在哪儿，比如有些限制是没办法的，读者想要什么，你不一定全满足。政府有种种纪律约束，规定纪律都在这儿，这也是一个限制。 作者的水平也给你杂志有的限制。 这些最基本的约束都在这儿，剩下的就是编辑在里面弄，怎么把分寸拿好，在这个范围之内办的尽量的漂亮，尽量的合乎读者的需求，让人们很轻松的把复杂的事搞明白。

　　吴思：我觉得，在政策规定，种种纪律、规定约束之间，《南风窗》已经走到了这个边上，不能再冒得厉害了，再冒得厉害就有违规的嫌疑了。 在使用挖掘作者资源上，你们也搞得很充分，很多都是高手，文章写得非常漂亮，那都是一流高手，能挖的尽量挖，在这个方面也做得很好。

　　吴思：再往下一步，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比如说，你们再往下冒进，你们改造读者有点浮躁，你们想培养作者，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万一培养好了他又走了，这就不好了。但是在编者的范围内能不能把活干得漂亮点儿，我觉得还有改进。

　　吴思：你们杂志给我的印象，刚刚说了，是在政府和读者的关系之中，你们很尊重政府，但是尽量的更尊重读者，尽量的靠近读者，在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在最有利于读者的方面，同时努力的不犯规，在杂志的风格上，在虚与实之间，《南风窗》在中间点稍微靠虚一点儿。比如在新闻性和话题性之间可能偏于有点儿虚的色彩，看跟谁比了，比如跟《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比，或者跟《财经》比，你们在煽乎性和质朴性方面你们贴近煽乎性，这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你喜欢什么多一点，这个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吴思：但是有一个，如果纯粹从艺术上来看，比如从我的个人偏好来看，我就喜欢更实一点儿，新闻性要强一点儿，当然也要有深度。在新闻上你们没法跟报纸和电视比，在煽乎性和朴实性之间我希望你们朴实点儿，在虚和实之间我希望你们实一点，在话题性和新闻性之间我希望你们新闻性强一点。如果有一些调整，这个杂志可以显得更加厚重，同时仍然很好看。这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感觉这是一个30多岁的，我希望再长10岁，你说30多岁好、40多岁好？30多岁的可能喜欢30多岁的，40多岁的可能喜欢40多岁的，但是40多岁肯定比30多岁更成熟。

　　吴思：“改革开放25年”，标题就是“战略性”怎么怎么样，有几个人懂？可能经济学的都懂，但是普通人不一样，你们读者几个人是经济学家？我觉得话可以说的更加朴实、更加朴素，也就是更少煽乎，实际上你说的话一点儿分量也没降低。同样的杂志，比如选专题、深度报道的内容，如果再实一点儿，再贴近老百姓，我觉得编者可以在自己的约束之下再做调整，在标题上、在选题上，都能够做得精益求精和改进的方面。

　　吴思：要挑点儿毛病，我挑的就是编辑方面仍有改进余地，改进之后能够使这个杂志更加大方、更加朴实，而且更厚重。

　　秦晖：我们办这个杂志强调这个杂志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刚才也有一些专家讲了，我们的社会虽然是正在走向和谐社会，但是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在办杂志的过程中经常也出现很多问题，《南风窗》在20多年的历史当中，比如说有很多有影响的企业的报道，属实不属实的问题也容易产生一些纠纷。

　　秦晖：我觉得司法界在司法领域，尤其是刑事诉讼领域的规定，被告是不负有举证的责任，这个责任是谁告谁负的。这样的司法原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而制定的。如果转化为一个舆论监督的课题，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原则是类似的，但是提法上可能有不同。在舆论监督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有错纠正原则。就是当传媒面对公共性机构或者公共性的个人，这些机构由于具有公共资源，那传媒在报道中如果涉及到他们，应该是被监督者要负无错的责任，也就是说被监督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无错，他就有错，就是说这个举证责任不能倒置。被监督者有无错举证的责任，而传媒不应该负有错举证责任的。这个我觉得是使得传媒能够正常发展，能够履行正常功能很重要的原则。

　　秦晖：如果传媒不负无措举证的责任，或者是有错举证的责任，那传媒应该负什么责任呢？当然报道应该是有依据的，但是我觉得即使有再充分的依据，作为传媒来说不具有法庭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具有判断的依据。所有的传媒报道即使再有依据，他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说到底就与一般的公民或者对公共事物的怀疑权利相同。提到这个怀疑咱们就说了，难道我们能够怀疑人民政府吗？首先我要给大家讲，说有某种权利并不是提倡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婚姻自主权，当然我们也有离婚的权利。这是第一。

　　秦晖：第二，其实我觉得承认怀疑权恰恰是建立信任的前提。信任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信任，比如说上帝，只要信基督教的就信他，这没有什么怀疑不怀疑，的这是一种无疑而信，这种信仰基本上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性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政教分离，像这样的信任范围是比较局限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机构在内，都不能说他是上帝。既然这些人不是上帝，这个信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所谓的持疑而信，就是说允许怀疑，但我解释了这个怀疑，就建立信任了。

　　秦晖：在这种基础上，这样一种人民的所谓知情权，传媒可代表公众怀疑公共人物和公共机构，并有解释这个怀疑、化解这个怀疑的责任，这时就适用刚刚讲的所谓无措举证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一来他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呢？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呢？会不会影响我们各种公共机构行使公共职能呢？

　　秦晖：我们对媒体的定位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媒体发表的言论，哪怕是再没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当成是一种法庭的判断，传媒和法庭是不一样的，传媒再有根据也是怀疑，这种怀疑不应该影响各种公共服务的职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经常谈论舆论影响司法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就应该划清界限，舆论就是舆论，司法就是司法，司法是审判机关，有这个权利，而舆论没有这个权利而仅仅是舆论。

　　秦晖：如果把传媒当做法院当然就应该实行所谓的无错推定或者有错推定，之所以传媒在舆论监督问题上应该有所谓的有错推定，前提就是传媒就是一个怀疑和判断的功能。只要没有正式的审判机关或者判断机关做出结论，一切机构，包括个人，他们正常职能的行使，应该不受干扰。我觉得只有我们把这种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一种行政性的判断权利严格分开来，把所谓有错推定原则和无错推定原则仔细界定开来，我们这个社会从法制的角度、从其他的角度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周汉华：《南风窗》，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不是标签特别明显的杂志，做得是很成功的。作为读者，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杂志很幸运。

　　周汉华：最近在做和信息有关的研究，信息的保护、信息的传播机制。我就想起前天晚上看一个报道，说的是广州的私家侦探非常厉害，私家侦探可以从银行、法院，甚至可以从公安等部门获得信息卖钱，要是能出两千块钱，他们可以提供客户所需要的电话号码，还可以把某些人手机上的短信全部给客户复制出来。另外，现在国际的调查公司做的调查也很厉害，也进入中国市场要提供高端服务，如果跨国公司要雇人的话，国际的高端公司就让调查机构去调查要雇佣人员的相关情况。

　　周汉华：私家侦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信息传播功能，这点上来说显然在现代社会是有价值的，他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甚至和我们的媒体，实际上在信息传播功能上是一样的。

　　周汉华：当然，现实生活中传播信息的时候不是通过非法的途径传播的，法律要管的，你把通话记录、银行存款都弄出来，你首先就是违法的，这当然是另外一方面。但这也提出一个问题，禁止私家侦探吗？我觉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需要私家侦探，实际上他们对于促进信息的流动，对于降低交易的成本，提高交易的安全都是有作用的。这个作用其实也都是传媒的功能，说到底就是信息传播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说，我想应该是信息传播的越多、越快越好。

　　周汉华：第二，媒体还应有一个价值表达的功能。传媒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同于那些商业机构，不同于律师事务所，不同于私家侦探。传媒需要表达自己的独立价值、独立意见，媒体实际上是公众表达自由意见的场所。我想在这个层面上，他和信息传播又有点儿不一样，我觉得传媒主要也就是在一个事实和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值的表达也应是多元的。

　　周汉华：我想传媒应该在这两个功能之间进行协调，纯粹的属于把传媒只是变成一个事实发现的功能，他就会和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想传媒必须有旗帜鲜明的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价值的选择。反过来我觉得也一样，如果仅仅是表达一个价值，比如像大家说的，我贴一个标签，我这个就是这个派或者那个派，或者我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传媒可能很容易会失去信息传播的功能，因为你可能会忽略一些事实性的东西。

　　周汉华：媒体除了价值的表达，还应该强调价值的交流。事实上传媒的出现是多元化的产物，如果你主管部门的东西过强，过于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就会走到一个窄路上去。

　　谈功能可能还要联系到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功能不太一样了，我们讲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传统上定义传媒挺容易界定的，现在就不那么容易界定什么是传媒了，我到美国去跟他们谈，美国就界定不了，因为社会变化到底什么是传媒，已经不一样了。

　　何力：从理论上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传媒的功能，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相互比较的。和谐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和谐？有不同的声音就是和谐，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和谐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乐曲都是一个调显然不是一个优美的乐曲。人也是这样，人长的都不一样，人的十指有长有短。所谓建设社会无非是差差异之间找到均衡的利益机制，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了，这个观点我也是完全赞同的，从理论上并不复杂。

　　何力：我认为传媒的功能能，无非是在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这些差异之间，成为他们达成均衡的其中一个要素，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手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工具，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具、手段，传媒的功能实际上是使他们之间有互相沟通、互相表达，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他们可能诉诸武力。

　　何力：比如讲传媒的功能，刚才这位先生也讲到，在现代社会上确实面临很多变革或者非常严峻的考验。我最近看纽约时报有人撰稿写到，他不知道我们传统的媒体比较好的行为模式这种好的表达方式，能不能最终跨越这种数字时代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还有传统媒体在多种介质中如何呈现，特别是更多的商务模式。那么多的媒体请那么多优秀和不优秀的人才写新闻，我们门户网站在内容的成本上又是很低的，媒体不断的利益输送是不是可持续的呢，结果报纸经营越来越困难，我知道全世界的日报日子都不太好看，像华尔街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不过七八个亿美金，他们可能会被不断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吞食掉，他们无论是报纸、杂志，面对的非常严峻的考验，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思考。

　　何力：从技术角度来说，其实包括我个人的体会。刚才讲所谓传媒的功能也是达到社会均衡或者共同利益表达之间的均衡，在现代社会里可能均衡最重大的两个工具，其实一个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另外一个，就是法制政府。这两样工具一定是所有工具里最主要、最重要的。坦率地讲，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认识这两个工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偏差，包括我们自身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很多不坚定的东西。我发现传媒在市场经济面前很不坚定。我们回过头来想，三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近期内坏处比较大，远期可能好的方面比较大。其实回过头来看，这种说法不太正确，我们看到竞争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促进了繁荣。再比如说讲煤电油运的涨价，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很有本领的，我们可以管住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管不住，我们为什么不能坚定市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最近我看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有位先生又做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到2010年汽车的饱有量会上升很多，说这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思想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就是我们没有充分坚定市场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200年前我们认为树木完蛋我们马上就完蛋了，现在我们认为石油完蛋我们马上就完蛋了，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是最重要的财富，只要有人的智慧存在，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何力：我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当时的美国财长来，跟温家宝总理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美两国是非常有共识的，都认为应该朝着形成汇率机制市场化要素的方向发展，我们主流媒体做的标题是什么，意思是中国又赢了，中国又对美国说不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也是认为汇率形成机制应该是市场化的，只是现在条件不成熟而已。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相信市场规律能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的这样的媒体？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在这方面要冷静，要多下决心，要警惕似是而非的东西。

　　马宇：去年我搞加工贸易调查的时候给我感受非常深，我们从前年开始就有劳工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想，到底怎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事情？当时调查的时候我跑了很多加工贸易企业，欠债在加工贸易企业里存在特别突出。但是最后我调查的结果，劳工荒和劳工权益受不到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就发现各有关方面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

　　马宇：这里面我们觉得媒体在宣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媒体在宣传的时候往往是对这个现象持非常抨击的态度，都是说资本很可恶，把责任都推给资本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相当多的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在劳工权益方面做的比国有企业好，我就觉得很奇怪。资本本来就是独立的，天生的降低成本，或者有剥削劳动者的动力，马克思说的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就不这么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年不能休几天假？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不能拖欠工人工资，为什么到中国敢？媒体我们在这块一方面是选择总体帮人民跑工资，另一方面，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方刚：我结合今天这样一个题目讲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把传媒做好、做大、做成功就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贡献。如果说这个传媒做不大，影响力不够，不够赚钱，你传媒不能生存，这对和谐社会是不利的，所以媒体做好了，就对和谐社会有好处。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渠道，现在形成传播的特性。我体会很深刻，搜狐花了上亿、几亿美金，现在能够做到更快、更广的把信息传播出去，能够做到让更多人参与新闻和讨论中，同时能够提出更多的观点、更多充分的、平衡的、连续的信息，这就利于社会和谐。

　　方刚：网络现在通过网友的个人写作等方式来表达多种观点、多种声音，网络也建立更广的传播，更快的信息到达，建立更多的人民的知情渠道，容纳了更多的观点，受众参与到了意见表达中来，他的成功本身我觉得也是对这个社会和谐的某一种贡献。当然如果来看，哪一天搜狐死掉了，那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损失了。

　　穆军：我相信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定位，至少有商业上的市场群的定位，有的就想愉悦大众，有的就想启发民智。我觉得《南风窗》就是这种启发民智的杂志。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促成共识，然后揭示矛盾，反过来说揭示矛盾也是为解决矛盾。我特别强调共识，觉得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有责任感的人总是希望化解矛盾、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看的是什么？就是原来有矛盾的达成共识了。像《南风窗》这样启发民智的杂志，从社会、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努力促成社会共识，同时揭示矛盾，并为了解决矛盾促成新的共识，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

　　《南风窗》现在资源似乎没有充分使用，我为了做一偏专题文章可能背后的编辑组织了很多讨论，花了很多工夫，印出来以后没事了，我建议，《南风窗》可以考虑在另外一种介质上，比如像互联网的介质上做再次的变现，除了经济还有扩大影响力的作用。因为你的信息，比如我研究的很到位，我的社会责任感很大，我希望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因为我的目标是要促进共识。

　　第二个小的建议，我自己觉得现在平面媒体的杂志，好像给大家留互动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可以推出一个全国记者的信箱，比如我想给你写信就发到的信箱，我今天要给你写信，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写信，这样可以扩大读者群和作者之间的互动。比如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文章，特别多的人鼓励我，或者更多的人骂我，就促使我反思。

　　朱学东：我觉得陈社长刚开始讲的话我是认同的，有几位先生讲的话我不定赞成，我认为媒体首要的功能在于沟通、交流。 第二句话，在关注政经和民生这些主流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表达方式。解决方式和表达方式有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社会现实的表达方式也不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是匹夫之勇。我写过一个小小文章，我说“生于梦想，死与浮躁和冒进”，我们很多媒体，年轻媒体都有这样的情况。

　　第三句话，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媒体本身的责任。以前我们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南风窗》本身就是大家庭，如果我们都不现实，去冒进，这样走，对不起我们《南风窗》的出资人，对不起《南风窗》全体同仁，对不起广告者，对不起所有的读者。

　　《南风窗》走了20年，在世界上生存了20年，我们在中国算算在市场上生存20年的不多，为什么不多？这是现实，你要理解这个现实，不仅要在社会上生存，还要在市场上生存。我们的企业走20年也不容易。我跟陈社长聊天的时候说，过去的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但是过去不代表现在。我的下属采访过《南风窗》的人，讲了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句话，长线新闻做的非常好。第二句话，新闻思想性。第三句话，在不给增长添乱的情况下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探讨问题的解决。我觉得也代表我的心声，我希望《南风窗》越来越好。

　　陈中：在座的很多老师、很多专家都对这个研讨课题谈了很多想法、很好的观点，我和石署长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石署长也非常重视，这个题目确实是我们当下应该探讨的题目。我来小结一下， 我觉得今天大家围绕主题有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这是我们社会最基本的课题。 第二，我还听了很多人提的一个是主流社会，一个是底层关怀，当然也有政府和民众中间媒体作用。在这个里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媒体应该在社会进步，在当下所站的历史阶段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功能？为什么我说陈独秀《新青年》是启蒙和传播新思想？因为是那一个历史阶段。传媒功能是普世标准的还是中国特色的？我觉得最务实的应该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来研究，是不能离开现实的历史阶段的。

　　大清帝国的时候、革命战争的时候和建国初期的时候直到现在，传媒功能特点都不同，只有当下的历史阶段才提出和谐社会，而不是、也不可能在50年前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谈这个题目。我觉得“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这个课题不仅是政府、不仅是业内、不仅是社会，都应该思考和研讨的。我们开研讨会真的是抛砖引玉，这次确实大家围绕这个题目谈了很多好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大收获。

　　陈中：另外，我们很多在传媒功能上特别突出的强调是责任、理念、道德、良知、正义还有桥梁，这关键是不是建设性的初衷，这个初衷和理念上的怎么结合？当然有一些媒体是为了获利我要市场上的，我不要传媒的公德，那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作为严肃的主流的传媒，我们是正面建设性的，实际操作上，责任、理念和良知与建设性的初衷是否一致，我们往往要警惕的可能有两个方面： 第一，避免一种偏激，比如说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以“吸引眼球”的这种，就是有点偏颇的情绪化的失分寸，可能有时候会产生这种偏差。第二，过分商业化会产生对媒体的侵蚀。我们常常自己在理性、理想和饭碗、市场上徘迥，我们自己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像我们在座的都是搞媒体的，就知道我们自己的宗旨、定位、理念、责任在市场的压力下很可能产生的异化，我觉得更成熟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不能回避的，而且这个课题确实就摆在面前，是怎么处理好的问题。

　　陈中：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主管部门，实际上对媒体的发展包括管理，也都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按照十六大的报告精神，要文化产业化，文化体制要改革，要创新，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很艰难的探索，这个我觉得是和社会的进步和向前的发展是一致的，政府和我们传媒现在所面临的课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个“传媒功能与和谐社会”的研讨会，今天有很多同志都发了言，我觉得很好。但是这个题目我想今天解决不了，还得继续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在办刊和社会发展同步的过程当中，逐步的清晰、完善和成熟。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