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出台与热点案件无关

　　记者：“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接连发生后，刑讯逼供成为关注焦点。四川公检法三机关此时联合下发《意见》规范刑事证据，是否与这两起案件有关？

　　马：肯定地说，不是，但《意见》将严禁刑讯逼供纳入其中进行规范，可以说是未雨绸缪。我们酝酿出台这份《意见》已有一年多时间，河北和湖北这两起案件报道时，《意见》已处于最后签发阶段。

　　记者：初稿由你具体拟定，具体情况怎样？

　　马：去年4月的一次会议决定由省高院牵头起草草案，把公检法三家的共识上升为规范性意见。在有关领导组织、领导、指导下，由我来具体拟定初稿。在总结审判经验、参考法学界的理论成果后，经过潜心研究，总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初稿拟定后，前后大改有十多次，小改数十次。最后提交公检法三家讨论修改，凝集了司法界的集体智慧。严禁逼供保障合法权益

　　记者：《意见》对防止刑讯逼供不惜笔墨，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条款中？为什么把防止刑讯逼供作为刑事证据法律的重中之重？

　　马：在《意见》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都有相关规定，明确指出“严禁刑讯逼供”。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或者采用变相刑讯逼供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都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刑讯逼供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不仅要强调准确打击犯罪，也要强调依法保障人权。有些条款曾争议较大

　　记者：《意见》的很多条款都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制定这些条款时，争议大吗？

　　马：肯定，因为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刑事证据的法律，刑事证据的很多规定都不够明确，法学界争论很多。

　　比如，《意见》第27条明确两种情况：证人庭审前多次证言之间存在重大矛盾，需要查明真伪的；案件事实争议较大，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关键作用的，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又无其他独立来源的证据材料印证的，证人的书面证言不得单独作为定案根据。

　　讨论中有人持反对观点，认为目前并无证人法，刑诉法中也只有“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形并无制约措施，而且证人出庭也涉及到费用。经过充分讨论，大家最后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和真相，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于是有了此规定。四大突破凸显法制进程

　　记者：从全国范围看，《意见》中哪些规定在刑事证据法律方面有重大突破和借鉴价值？

　　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特大案件做DNA鉴定。二是讯问重大案件嫌疑人应使用录音、录像固定取证全过程。三是具体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四是细化证人出庭制度，对某些情况下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作为证据使用。其他还有非法证据排除、传闻证据采证等规则。

　　制度确保无罪推定

　　王琳

　　四川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无疑使正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讨论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在《意见》中有了具体而微的落实措施。

　　诚然，无论“无罪推定”，抑或“疑罪从无”，均非《意见》所首创或首倡，早在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12条就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短短21个字，折射出中国法治之路的艰辛。

　　作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程序上，即在经法院依法最终作出判决确定有罪之前解决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它要求法官进行审理时不带有罪的偏见，而是先把被告人作为无罪的人来看待；在实体上，即在面对疑罪案件时可基于这一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然而于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精神在刑事立法中的贯彻，并不意味着这一为当代各国所普遍遵循的法治理念的实现。若不然，2005年的春天里为媒体所浓墨重彩报道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和“佘祥林杀妻案”就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踵而至———如果说十年前的“青纱帐迷案”在真相尚未彻底澄清之前还依然迷雾重重，佘祥林案中则已经用一出“被害人”奇迹般“复活”的戏剧化过程，狠狠地抽了“无罪推定”一个响亮的耳光!长期潜行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终于如此沉痛地坦现于人们面前：并不是每个司法人员在每个刑事案件中都会当然地模范遵守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相反，“有罪推定”已然成为一种极具惯性的思维，且直至今天仍然禁锢着不少司法人员的头脑。

　　我们常说“人命关天”，足见生命之重要。一个人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若其罪不可赦，则死有应得，必大快人心；若其清白无辜，则死不瞑目，必怨声载道，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正因为此，我们必须让“无罪推定”不仅在刑事立法中得以确认，更应让它在刑事司法中得以践行。基于司法现状，我们承认，若想让司法部门真正接受“无罪推定”原则及其蕴含的刑事法治理念，恐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思想观念转变过程。《意见》恰恰可视为在尽可能缩短这一过程上所作出的一种制度化努力。

　　“无罪推定”既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法治社会里重要的法治理念。我们希望司法部门的这种努力仅仅只是发端，更重要的是，精心勾画的制度若不在执法中严格实施，那么这一转变过程还会被无限期地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