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玛拉?古普他在新德里经营一家癌症病人看护和咨询服务中心。她担心的是，很多病人对自己的治疗几乎没有发言权。

　　“如果病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医生给他们治病的态度，就好像他们基本没有理解能力，甚至没有感觉一样，”她说，“我甚至听到有些青年医生说，在这些人身上做研究太容易了。但如果不把人当人，而只当作研究个案，那么这无异于剥削。”

　　古普他女士对病人的这种担心，可以为一些跨国制药公司在伦理道德提供启示。这些公司希望招募印度病人进行临床试验，以降低药物开发成本。

　　临床试验这一步骤用来检验新药能否获得通过。事实上，它耗时长，成本昂贵，并存在非常棘手的伦理道德问题。大型临床试验往往需要征集成百上千的病人，自愿接受实验性药物的试验，而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尚不得而知。

　　鉴于这些困难，所以对那些专门为制药集团进行临床试验的合同研究组织(CRO)而言，印度就显得极具吸引力，因为印度拥有10多亿人口，疾病不少。

　　用印度人做临床试验，旨在降低新药从发明到上市的时间和成本。这一过程可能耗时达20年，耗资8亿美元。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副主合伙人彼得?普法伊费尔在新德里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说：“在把新药推向市场的过程中，若充分利用印度的各种有利条件，总成本可降低2亿美元。”

　　“很明显，印度为西方制药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印度有很多病人，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而且运作成本较低。”

　　这种情况出现的同时，西方大型制药公司开始考虑将部分研究业务转移到印度。印度的吸引力在于印度有很多科学家，并且正在实施严格的专利保护措施，这些公司恰好在寻求提高研究效果的办法。一些公司管理人员相信，印度在制药领域的表现，可以和它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表现同样出色。

　　印度和美国不同，这里可以为临床试验提供数量庞大的“未经治疗”病人。“未经治疗”是业内的一种说法，指那些未接受过竞争药物试验的人。这种人群的数量如果较大，就有希望更快地征集到病人，并因此加快药物开发的速度。

　　据行业杂志《Centerwatch》统计，在印度，大约3000万人患有心脏病，2500万人患有二型糖尿病，100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这类“富贵病”在印度如此盛行，被看作是对希望检验药物的公司的赏赐，这些公司指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最终使用这些药物。

　　全球最大的合同研究组织美国的Quintiles从1997年起在印度开展业务，迄今已招募过6400名患者，在精神病、传染病和肿瘤等领域进行临床实验。《Centerwatch》估计，在印度设立办事处的CRO，已从2001年的3家增加到目前的12家。

　　新泽西州的CRO

　　Pharmanet在印度开展业务已有约一年。公司业务开发经理迈克?莱恩表示，该国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病人非常尊敬医生。因此，病人在实验中相当配合，这和美国的情形截然相反，在那里，接受实验者经常中途退出，去其他地方求医。

　　印度公司也正试图在合同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印度Max Healthcare集团旗下美国子公司Neeman Medical Internationa的首席执行官凯西?怀特表示，制药公司将业务发包至印度，可节省20%至30%的药物开发成本。

　　节省大部分通过在印度雇佣临床研究员、护士和IT人员来实现，因为他们的薪水不到西方国家相应人员的三分之一。

　　近期医疗研究法规的变更，是促使公司把药物实验转向印度的另一个因素。印度的卫生部门今年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优良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尽管如此，一些业内人士还是发出了警告。泰米尔纳德邦医学院的副教授厄米拉?萨特尔声称，如果患者是文盲，那么他们同意参与药物实验方面就存在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她说自己曾看到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使用影印的同意表，而这些表格与被提议的药物实验无关。

　　美国制药商礼来的临床研究及监管事务副总裁艾伦?韦恩斯坦表示：“不能仅仅因为印度有很多未曾接受治疗的病人，就到印度去。”他说，去那里必须是因为，接受临床实验的病人可能从该药物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