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章原报道
在百年来的历次变迁中,语文教材经历了风吹雨打,是时代最好的风向标
季惠霞是华东师范大学大四的学生,这个学期,已经找好工作的她找了一份家教,辅导一位高一学生的语文。
“现在孩子们用的教材和我用过的很不一样,有些课文,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季惠霞来自内陆省份,她上高中时用的语文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而她辅导的学生是上海曹杨二中的学生,这里的学生用的教材是华东师范大学主持编写的试验本教材。
“泰斯特、黑塞、弗罗姆、伊瓦什凯维奇、蒙田、赵丽宏、刘亮程……他们的文章我大多是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接触的。”季惠霞深有感触地说。
不过,当打电话给家里,她把这些告诉当小学老师的父亲时,父亲笑着对她说,“比起我们,你已经很幸运了。”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诞生以来,如同其他学科一样,“语文”诞生已经101年了。由于与时事的天然亲密性,自诞生起,在百年来的历次变迁中,语文教材经历了风吹雨打,是时代最好的风向标。
1978年以来,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一统天下”,到如今以人教教材为主,各类试验教材“群雄并举”的格局,语文教材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与时代生活贴近更易获学生共鸣
3月21日晚,狼牙山五壮士最后一位幸存者葛振林老人离开了人世。不过,他的去世除了引发人们的哀思,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教材之争。
在此前后,媒体报道了在上海、湖南等地的新版教材中,《狼牙山五壮士》一文被删或被移出课本的消息。该文长期以来都是小学教材的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代又一代孩子童年时的英雄,激发了无数儿童的丰富联想。
就在《狼牙山五壮士》被删的消息传出然后又被否认的同时,刘翔、金庸小说、周杰伦的歌曲纷纷开始进入校园的消息又被炒得沸沸扬扬。
“这本来是专业范畴内讨论的事情,”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所所长邱启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却变成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媒体有点小题大做。”
不过,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了。稍微关注时事的人都记得,有关语文教材内容的争论隔三差五便会登场一次。仅近两年,曾经引发较大范围争议的就有:
《Q版语文》的特立独行;深圳育才中学的《青春读书课》系列读本:收录崔健《一无所有》、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新教材,新课文占54%,特设“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独具广东特色;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作家阿来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成了入选的当代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有一些关于性的描写……
“教材不应该与时代脱节,”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时代毕竟变了,许多与生活脱节的内容很难在实际教学中得到预期的效果,钱甚至爱情……这些与时代生活贴近的东西更容易得到学生的共鸣。”
“比如《荷塘月色》,当初收入课文的时候,曾经删掉一段‘不健康’的内容,”曹杨二中副校长、特级语文教师皋玉蒂说,“其实那只是一段古代的恋歌,表现了一些男女爱慕之情。”
邓志红目前是上海试验学校的一级语文教师,她说了令她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情,在给孩子们讲述《红岩》中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不屈服的情节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问,“竹签扎手不是会很疼吗?为什么不用麻醉药呢?”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江姐、黄继光等英雄虽然曾经激动过他们的父母一辈,但是很难在他们身上引起共鸣,“阶级斗争”、“敌人”等词语,距离他们很远很远。
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从事语文教育已经有38个年头的黄玉峰说,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是总的趋势来说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对于把刘翔奥运夺冠也收入教材,我是反对的,”黄玉峰说,“教材里收录的应该是最能体现真、善、美的东西,而不应该是为了宣传而进行宣传。”
那么,什么是符合这一标准的课文呢,黄玉峰列举了几篇他认为最符合标准的课文:《世界最美的坟墓》、《巴尔扎克之死》、司马迁的文章、归有光的散文、鲁迅的部分文章、安徒生童话。
身为上海高级中学课本(试验本)教材副主编,皋玉蒂特别介绍了高一语文第一学期教材中的《我很重要》,作者毕淑敏。文章前的提示中写道:“人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人们往往忽视个体的价值。文章是个体生命的响亮宣言,它告诉我们:只要努力为光明而奋斗,每一个‘我’都是一道独特的美丽的风景。”
“我很重要——这样的话放在以前是不可能进入课文的。”皋玉蒂说,即便是现在,这篇课文是否收录,在编写组中,也讨论了很长时间。
“我们并不是一味追求新,”皋玉蒂说,“相反,在我们的新教材中,文言文单元所占的分量比以前的教材更重了。”
不仅如此,皋玉蒂还组织学生们背诵古典名篇,《论语》、《逍遥游》、《道德经》……都被列为背诵篇目。“读经”是曹杨二中语文学科的特色内容,曾经被广为报道。
“历史上具有许多能够体现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容,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相反,我们要多收录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民族文化。”皋玉蒂曾经去过台湾省和新加坡等地考察,儒文化在那里的兴盛与巨大影响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语文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对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黄玉峰说。
谁决定孩子应该学什么
“教材的选择权,应该把握在学校和教师手里,”邱启泉说,“然而,在目前,事实上很难办到。在我国教材市场尚未充分成熟和规范的情况下,多数情况下,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选择教材。”
据行内人士介绍,教材的出炉相当严格,虽然原则上来说,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来编选教材,但是过程非常复杂。一般来说,首先,必须在相关部门立项,通过之后,出版社组织编写,然后送上去审查,只有审查合格了才能进入市场流通。在这一过程中,“淘汰率相当高”。
一位参加过教材编写的语文教师告诉记者,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专家成员绝大多数是年长的专家,这些专家的学识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许多具体的方面,由于经历、年龄等原因,“也存在分歧”。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师刘强博士曾经编选过初中语文选本,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旅行没有终点,现代语文的教学改革永远都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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