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媒体报道,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60周年纪念,今天俄罗斯国防部及俄罗斯军事科学院联合召开军事学术代表会议。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马赫姆特在会上谈出了他自己对“伟大卫国战争经验与教训”的看法。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马赫姆特表示:时间越久,伟大卫国战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就表现得越明显。它使许多民族从法西斯分子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它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尽管近年来,这一切被说成是伪造历史的战争。已经听到有这样的说法“苏联加入战争是错误的”,甚至还说“对法西斯入侵的抵抗是徒劳的”,“西方国家占到苏联这一边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总而言之,都是在说,我们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胜利,而是使我们遭受失败的可耻的战争。这说明有这种看法的人忘记了,如果不是我们挽救了国家及其他民族,使他们免遭不幸,那么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受法西斯奴役呢。
在成千上百种类似于《破冰船》这类的书和文章当中,以及在类似于《最后的神话》电影当中所描述的全都是谎言,是对我们战争、统帅以及前线战士的诬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明白,战争的真实结论以及历史逻辑本身必将使这些谎言和诬蔑不攻自破。要知道不可能让法西斯军队的罪行无可指摘,而如果不是我们的统帅、海军将领、前线战士、水兵战士英勇作战的话,那又怎么会取得胜利呢?
尽管,总体来说,我们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获得了应得的胜利并有权以此为豪。毫无疑问,这种胜利是我们人民通过奋不顾身地努力来获得的。我们的人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其中也包括,军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作战部队的全力支持以及前线武器装备、弹药及其他物资的后方保障。
但苏联军事科学及兵法对国家及人民军队的潜力在战场上的发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1941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日子,那时我们痛失主力部队及武器装备,另外,还有1942年我们被迫撤到伏尔加。那段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是绝望的时刻,在克里米亚令人懊恼的溃败。这些事件对于战争的整个进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只得重新装备,重新组成编队。在战场上没有获得更多的成果,特别是各兵种之间的协同侦察当中。但是这些错误我们都顽强地克服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上到最高指挥部、总参谋部,下至各个部队的指挥员以及战士都学习了作战思想并改进了自己的作战技能。
同时,在战争的前半期,我们不仅经历了失败,而且而获取了经验。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及库尔斯克保卫战及其他战役当中则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而在1944-1945年间的白俄罗斯、利沃夫-桑多梅日、维斯瓦-奥德、柏林、满洲里及其他军队的对敌作战当中,苏联军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无论是在短期内冲破敌人的防线,还是加强水上攻势以及包围并消灭敌人大规模的集团军,这都成为兵法的典型范例,虽然在这些战役中所取得的成绩,陆军、海军及后方劳动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恰恰正是这些具有决定性胜利意义的著名进攻战役,现在却被贬低了。
今天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说还有什么战争经验可以借鉴的话,那么让我们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与军事战略有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原则上来讲,政治总是决定军事战略。并且很明显,政治并不是最终目的,政治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形式,应当综合考虑到所有重要因素,其中也包括军事战略的因素,它又是极其重要的。斯大林不尊重这些客观规律、忽略了军事战略因素,所以导致1941年灾难的发生。
在1979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有关向阿富汗派军的问题时,总参谋长奥加科夫鼓足勇气提出了反对意见。安德罗波夫回答到:“我们有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你们就完成好交给你们的军事任务就行了。”很明显,是指1994年的车臣任务。不难判定,从1941年的事件中到底吸取了多少教训以及它对今天到底还有多少影响。而这个结论是明显的:国家有责任为军队的作战创造良好的条件,下达明确的任务。而为了不让战士及军官处于左右不定的状态,以及为了军队在军事冲突及反恐行动区域中的能够坚定意志和信心,应当采取紧急的或军事状态。
其次,有关防御问题。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说明:为了成功地领导战争,需要进攻与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对防御估计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在战争初始阶段就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第一梯队的大多数部队在战争初始阶段通常不能突破防线。但要是他们突破成功地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步兵师装备的反坦克设施比较差,没有抵抗住敌人可能是我军5-6倍火力的火炮、坦克、步兵的攻击。可以通过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得出此结论。众所周知,我们在那里不是被迫,而是提前计划好,打算转入防御,因为我们对敌人具有数量上的优势,我们在150-20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高密度火炮及反坦克装备梯次配置的防御工事。但尽管我们构筑了这么严密的工事,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沃洛涅日前线还是成功地突围了30-35公里,要是没有最高统帅部后备军支援的话,可能还会再向前推进。但直至现在,在我们的军事百科全书中,在一些理论著作中才明确,防御是一种阻碍敌人进攻为目的的作战形式,按照常规,主要应用在敌人兵力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防御主要是用少量的部队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却并没有对此结论给以肯定。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一次防御战役在防御兵力比进攻兵力少得多的情况下取得过成功。在1941-1942年,只是在长期后退成百上千公里以及大批后备部队加入战役之后,才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战役战略范围内,当存在强大火力攻势、高机动部队以及发起空中打击的航空兵时,可以在选定的方向上创造多次的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为了克服敌人的纵深突破,需要足够多的部队。因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吸取这个经验并将其应用到现代条件下的防御当中。
另外,有关在部队指挥方面从战争中吸取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是从指挥部及参谋部角度来谈。我们觉得,在战争后半期,战争老将在作战指挥中比在战后年代更务实更具体。战役作战文献也更准确、更简练。在组织协同作战及战斗保障以及在演习当中完成其他一些实际任务时不要讲太多的理论。不仅是在过去的战争当中,甚至于在阿富汗及车臣战争当中,都不能使用偶尔会在演习或军官在学校的训练课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方法。
因此我们老将再一次劝告你们,首先要以批评地态度来看待指挥部及参谋部现有的战斗准备工作方法并确定与实际战斗条件接近的方法。
对兵法基本原则的理解程度对于指挥行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指,指挥部所做出的决定以及部队的战斗要与具体环境条件保持最大限度地一致。
在今天有人认为,指挥官这样或那样的决定都是符合条令的或军事科学的。但实际上,它应当是符合现实复杂的环境条件的。当茹科夫部队在维斯瓦-奥德战役中取得胜利后,来到彼得哥什边境时,斯大林命令他要继续进攻,而随着部队来到奥得尔河后,他认为部队应当停下进攻的步伐,以保障自己右路的安全以及为新的战役做准备。
茹科夫在柏林战役中,还是决定在没有完全攻破防御之前,采用坦克部队进行作战。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违背了理论,但这是环境条件要求的。
德国在库尔斯克的指挥部好像准备实施侧翼攻击,而实际上,它却对我们部队集团军实施了正面进攻。要是它对克林实施主攻以使我们主要集团军向后方撤退的话,可能就是完全另一种情况了。
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决定并不取决于理论,而来源于对具体情况的分析。理论兵法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死板及公式化。兵法创作和革新的实质就在于指挥官所采取的决定以及对敌作战的独特性与意外性。
最好克服某些战争典范对于我们的影响。正如你们所了解的,在战争后半期,我方拥有战略主动权,但我们只是在经过1.5-2个月的经心准备之后才开始每场进攻战役。那时,不知不觉就形成一种规定,司令及指挥官本人决定一切以及没经他的同意什么都不能做。这在今天,在我们所有指挥工作方法中都有所应用。但现在作战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军事冲突领域内,特别是反恐怖战役当中,不得不准备进行更短期的战斗,甚至是在非常短的期限内。管理科学新成果说明,整个管理系统只有在横向和纵向都发展的情况下,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力。这意味着,为了保持“集中制”及“一长制”原则,必须要确保同时展开一系列能够赋予司令部及各军兵种更大权力的工作。
从军队的作战训练方面来讲,从卫国战争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在于,战争和军事管理的性质极其复杂,要求所有管理部门及军队提前做好准备。在过去我们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学习。在未来,不会总是会出现这种可能的。因此所有管理机构以及国家军事机构的各级组织,应当系统地进行战略战术训练,以确保其能在战时或紧急条件下很好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
为了使管理机构及军队掌握未来战争所需要的战斗技能,需要让演习计划及学习具体的实施都要体现出我们在演习中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高精度武器的使用以及作战的机动性、恐怖行动、基本的信息战和无线电战及其他有关我们通常在课上所讲的。
一般来说,新思想、新军事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及其在现实活动当中的应用主要借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在我们当代,对于领导同志特别重要的,不仅是学习科学,而且还要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多与军事学者交流,不要急于拒绝新思想。总之一句话,我们需要更丰富的军事著作。(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