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2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日趋多极化。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都迎来了新的开放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中日关系已超出两国关系范畴，呈现“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特征，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特别是2001年以来中日在发展战略、地区战略和世界战略上矛盾突出，成为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政治赶超”与“和平发展”的战略对立

　　2001年中国“入世”，迎来历史性新开放，世界投资涌入，经济充满活力，贸易与日俱增。在日本看来，根据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只要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15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达4万亿美元，与当前日本经济规模相当。届时的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的“政经双强”。而战后日本的赶超战略仅仅实现了经济强国梦，其政治、军事严重受制于美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寄居蟹”。“经强政弱”的蹩足大国形象持续60年未改。

　　2001年，日本初步完成经济社会大改革，经济走出泡沫黑洞，步入新扩张期，其国际政治诉求急剧上升，民族主义思潮随之而起，政治大国化步伐加快。为争夺“世界第三极”地位，日本主张放弃在大国制定的框架内执行“外向协调型”外交战略，走注重国家利益的现实的“内向型”外交道路，强调日本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积极扩张性，突出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带有“日本版单边主义”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制定了三项“政治赶超”的基本战略：第一，全速突破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羁绊，修改宪法，完善“战争立法体系”，充实政治军事等外交手段，弥补经济外交单打一的不足；第二，放弃“脱亚入欧”理念，摒弃“惟美是从”原则，迎接世界变化，争夺亚洲盟主地位，奠定全球竞争基地；第三，遏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要在日本实现政治大国之前避免中国经济崛起。

　　日本的“政治赶超”，使我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严重干扰了我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主导东亚”与“平等合作”的战略碰撞

　　在地区战略上，日本将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展开全球大竞争的根据地，也作为避免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防护网。这与中国的平等互利的地区合作战略直接碰撞，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

　　为营建世界第三极地位，日本将主导东亚FTA(双边或地区性经贸合作)战略视为深化日本经济社会改革、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互动机制、维护长期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借美国无暇顾及东亚，连续突破地区要塞，先后与新加坡、菲律宾等签订了“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并积极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整个东盟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全面部署东亚地区化网络，推动“东亚共同体”。

　　日本地区化战略的核心是冲淡中美影响，搞“亚洲日本化”。日本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地位及美国对东亚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力，正将日本置于中美夹缝中，而中美文明对亚洲的影响更使日本文明被边缘化。特别是，2001年后东亚各国在汇兑制度上追随人民币，事实上回归了“钉住美元”制度，断送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推行亚洲货币“跟随日元”的努力成果。对此，日本认为必须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及产业分工体系的“日本化”重建东亚秩序，清除中美影响。显然中国成为日本地区化战略的主要障碍。因此，抑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成为日本落实地区战略的前提。迄今日本极力排斥与我谈判FTA，鼓噪人民币升值，干扰我汇兑制度，抑制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并在台湾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以及远东输油管道问题上与我对抗，主要目的就在于瓦解“中华文明”，避免覆盖“日本文明”，争夺东亚核心地位。

　　争取“天时地利”与“人和”

　　最近日本又恣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并扬言要订立“昭和日”，欲给侵略“平反”，为战争“昭雪”。根据“新历史教科书”，日本的近现代史将被洗刷成一部“和平发展史”。其目的不无要在战后60周年这个划时代历史周期“告别历史，开创未来”的用意，也不排除当权政治家们有急于给后代留下“正统”烙印的意思。

　　民族主义膨胀历来不能替代政治影响力。日本为争取政治大国地位，在2000年前后曾提出了扩张对他国影响力的“软实力”战略。事实上，经过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日本在经济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科技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无论是日本奇迹的经验，还是日本的经营模式，至今仍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所效仿。这都为增强其“软实力”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一种现实的“软实力”。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日本与亚洲各国形成了深厚的依存关系，并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产业网络和流通网络。在地区化大潮下，带有新时代特点的平等互利的东亚经济圈呼之欲出。这是日本与亚洲真诚合作、共对全球竞争的前提，更是日本与亚洲争取双赢的基础，也是在战后一个“甲子周期”的历史关键期“告别历史、共创未来”的“天时地利”。而目前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对亚洲各国的挑衅性行为不仅将弱化这种现实的“软实力”，更将彻底葬送日本的“政治赶超梦”，届时，恐怕很难收场。

　　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矛盾是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的发展中的矛盾。必须看到，随着彼此经贸依存加深、文化交流的深入以及人员往来的增多，中日之间可以建立起符合时代和地缘特点的共同利益，也应该能争取到与当前的“天时地利”相匹配的“人和”。(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