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Ａ型飞机，她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然而，在1955年4月11日当地时间12时25分，在自香港载送中国代表团成员到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克什米尔公主号”走上了不归路……

　　正值万隆会议召开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5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试图通过一件件解密后的中国外交档案，揭开半个世纪前“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神秘面纱。

　　在外交部南配楼七层一间小办公室里，当记者在电脑查询系统里输入“克什米尔公主号”、“万隆会议”等关键字时，工作人员小孟随口说了一句：“最近查询这方面档案的人挺多的。”在选定要查阅的档案后，小孟把记者带到了旁边的一间阅览室里———同样狭小的房间，摆放了9台电脑，却并不显得局促，且很静谧。

　　虽然在此之前记者早已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始末，但当一页页机密级、绝密级急电、特急电、有国家领导人手谕的密函原件和一份份事件调查报告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重现在电脑屏幕前时，记者的期待和好奇霎时被一种敬畏感所取代，继而变得沉重、紧张，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

　　“飞机起飞时载有飞乘组8人（包括作为乘客的维护工程师在内）和从香港往雅加达的乘客11人。”

　　“飞行完全正常，一直到起飞后约5小时的时候，当时飞机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在飞机内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烟雾立即经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随即发现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

　　“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用无线电发出了遇险信号。尽管进行了救火的措施，并将第3号发动机的螺旋桨进行了顺桨，但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致使液力系统失灵，随之电气系统也失灵。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

　　“飞机的右翼尖先冲击到水面，然后，机身前端立即浸入水中。只有三名飞乘组人员在这次失事中幸存。飞机毁坏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谋害目标直指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因为按照原定计划，周总理将乘坐该包机前往雅加达。所幸的是，周总理因为刚做完阑尾手术，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些信息可以从缅甸总理吴努和周总理的来往信件中查阅到，而当时这是属于绝密的，所以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一直以为周总理会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根据解密档案中的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幸存机组人员在回忆飞机坠入大海那一瞬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读到此处，记者的心头不禁为之一震：面临生死关头，中国代表团成员竟如此冷静、镇定，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炳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莱茨：波兰记者。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在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里，记者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1955年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详细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嫌疑犯锁定为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化名周驹），此人被台湾特务以60万港元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

　　警方列举了7条周驹罪证的摘要，认为通过这些间接证据和口供，“已有一个强有力的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控告周驹的案件”。记者看到这7罪证摘要是：1、一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的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域坠毁，11人遇难。2、飞机是因定时炸弹爆炸坠毁的，飞机的机件没有发生故障。3、周驹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为飞机做过清洁，他有机会安装炸弹而不被发现。4、周驹在事件发生后躲藏在民航航班内逃往台北。5、周驹曾被特工以奖金等许诺去破坏一架飞机。6、周驹曾向周瑞维和周仕学等人述说自己安装炸弹以及逃跑的计划。7、飞机失事前到周驹逃往台湾的这段时间，他挥霍着超越自己正常所能获得的金钱。

　　读完这些惊心动魄的档案，一种心犹不甘的劲头蓦然涌上记者心头。毕竟，周驹在此次事件中只不过是台湾当局特务机关收买的一个工具而已，并非幕后的主凶。历史也真让人感到遗憾，周驹及其指使者最终未能被绳之以法，烈士们的英魂至今不能得到慰藉！（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